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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法涉诉上访是指已经进入法律程序的案件或应当被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受理的案件，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不服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作为与不作为，在申诉和控告未能如愿的情况下，转而向上级机关投诉，或者寻求法律程序之外的上访活动。近年来，针对司法机关涉法上访频繁发生，“群体访”、“越级访”、“缠访”等屡见不鲜，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不仅干扰了司法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而且严重影响到社会稳定，影响到和谐垫江的构建。
为切实有效解决涉法上访问题，去年3月至7月期间，中央政法委在全国政法机关部署开展了深入排查化解涉法涉诉重信重访工作。同年7月中央联席会议办公室和全国维护稳定领导小组在全国开展区县委书记大接访活动诣在解决突出信访问题。为此，我市也随即开展了领导干部大接访、大下访活动，并组成四十个督导组，对全市四十个区县的活动开展及突出的信访问题，包括涉法涉诉的信访问题进行督查。我县在这两项专项活动中共有涉法涉诉的信访问题51件。笔者有幸作为这两项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加上曾有二十年作法官的历史,结合实践形成该调研文章。
我县所涉及的51件案件中，通过有关数据的统计汇总，现就案件基本情况作简要的概括分析。
从上访者身份来看：农民39人，职工3人，干部1人，无业人员7人。通过身份分析，可以看出，这些上访老户绝大多数处于社会底层，农民、无业、下岗或退休人员居多，没有用人单位的约束和时间约束，为他们长期上访提供了方便。且这些人文化程度偏低，观念陈旧，不能适应社会转型期的变化，也不能正确理解司法机关的裁判，容易对司法行为产生抵触情绪。其中，农民又是上访的主要群体，占上访人数的75%左右。农村是一个经济不发达，法治意识不强、传统观念影响根深蒂固的社会。据有关资料分析，占全国人口60％以上的农村群众司法理念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对改革中形成的司法理念缺乏必要的了解，对司法公正的认识程度与司法机关的理解存在较大差距，正是这种差距为上访申诉等影响稳定事件的发生埋下隐患。尤其以习惯、惯例为主要内容的民间习惯法，要比制定法更具有影响力。当裁判结果符合当地群众认可的社会习惯或者与这种社会习惯所张扬的价值一致时，裁判结果就会自觉得到执行，反之，就会遭到来自习惯法的强大阻力，甚至激化矛盾，引发群众的申诉上访，甚至是重信重访。
从上访时间跨度上来看：以上的6件，5—的12件，5年以下的33件，占65%左右，以上的仅占10%左右。超过的案件中，有相当部分上访老户，上访之初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结果访来访去没有实现本人的所谓“诉求”，后来感觉自己上访的事，左邻右舍都知道，亲戚同事都了解，如果没讨个说法就罢休，好像无法向别人交待。在此心理支配下，越访越下不了台，越下不来台越访。还有个别老户视上访为乐趣，甚至把上访作为谋生职业，长年在北京为其他上访人提供有偿服务，以维持生计。如上访老户郭素珍、张泽英等，因为房屋确权和房屋继承的案件经法院审判后，郭素珍、张泽英对原审判决不服，郭素珍自80年代末起多次赴省进京上访，该案先后被重庆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申诉请求。
从到市进京次数上看：一次的33件，两次的12件，三次以上的6件。现在上访者大多迷信最高国家机关，将希望寄托在国家最高公、检、法机关或其他机关身上，频繁进京的情况不断出现，有的甚至在10次以上。我国曾历经长期的封建统治，造就了人治大于法治，官大于法，司法行政合一的司法特色。历史上，拦轿告状、赴京喊冤的故事不胜枚举，仰仗“青天老爷”为民作主，是被儒家文化浸透的深植于国民骨子里的传统，这种文化传承至今，便是上访喊冤。在老百姓心目中，官就是法，法就是官，认为“谁的官大就找谁”。一旦有冤，只有找更大的官才有希望申诉，解决问题。现实中，媒体也时有报道，某个案件在某个领导的关注下得以较好的解决。这种媒体报道的直接结果，就是更进一步加剧了百姓对所谓“青天”的依赖心理。个别媒体缺乏应有的职业道德，对新闻报道不负责任、仅凭当事人一面之词，不加以核实即对案件评头论足，甚至恶意炒作，使本来简单的案件复杂化，助推了上访人的上访心理。另一方面，越级访也暴露出司法机关公信力和法律权威不足，对下级司法机关不信任，希望上级司法机关解决问题的思想在申诉人群体中普遍存在，一些群众对司法机关工作产生怀疑，甚至还没有走完法律程序，只要败诉就上访。地方司法机关在处理申诉案件时存在失职或疏忽、工作不细等，也促使申诉人进京上访。
从案件管辖来看：涉及公安机关的6件，涉及人民法院的37件，涉及其他部门的8件。
从上访请求来看：不服人民法院民事判决的16件，不服人民法院刑事判决的2件，要求人民法院执行生效判决、裁定的13件，其他请求的6件。
管辖分类和上访请求告诉我们，涉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