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分裂转向整合
革命党为了“革”当权者的“命”，首先要找到当权阶层的反对群体作为依靠的力量，因此，革命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纲领都具有比较鲜明的群体区分意识，倾向于把社会划分为对立的人群。比如，陈胜吴广起义，是以贵贱来划分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孙中山推动民主主义革命，最初是以民族来动员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但是，一旦革命成功，革命者变成了执政党，社会中所有的成员都成为其治下的子民，那么意识形态就要代表所有的人。于是我们看到，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成功者，都会从原来“斗地主”的热情中退回来，声明自己“受命于天”、“抚育万民”;孙中山在辛亥革命胜利后，也不再提“驱除鞑虏”的口号，反而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号召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这都是顺应时势的正确之举。
我们党在革命阶段，首要任务是要明确自己的依靠力量，找到敌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第一句话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在革命时期，严格区分贫农、富农、地主、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这些成分，是需要的，也是有效的。但是在获得政权，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后，继续按照成份区分人群，就会造成政权依靠力量的减少。文化大革命时期，意识形态上极“左”思潮盛行，在政策层面坚持区分出身和成份，先是分出了“黑五类”，接着又扩大为“黑七类”，最后变成了“黑九类”，知识分子“有幸”忝列其中，成为臭老九。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越来越多的人被看作敌人专政起来了，那么谁来维护政权呢?谁来建设国家呢?
从文革的阴影走出来，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就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改革开放开始后，党中央开始拨乱反正，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扩大革命的队伍，扩大政权的依靠力量。老干部复出，右派摘帽，知识分子迎来科学的春天，这样才有了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在意识形态上，党的理论也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了共产党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十六大，把党的性质由一个先锋队扩展为两个先锋队，即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2、从激进转向保守
激进与保守，是意识形态坐标中的两个不同方向。革命，作为一种暴力改变现状的活动，从来都是和激进主义结缘的。但是革命党一旦成为执政党，不可避免地要追求秩序、延续传统、崇尚和谐，保守主义思潮就有了用武之地。
卢梭的思想是典型的激进主义。在和平时期，作为激进主义思想家的卢梭显然不受人们的欢迎。1778年，在人生的最后一年，卢梭在街上被马车撞倒，继而被野狗扑伤。报纸将标题写成“卢梭被狗践踏”，贬损之意毫不掩饰。然而，革命在一步步走近。积重难返的社会矛盾，渴望变革的群众呼声，排斥了保守与理性，呼唤着激情与反抗。卢梭的思想地位迅速发生变化。1791年，国民公会投票给卢梭树立雕像。吉昂内斯看准时机，说卢梭正在成为大革命的象征。很快，对卢梭的崇拜成为社会的潮流。后来的历史大家很熟悉了，吉伦特派执政，把卢梭思想从民间思潮上升为国家统治;雅各宾派执政，把卢梭思想从政权合法性基础变成指导一切的天条。罗伯斯比尔自命为卢梭的信徒，呼之为“圣人”，他的著名的宣言——我就是人民，来自于卢梭的公意理论。
以激进主义号召革命是成功的，但是在执政后坚持激进主义就会出现问题。卢梭的思想辉煌于罗伯斯比尔，倒塌于罗伯斯比尔。在公意理论指引下，人民的意志可以超越任何法律与制度，而罗伯斯庇尔，这是道德的化身，也就是人民的化身，他的意志就是人民的意志，要在这种意志之下重建一个新的社会道德，要改造人心。这样的逻辑下，需要肃清人民的敌人，不可避免疯狂的屠杀。从敌人开始(封建势力)，到朋友(比如吉伦特派)，到自己人(如丹东)，直到自己，罗伯斯比尔也登上了断头台。
