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23日,2012亚洲教育论坛年会在成都召开。在分论坛上,来自一些职业院校的校长和业内学者围绕“职业教育培训如何更加有用”的话题进行了探讨。中国就业促进会副会长陈宇,就职业教育改革话题,在论坛上发言。本报记者对陈宇进行了专访。
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
必须培养出高素质高技能工人
中国青年报:根据您的观察,过去的10年,中国的职业教育经历了怎样的变革?
陈宇:我认为,中国的职业教育正在进行着一场以“如何使职业教育更有用”为方向的大变革。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和普通教育划清界限;第二个阶段是校企结合;第三个阶段是培养敬业创新的优质人才。
据我观察,十几年前,我国职业教育基本上是照抄照搬。我国教育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一度曾经脱离经济、脱离生产,自我循环、自我服务,有点像卡拉OK,就是自娱自乐。教育界做的事情跟生产、劳动和就业都没有什么关系。职业院校把自己的培养目标,和本科院校混为一谈,不要说大学大专层次,就连中专职高都认为自己最好是培养干部,这是一直存在的现象。这些年终于明白了,职业院校不管是中等职业学校,还是高等职业院校,培养的是什么?是在生产和服务第一线的技术技能人才。这是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就是职业院校走上了校企联合的道路。职场是职业教育职业培训的硬约束,职场是不会听你的,只有你去听职场的。基于这个认识,学校认识到,工学一体、校企结合的方向,是职业院校教学改革的核心方向,通过服务企业,配合企业的需要,培养人才。
第三个阶段是和中国的产业变革、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提升密不可分的。我们长期处在产业链的最下游,比如说苹果手机的生产,中国装配产业只能分得利润的1.8%。这是什么概念?就是这部手机卖550美元的话,中国只获得大约10美元。
我们不可能永远站在产业链的最低端。如果要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必须培养出高素质、高技能的工人;我们不能永远靠廉价劳动力打天下,需要有自己的创造创新型队伍。在这样一个指导思想下,创新型敬业人才的培养,现在成为各个职教院校改革的方向。
教育改革在薄弱环节更容易突破
职教在为整个中国教育蹚路
中国青年报:目前,职业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包括教育教学改革举措有很大的改进。您觉得这会给整个教育改革以什么样的启示?
陈宇:应该说,职业教育的改革探索,正在为整个中国教育蹚路。链条总是在最薄弱的环节更容易突破,教育也不例外。想要在以应试教育为核心的重点中学、重点大学大刀阔斧地改革,难度不小。因为大多数重点校学生的家长都寄希望于孩子考北大、考清华,校长和老师的压力大,改革的余地太小了。
反观职业教育,在中国一度处在边缘化的状态,改革没人干涉,更容易有新的成就。就像日本图书《窗边的小豆豆》里的主人公,本来是被传统学校淘汰的,最后经过小林校长的创新教育,成长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职业院校的学生,本身是这套以考试为判别的制度的弱势群体,对于他们来说,只有认识到“考试和分数什么都说明不了、职场的表现才是一切”的道理,才能够寻找到一条新的人才培养模式。
中国青年报:针对当前中国的职业教育,在制度和政策层面,您认为还可以有哪些方面需要改进?
陈宇:中国职业教育的改革,必须从一些枝节、局部的改革,逐步进入制度化建设的阶段。这个制度化建设,至少应该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政府、企业和学校应该建立“三位一体”的办学机制。在校企结合、工学一体的环节,政府必须起主导作用。德国、日本等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在政府的统一领导之下,才能实现学校、企业的真正结合,使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更有针对性。
第二,职业教育体系和国家、地方产业体系要逐步做到同步建设。职业教育不是空中楼阁,它的建设、发展,一定要和国家的产业调整、地区的产业建设紧密结合。
第三,要建立起以公共财政投入为主的职业教育多元经费保障制度。我国的职业教育,过去没有纳入义务教育范围,经费投入一度不足。近几年,许多有识之士强调把职业教育或者至少一个部分的职业教育,比如中等职业教育或农村地区的职业教育,纳入国家义务教育的经费保障体系。除了政府投入之外,还要加大民间投入力度,包括企业和社会的投入,来共同构建一个多元的经费保障体系。
第四,建立起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中间阶层劳动人事制度。职业教育能否成为教育的重点、能否形成强大的影响力,最终取决于工人的地位,取决于劳动者的地位。如果工人、劳动者的地位低下,职业教育永远不可能成为有吸引力的教育。
在很多欧美国家,不存在职业教育的吸引力问题,对于他们的家庭来说,孩子中学或大学毕业了,去当工人,去当售货员,不会受到什么阻拦。为什么没有障碍呢?就是因为在这些国家,工人是中产阶级的主体。在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厂流水线上的工人,平均年薪是15万美元,但是在白宫,像我这样一个司长级别的,或一个处长,年薪只有10万~8万美元。所以,建设一个以高技能劳动者为主体的新的劳动人事制度,是职业教育成功与否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