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自由主义者在推介自己主张的时候，经常强调普世价值。这一招是很高明的。他不说政治主张，而是先把自己的主张打扮成绝对真理，受其教化的人就只有接受了。上个世纪苏东剧变后，法兰西斯·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论”：“历史终结时，没有剩下任何意识形态竞争对手，可以挑战自由民主主义。”然而，世界并没有目睹一场转变。多数俄罗斯人看来对专制统治都是满意的。后面这一句反驳福山的话不是我说的，是一个美国人罗伯特·卡根总结的。
那么世界上到底有没有普世价值呢?我认为只有相对于一个时期的共同价值。比如，“民主”并不是人类自诞生以来就有的共识，在这个词出现的2500多年里，有22“民主”是作为非褒义词存在的，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降，18世纪之前所有伟大的思想家都认为，民主制度是将统治权交到道德败坏、自私自利、愚昧无知的暴民手中。在这漫长的时期里，民主制并不是普世价值观念，君主制才是普世价值观念。又如“平等”，在中世纪及以前，也不是普世价值观念，不平等才是普世价值观念。中国孔夫子的“君臣父子”思想，近代辜鸿铭老夫子的“茶杯茶壶”理论，自不必多说;很长一段时间里欧洲人也普遍认为不平等是天经地义的，甚至连在等级阶梯上处在下层的人都这么认为。柏克是自由主义的宗师，他就认为，“天赋平等是一种社会虚构，等级差别才是‘习惯的社会纪律’”，“挟着对平等的过分热爱和仅仅是少数人的胜利，不可避免地把法国导向民主政体，那便是一种在许多方面有似于专制政府的政府”，故“完美的民主是世界上最无耻的事”。这些话白纸黑字的写在他的名著《法国革命反思录》里。
总之，普世价值的概念是人给定的，定义权比普世价值本身更重要。今天，某些人利用普世价值，把普世价值作为大棒，把传播普世价值当成一场新的十字军东征，目的在于铲除异教徒。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看起来，像是学术之争，名誉之争，事实上，这是在复杂国际背景下，一场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斗争的实质是谁来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掌握不了话语权，你就没理，就只有被动地挨骂。
2.政治制度没有最好的，只有合适的。
区分政治制度，大家会习惯性地想到民主与专制这两个维度。其实，严格地从政治学上讲，这两个概念并不是对立范畴。民主作为一种“合法的多数人统治”形式，其对应的是“合法的少数人”统治(贵族制)和“合法的一个人”统治(君主制);当然，还有“不合法的多数人统治”(极端民主制)、“不合法的少数人统治”(寡头制)和“不合法的一个人统治”(僭主制)。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主也有可能是专制的，比如极端民主制，就是一种暴民政治。但是现在，民主、专制的概念已经广为人知，这两个词语身上的褒贬色彩也几乎成了定论。民主享有巨大的道德优势，无人敢撄其锋，专制则为人们所厌恶和唾弃。其实，简单地作这种二元划分，粗暴地评定优劣，都是不理性、不科学的。
去年四月，当中国和法国由于西藏问题而发生冲突时，法国电视台组织了一场辩论，邀请旅居法国的华人学者参与。然而，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和西藏毫无关联，而是：中国是民主还是专制。这种安排可以使我们明白其中的三层含义。第一，民主与专制是对立的，二者必选其一。第二，西方是民主的，你们中国未定。第三，民主是好的，专制是坏的，只要中国承认了是专制国家，那就是邪恶的代名词。无论你怎样为自己辩护，都是站不住脚的。这完全是一种辩论上的诡计和舆论上的陷阱。就像推销员到了一个世代不知道穿鞋的小岛上卖鞋一样，他如果问岛上居民是穿鞋好还是不穿鞋好，无论岛上居民如何回答，只要承认这是个问题，就意味着推销员成功了。
二战结束后，全球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外，还有另外三种制度：法西斯主义(葡萄牙和西班牙)、军事独裁政权(韩国、台湾、印尼)、政教合一的封建王室政权(沙特、科威科)。论先进性，这三种制度都远远无法与社会主义制度相比。特别是造成人类历史上空前灾难的法西斯制度。然而，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却与这三种制度结盟，对抗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时期，制度的先进与邪恶与否，并不是西方判断的标准。冷战后，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标准的西方民主制度，但是根据西方的需要，它们还是被贴上专制或独裁国家的标签。去年美国国务卿赖斯在德国发表“新铁幕”演讲，把俄罗斯、委内瑞拉等反美国家贴上独裁的标签，就是鲜活案例。显然，是否反对一种制度和政权，决定一切的仍然不是制度本身。
那么如何对一国的具体政治制度进行评价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看它是否适合，要用事实说话，用国情来分析。世界上“民主”的发达国家有很多，但是，夸张点说，这些“很多”的国家用手指头就能数得清，不过是美国、日本、欧洲而已。世界上更多的是“民主的”不发达国家，甚至是民主的落后国家，其数量必须会200以内的加减法才能算得清楚。这些国家拥有“民主”这个东西，但却没有饭吃，没有地位。
