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初，国务院办公厅颁布调控房地产的新“国5条”细则，其中规定出售自住房所得按照20%的税率缴纳个税。仅这条规定就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二手房过户激增，甚至出现通宵排队的现象。这是为什么?若是按照直接税不能转嫁的理论来分析，着急的应该只是卖方，买方应当是稳坐钓鱼台，无需急于过户。但现实打破了这种理论教条，买卖双方都很着急。卖方担心利益受损，即使让买方负担这个20%的税负，也担心增加出手的难度;而买方更是担心房价由此上涨，使原来盘算好的买房计划落空。老百姓都明白的事情，但在税收理论上却认为是另一回事，所得税不能转嫁。可事实上，在北京市已经出现了由购房者负担售房者20%转让所得税的案例。这说明，直接税不能转嫁或难以转嫁的理论，已经被当前的现实颠覆了。
把税收分为直接税和间接税，是19世纪以来流行的一种分类，其分类标准大体上有四种说法：一是以税负是否转嫁为标准。税负难以转嫁的，即纳税人和负税人一致的，就归为直接税;而与此相反，税负易于转嫁的，即纳税人与负税人不一致的，就划为间接税。二是以征收管理为标准。直接对最终纳税人征收的税收，称为直接税，如所得税是对收入获得者直接征收取得的，故被归类为直接税;通过对第三者这个“中介”征收的税收，称之为间接税，如增值税、营业税等，是通过对企业征收而实现的，而不是对购买者直接征收的，故而归类为间接税。三是以税源为标准。对收入征收的税，称之为直接税，所得税就被归为这一类;而对支出征收的税，称之为间接税，消费税就被归为间接税。四是以立法者的意图为标准。税收立法预期税收由纳税人最终负担，则为直接税;税收立法预期税收不会由纳税人最终负担的，则为间接税。
其实，这四种说法是一种说法的变形，彼此之间并无实质性的区别，都离不开税负是否转嫁这个最终标准。从逻辑上看，这样的分类和定义，是一种循环论证，以税负是否转嫁为标准，把税收划分为直接税和间接税，然后又在这个分类的基础上来认定其基本性质，认为直接税的税负不能转嫁，而间接税的税负能转嫁，甚至推定其税负就是完全由消费者负担的。这样，直接税的定义就变为：A是B，B是A。什么是直接税?是指纳税人和负税人一致的税种，即税负不能转嫁的税种;为什么不能转嫁?因为它是直接税。间接税的定义也是这样的逻辑，把依据和结论相互在用，这等于什么也没说。可问题是，这样的循环论证逻辑在当前的税收讨论中到处在用。
在学术界，尤其是在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中，把增值税、货物税、销售税等，一律称之为广义的消费税。在国内学术界，也是把“流转税”、“间接税”、“广义消费税”时常混用，认为是等价的，实质都是指由消费者最终负担税负的税种，即税负可以转嫁。而把所得税、财产税、社会保险税、遗产税等等，都视为直接税，即税负不能转嫁。以税负能否转嫁来区分直接税和间接税，或者以此来作为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性质，是很武断的。但这种说法一直流传，以至于变成了一种教条，不由自主地就把“不能转嫁”当成了直接税的基本性质，把“能转嫁”视为间接税的基本性质，以至于背离现实。从现实来看，任何税种都具有两种性质：一是在一定条件下，税负可以转嫁。二是在一定条件下，税负不能转嫁。这就是说，税负是否转嫁，并不是决定于是直接税还是间接税，而是取决于具体条件。所得税也可以转嫁，如上述房产交易所得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就很容易转嫁。增值税、营业税，也不一定能转嫁，在产能过剩、供大于求的条件下，企业可能连基本成本都收不回，更谈不上税收转嫁了。
我们常说，营业税具有重复征税的弊端，加重了企业负担，其内在含义就是指企业承担了税负，不利于企业发展。若按照间接税的传统认识，其税负是消费者负担的，企业不过是第三方“代缴”税收。按照这个逻辑，“营改增”就是多此一举。在“营改增”过程中，一些企业出现税负增加，那同样是一个伪命题，根本就不用去理睬。可见，所谓间接税能完全转嫁，甚至推论其税负由消费者完全负担，与企业无关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但这样的主张在现实中却不鲜见，认为政府去补贴“营改增”改革试点中的那些税负增高的企业，是犯了常识性的错误。其依据就是增值税是消费者负担的，与企业无关。不难看出，传统税收理论对我们误导之深。
从上面分析来看，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需要重新认识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性质以及税收转嫁理论。传统的税收理论已经过于“古老”，对我们的现实生活已经缺乏解释力，我们再也不能抱着这样的理论来指导当下的税制改革了。税收理论创新已是时不我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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