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近一年，很难说离职教授提出的问题全数解决了。具体到当时暴露的，诸如除两名教师外其余全是兼职，时刻处于变动的师资名单，实验室数量和标准等情况有没有得到改善，外界还不得而知。而从双方的分歧来看，细部的问题皆是办学思路相左的延伸，即类似于先有学术团队还是学科框架发展规划、先有学科规划还是配套实验室等相互牵连的“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始终纠缠其中。在港科大团队出走后，它们仍然是一个与学校追求的办学质量息息相关的、需要审慎对待的问题。至于南科大有没有找到一条办学与改进相同步的折中道路，同样不得而知。
南科大一度以港科大为模仿对象，邀请港科大教授开展与港科大的合作都是例证。不同的是，港科大建校伊始的一切准备就绪就决定了它现代研究型大学愿望的达成。而随着港科大教授的退出，虽然港科大仍然是追赶的目标，但朱清时更强调的是必须承认的国情现实、模式的不可复制。事实上，持续几年的建校拉锯只是象征意义的体制冲突，在未来的办学过程中，等待着南科大的是更多不那么“显见”的体制障碍与冲突。
允许一个“脱轨”的大学运转，无论如何都是个拭目以待的尝试，但这并不是欢呼时刻的到来，真正惊心动魄的试验才小心翼翼地踏出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