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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大提出，要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下大力气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直言之，就是要逐步消除城乡差别，将基本公共服务覆盖于农村。我市要实现锦涛总书记“314”总体部署，加快城乡统筹实验区建设，破解农村公共服务严重不足的问题十分迫切。
按照市局机关党委的统一安排，我于10月22日至28日深入XX区铁锋乡的边远农村，开展了为期一周的“三进三同”党性作风实践锻炼活动。通过与基层干部群众共同生活、共同劳作、共谋发展思路，深切地感到广大农民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欠缺的无奈和迫切需要。
自2006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后，各地也相继取消了“三提五统”，基层组织运行经费问题随之凸显，成为制约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首要问题。
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全面规定了村民委员会的职能职责，但没有明确确保其正常运转的经费来源。根据第八条“村民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和第三十七条“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协助政府开展工作应当提供必要的条件；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委托村民委员会开展工作需要经费的，由委托部门承担”, “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公益事业所需的经费，由村民会议通过筹资筹劳解决；经费确有困难的，由地方人民政府给予适当支持”等规定，法律允许的资金渠道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是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收益的提留，二是政府补助，三是接受政府委托而获得的经费资助，四是筹资。但是，在绝大部分地区，除乡镇政府可能给予有限的资助（铁锋乡每年给予每个村资助3000元）外，其他三个方面的规定基本属于虚设。
首先，绝大多数村社没有集体企业。由于效率和管理问题，曾经存在的集体企业要么通过摘“红帽子”而还原为私营企业，要么因为管理不善、破坏环境而改制或关闭。如我所驻的桐元村，先前曾经有一家小煤窑，在市政府关闭整顿小煤窑的过程中第一批被关闭。至于集体土地，牵涉农民土地承包权益，在拆迁中矛盾十分突出，村委会如要“染指”，势必导致稳定问题；其次除了大型公共工程外，一般的村社难以获得政府委托。即便获得委托，也只能是“一过性”的，难以持续。第三，《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所规定的筹资筹劳，只限于特定的公益事业，不能用于日常运作。
基层组织运行经费缺乏，首先导致基层组织公共服务
功能弱化。我们在铁锋乡看到，一些先富起来的村虽然建起了居民新村，户户别墅，宽大敞亮，但周边垃圾遍地，水电气基础设施薄弱。据铁锋乡陶荣乡长介绍，铁锋民风淳朴，治安尚好。但在周边乡镇，相当一部分基层组织软弱涣散，黑恶势力和宗族势力强大，“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风头一过，又有抬头的趋向。正气不昌，老百姓意见大。而导致基层组织软弱涣散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日常经费欠缺，基层组织可支配资源少。
运行经费缺乏，也迫使部分基层组织在国家的“三农”扶持资金上打主意，使国家转移支付的政策效应大打折扣。为了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国家每年安排了巨额资金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改水改厕、水利设施和道桥建设、种养殖业扶持、扶贫济困等。这些资金在项目审批过程中不仅不会考虑基层组织的运行成本，并且往往需要各级政府和村民拿出配套资金。而区乡财力有限，基层组织向村民筹资极为困难，只能在国家拨付的资金上做文章。因此，这些资金普遍在使用过程中被不同程度的挤占。据陶乡长估计，相当一部分资金根本没有用于项目，直接变成了基层组织的运行经费。
运行经费缺乏，也导致部分基层组织公共性弱化甚至异化。村民委员会是村民的自治组织，本属公权机构，应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向全体村民提供公共服务。而由于缺乏运行经费，村委会往往仰仗本村的“大户”、“望族”。如“新农合”制度规定村民参加“农合”，需每年缴费20元。由于医疗定价不合理，农民对“新农合”认同度不高，催缴成为村干部十分头疼的事。为了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只好想法筹款垫付。长此以往，村委会在发生纠纷或利益冲突时难以秉持公正，压抑弱势群体，成为乡村治安恶化、恶性案件上升重要原因。
如何破解农村基层组织经费匮缺的问题，关键在于完善制度。我市于2002年7月1日实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