性别的挣扎
近两年，媒体有关变性手术的报道突然多起来，易性癖病人自残生殖器官的痛苦;医生做变性手术高超的医术;病人术后“皆大欢喜”的结局……一时间，变性这个话题，被媒体炒得很热。
某些人为什么要“变性”?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施行这种手术?这个人群“变”之前和之后的命运如何?他们有没有法律保障的权利?坦率地说，看完这些报道仍使人疑窦丛生。
不久前，我揣着报道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性别重塑外科中心”陈焕然博士的报纸，来到这家医院。在采访中却发现，比起医生的“成就”，病人的无奈、痛苦和尴尬，更值得社会关注。
“记者是医生带来的，我们还要做手术，没有办法”
那天上午，陈博士因为有手术，让我先和病人谈，他先把我带到病房，交待了一下，就要离开。我赶忙随他出来，悄悄问：“我和他们谈，他们不忌讳吧?”“没事，你可以谈，他们很能说的。”说完他匆匆走了。
陈博士曾在电视上公开表白：“我特别愿意与媒体接触，我要争取一切机会，向人们宣传易性癖的知识，因为这些易性癖患者太需要社会的尊重、理解和支持了!”
这时我还不知道，频繁的媒体采访，已经给这些病人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后来他们告诉我：“我们很反感记者，大家都想抛弃过去，以新面目在社会上生活，可现在病房成了记者招待会，有的记者来了就问，你的染色体是男人还是女人?有的记者不经允许，就把镜头对准我们，有的记者长时间呆在病房和病人纠缠，积攒写书的材料，可记者是医生带来的，我们还要做手术，没有办法。”
那天我忐忑地坐在病床上，很久不知从哪儿问起。
我小心地问身边一个年轻人：“你，是做什么手术?做完了吗?”
“我做第一期，来了好几天了。”
“第一期?对不起，能不能冒昧问一下，你现在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
“现在还是女的。”
我又问周围几个：“你们都和她一样?”
大家点头。
“那，谁能告诉我，什么是一期?还有第二期吗?”
“一期就是做上边，二期是下边。”她们回答得很不情愿。
后来我才知道，她们所说的一期和二期，是摘除女性器官，而第三期才是再造男性器官，而她们当中有些人，竟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做第三期，但她们却得到了医院开出的“现为男性器官及第二性征”的诊断证明书，用她们自己的话说，她们是名不副实的“男人”，是两性畸形人。
“你们，都大学毕业?”我又问。
“我不是。”
另一个回答：“我是初中。”
“都经过心理和精神医生治疗了?”
“什么心理医生?我自己看的心理书。”
“来了就可以做吗?”
“不，要经过心理测试，还要公证，有家长签字。”
“什么样的心理测试?”
“到另一个医院，一张卷子，好多题，答得分高才能通过，那小广东才得了50多分，没有通过，不能做。”
“你们谁吃过激素，有过一年的激素治疗?”
几个年轻人瞪着眼互相看看，有些莫名其妙。而实际上，我也不很清楚什么叫激素治疗，我是在按陈博士制订的做变性手术的16个条件来发问的。
陈博士曾对媒体说，变性手术具有不可逆转性，手术切除的都是具有正常功能的器官，而残害器官是犯法的。因此，术前的认定和筛选要相当慎重严格。在陈博士的16条中有这样两条：术前接受心理、精神治疗不少于1年;术前必须有1年以上的激素治疗。
除此之外，陈博士还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做变性手术的人要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他说现在人才市场竞争如此激烈，连“原装货”都找不到工作，就不要讲“改装货”了。因此有媒体说，在陈博士这里，“变性手术考核难于考清华”。
但不知为什么，这几个病人并不具备这16个条件。其中有一位姑娘，在来医院前，还一直以女性身份在社会上生活着，更不符合16条中的第三条，“患者必须以他(她)们选择的性别公开地生活和工作至少3年。”
我很疑惑，这么巨大的改变自身性别的手术，这些看起来只有20出头的年轻人，万一诊断下错了，可怎么办?她们真的了解手术之后将要面对的是什么吗?她们真的相信手术后自己就可以变成异性吗?她们真的有这种思想准备吗?
“你们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我问。
“看报纸上说的，说陈博士手术成功率特高，做完体检都看不出来。”
“那你们见过做完手术后的病人吗?”
“没见过完全做完的。”
“为什么不了解清楚然后再做?怎么能对自己这么不负责任!”我感到震惊。
她们不说话了。
我不知道如果尝试过心理治疗之后，他们还会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由于陈博士下午还有手术，我只好继续等，因此整整一个白天，我一直在病房和这些年轻人在一起，和他们聊天、吃饭，去外面买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