如果我们放弃对一种制度意识形态化的做法，而是以一个制度是否适合和推动了一个国家的发展作标准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现行制度是1840年以来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好、最成功的制度。短短的三十年，中国已成长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第二大贸易强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总金额超过g8集团总和)、美国第一大债权国(中国是美国主要的借债对象)。在现在进行时的金融危机中，中国的表现堪称一支独秀。特别值的一提的是，所有采用和中国不同转轨方式的东欧国家，其整体表现都远逊于中国。
在讨论政治制度问题上，我们不能轻易掉进西方价值体系所设定的框框中，否则从辩论的一开始我们就失去了道德优势。民主与专制，本身就不是对立的范畴;孰优孰劣，更是一个伪问题。我们没必要跳进这个辩论的陷阱，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自己国情的基础上，创造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民主之路，而不在乎谁和以谁的名义给中国贴什么标签。
3.政治行为没有完全自由的，都是要承担责任的。
这种认识，让青年特别是大学生牢固树立，具有十分的必要性。记得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是89刚过去。北大有一位校领导就学潮问题作过一个报告，深入分析了大学生的几个特点。其中一条就是大学生的使命感强，责任感差。我听了深以为然。使命感和责任感我们经常放到一起讲，但这两个概念实际上区别还是很大的。主要有两条。
第一，使命都是管长远的，责任却是在眼前的。使命都是和历史和未来相关联的，而且离现在越远，那么使命感会越强。儒学里面有个著名的横渠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宋朝的大家张载(字横渠)说的，被后来的所有儒生奉为理想。这就是典型的使命，上诉往圣，开启万世。使命感是很容易在学习中建立的。念过书的人应该都有相似的经历。看到中国历史如此悠久，汉朝威震四方，唐朝席卷中北亚，这种大国的光荣感油然而生，对比现在，有差距阿，那么怎么办?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呗，一说起来、想起来就热血沸腾，历史使命感就这样形成了。但是真要干起来，现实问题就来了。大学毕业了，国家需要你去援藏，我想这时候考虑到历史光荣的就少了，更多的可能会想高原反应怎么样啊，我的身体行不行啊，多长时间啊，等等。所以使命要实现，必须面对现实。使命是远大的，实现使命的过程是具体的。
第二，承担使命的人不必承担行为的后果，而承担责任的人必须承担行为的后果。德国有个和马克思齐名的思想家，叫马克斯·韦伯。他举出工团主义者的例子，来说明信念伦理，也就是使命，是不考虑后果的：“你可以向一个衷心服膺信念伦理的工团主义者证明，他的行为后果，将是使反动的机会增加，使他的阶级受到更多的镇压，从而阻碍它的崛起。但你不可能对他有丝毫触动。如果由纯洁的信念所引起的行为，导致了罪恶的后果，那么，在这个行动者看来，罪责并不在他，而在于这个世界，在于人们的愚蠢，或者，在于上帝的意志让它如此。”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适合所有信奉信仰伦理的使命承担者，比如，基地组织成员，孟买恐怖袭击者，当年的纳粹分子，以及民粹主义者，等等。
青年学生看书的时间多，经历社会的实践少。在他们头脑中装进了很多的理论、模型，都是理想化的，但是在他们的眼睛里没有看到社会的复杂性、具体性。当他们用头脑中的理论、模型去衡量现实问题时，不满就出现了，批判就开始了，愤青就这样炼成的。89之后，有相当的一批青年不理解，他们质问：我们是爱国的，我们上街也是为了爱国，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爱国有罪么?这种困惑，本质上来源于大学生的这一个特点。是的，爱国是无罪的，但是爱国一旦变成了行动，就必须要考虑行动的后果。放到历史长河中，几乎所有的爱国行动都是不被指责的，因为它在道义上崇高;但是放到具体的社会现实中，爱国行动却不得不承担它的后果。义和拳运动中同时向11个国家宣战的轰轰烈烈，伴随着八国联军的凶恶反扑和神州大地的生灵涂炭;59大游行中砸了美国大使馆的窗户，事后是政府买单来重新装修。
着眼于此，我们在做引导青年的工作中，一定要告诉他们使命和责任的区别，爱国热情和爱国行动的界限，政治参与和政治后果的关联。政治是天下之公器，参与政治活动，使命感固然重要，责任感却是万万不可少的。马克斯·韦伯在《以政治为业》的著名演讲中，告诫那些想成为政治家的人，一定要具备三个基本的素质：热情、责任感和判断力。热情是一种对“踏实的理想”的热情献身、对掌管这理想的善神或魔神的热情归依;但仅有热情是不足的，“政治家不在于热情本身，而是要在用热情来追求某一项踏实的理想之同时，引对这个目标的责任为自己行为的最终指针。”因此，政治家需要具备最重要的心理特质：判断力，也就是心沉气静去如实面对现实的能力，也就是保持对人和事的距离。韦伯实际上指出了政治家应该实现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的统一。韦伯的这些话，也值得我们向青年，特别是没有走出校园的青年，去广为传播。
已经超出了规定的时间，该结束了。以上向大家汇报了四种思潮、三次争论，四个“转向”、三个理念，其中有很多是一孔之见，很不成熟。这两个“三和四”，可以概括如下：我鼓足勇气在这里说三道四，但是很可能讲得不三不四。诚恳地请大家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