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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公元前3世纪72名犹太学者在亚历山大翻译圣经旧约全书即《七十子希腊文本》或公元前250年里维乌斯• 安德罗尼柯(Livius Andronicus, 前284-204)把荷马史诗《奥德赛》译成拉丁文看作西方翻译史上的第一部译作。从公元前52到44年古罗马的西塞罗(Marcus Jullius Cicero, 公元前106-前43) 发表“论最优秀的演说家”和“论善与恶之定义”区分“解释员翻译”到“演说家翻译”开创了翻译理论研究。
对于西方翻译理论发展史中国有学者提出把其划分为三个阶段
A 从古罗马的西塞罗区分“解释员翻译”到“演说家翻译”起到1959年：称作“传统的翻译学阶段”。
B 从1959年罗曼• 雅科布逊(Roman Jakobson) 发表《翻译的语言学问题观》(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开始到1972年：称作“现代翻译学阶段”。
C 从1975年霍姆斯(James Holmes) 正式发表论文，《翻译的名称和性质》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开始至今：称作“当代翻译学阶段”。(潘文国等)
在第一阶段最重要的著作是英国的亚历山大• 弗雷泽• 泰特勒(Alexander Fraser Tytler, 1747-1814)的专著《论翻译的原则》(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他首先对“优秀的翻译”下了一个定义，提出三大原则：复写原作思想，风格手法与原作同一，具备原作的通顺。该作成为英国和西方翻译理论的一座里程碑。对于后来“忠实”和“自由”(即“直译”和“意译”)的讨论，有较大的影响。这一阶段还有英国诗人麦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 针对荷马诗作的翻译提出荷马诗作的特征和翻译原则，对19世纪下半叶英国文学翻译引起较大的反响。
在第二阶段的重要学者有雅科布逊、奈达( Eugene A. Nida )、卡特福德(Catford John C.)、威尔斯(Wilss Wolfam) 等人。
布拉格语言学派创始人罗曼• 雅科布逊1959年发表的《翻译的语言学问题观》首先将语言学、符号学引进了翻译学，他把语言分为“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和符号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三分法理论)。1963年法国语言学家穆南(Georges Mounin, 1910-) 发表了《翻译理论问题》(Les Problèmes Théoriques de la Traduction) ，他科学地考察了“可译性”问题，提出翻译的障碍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的差异：文化背景、句法结构、文体障碍，认为翻译活动是可能的，但成功是相对的。1964年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发表《翻译科学探索》(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1969年他和塔伯(C.R. Taber) 发表了《翻译理论与实践》(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奈达的著作还有〈语义的成分分析〉等共180多篇，提出了“动态对等”或“等效翻译”原理，有人认为奈达的理论是乔姆斯基(Noam Chomsky) 的转换生成语言学，但他毕竟是现代西方翻译理论成果最多的理论家。1965年英国语言学家卡特福德发表了《翻译的语言学理论》(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提出“描写性翻译”并阐述了翻译的性质、类别、对等、转换和限度等问题(把现代语言学新思维运用于翻译研究)开拓了翻译研究新途径。卡特福德的理论受益于弗斯(John Rupert Firth, 1890-1960)的翻译理论和韩礼德(M.A.K. Halliday)的系统语法，前苏联翻译理论学家费道罗夫发表了《翻译概论》提出了“等值翻译”。德国翻译理论家威尔斯发表了《翻译科学：问题与方法》，又译《翻译学的问题与方法》(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 Problems and Methods)。他与乔姆斯基观点具有相似性：表现在相信人类的语言在语法、语义等方面都有“普遍性”，这就构成了翻译的基础。而欧美语言学派的“翻译科学”论则扎根于乔姆斯基的语言学。
西方译坛第三阶段即目前理论的特点是有强烈的学科意识。霍姆斯(James Holmes) 是“翻译研究派”的代表，他的专著《翻译学的名称和性质》着重探讨了翻译学(Translation Studies)学科的名称、性质、范围等内容，第一次勾勒出翻译学的学科结构框架。
1981年纽马克( Peter Newmark, 1916—) 出版了《翻译问题探讨》(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提出：“翻译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并认为应当借助逻辑学、哲学、语言学制定翻译规则。他1976年还在“翻译理论和翻译技巧”(The Theory and Craft of Translation)一文中描述了“意义走失”现象，提出这主要是由于“超额翻译”和“欠额翻译”造成，根源有语言差异，也有个人因素。1986年德• 瓦德(Jan De Waard)与奈达合著《从一种语言内到另一种语言》(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 Functional Equivalence in Bable Translating); 2000年，美国学者韦努蒂(Lawrence Veruti) 编了一本《翻译学论著选读》(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此外还有法国达尼卡 • 塞莱斯科维奇(Danica Seleskovitch, 1921-)、勒德雷尔(Mariane Lederer)等释意学派理论, 都是上世纪末在译坛有影响的学者和著述。
上述西方译论思想对中国译坛有不同程度的影响。1984年，中国学者金堤与奈达合作在我国出版了《论翻译》(On Translation)，谭载喜出版了《奈达论翻译》，卡特福德1991年的《翻译的语言学理论》(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和奈达1993年的翻译理论著作《语言、文化与翻译》(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on)，都在我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翻译学是门什么样的学科，仍然众说纷纭。1971年，法国学者嘉范(Goffin) 曾创造了一个新词Traductologie, 即英语的Translatology, 也有人用Translation Studies表示“翻译学”，还有人用Science of Translation表示“翻译学”。我国学者林语堂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用Science Translation表示“翻译学”。一般来说，对西方翻译的研究，中国历代都有不少引人注目的学者。远的不说，当代王佐良、刘重德、郭建中、谭载喜、潘文国、杨自俭等都倾注精力进行了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