如何能保住革命的果实，不重蹈罗伯斯比尔的覆辙呢?很多思想家进行了反思。包括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柏克的《法国大革命反思录》，还有专门研究革命的布林顿的《革命的分析》。他们的结论不一，但是都有一条就是革命到掌权，都要经历一个从激进到保守的转型。布灵顿的研究最有意思，他通过比较美、英、俄、法四国的革命，概括了革命的四个阶段，即旧制度的垮台、温和派统治时期、激进派统治时期和热月反动。而热月反动阶段，正是意识形态从激进向保守的转型时期。
从激进到保守，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对待财产权的态度。革命党历来是主张“均贫富”的，因为这样对贫苦的大多数来说是有号召力的。但是一旦获得了政权，还以随意剥夺财产权为常态，就会失去人心。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大家都没有恒产了，心就会随风摇摆了。3月8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始审议的宪法修正案草案明确规定“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使私有财产权从一般的民事权利上升到宪法权利。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高票通过物权法。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这是我们党执政意识的一次重要提升。
3、从封闭转向开放
意识形态有一个边界问题。这是坚定革命信念的需要，也是保证组织战斗力的需要。只有严格坚守底线，才能分清敌我，才能巩固好阵地，才能坚定必胜的信心。在革命年代，我们经常听到“划清界限”这样的术语，可以说明意识形态的封闭性。从思想、认识、感情、行为上划清界限，既是意识形态封闭性的逻辑结果，又含有实际的组织功能。既是对所有人“道德净化”的普遍要求，更是对家庭出身有问题者的绝对命令。对革命者来说，这是世界观改造的入门主课。
革命党成为执政党，对意识形态的封闭要求逐步降低。毕竟社会实践是发展的，社会生活是多样的。执政党如果坚持把意识形态固定在条条框框内，就会造成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最终脱离群众。苏共在执政以来，对意识形态采取严格的管制措施，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过度监控书报文献信息的传播;二是进行意识形态批判运动。对文献信息、新闻书报的传播和出版实行适度的监督、控制，一般来说是必要的;对于新生的苏维埃国家，显得尤其重要一些。问题在于苏共把这些“临时性的紧急措施”长期化、固定化。而且到斯大林时期，不仅把这些更加严厉的措施指向社会，还进一步指向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和“反对派”。这种政策不仅造成了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极端封闭性，同时也伴随着产生了另一特点，即意识形态的极端脆弱性。其结果，不仅是在与外界隔绝的封闭环境中造成了极端僵化的理论教条，无力同现代世界的各种理论思潮进行交锋，而且由于它是在一个极端封闭的意识形态“温室”环境中培养“理论队伍”的，因而又造成了“思想精英”的弱不禁风。
从封闭走向开放，我们党做得要比苏共好。尽管历史上我们也有过“左”的教训，但是总体上我们一直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主流意识形态更是以开放的姿态、宽广的胸襟，吸收非主流思潮的合理观点。比如，在经济政策上，吸收了很多自由主义的主张;在社会政策中，注重新左派提出的合理诉求;在对外政策上，充分考虑民族主义的呼声。
4、从批判转向指导
这一转变意味着党的历史方位发生了变化，也意味着执政党在对待党外思潮的方式方法上有所调整。
革命时期，党的意识形态是诸多解决中国政治困境的政治方案的一种。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国家主义等学说处在同等的竞争位置，这必然导致马克思主义对其他思潮采取批判的斗争策略。我们翻开马恩选集，第一卷第一篇著作就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导言，翻开第二卷，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作为“在野”的思潮，其最初是以批判旧有思潮的姿态横空出世的。中国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依然存在，只不过侧重点由理论转向实践(理论批判的任务已经由马恩完成)。翻开毛选，可以看到若干以“反对”作标题的篇目，反对本本主义、反对自由主义、反对投降活动、反对党八股等等。
从领导革命到执掌政权，党的历史方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对待党外思潮特别是异见上，是否还要保持批判、斗争到底的态度呢?答案是：要根据执政地位的巩固情况和执政任务的转变情况。一般来说，执政初期，为了巩固政权，“宜将剩勇追穷寇”，继续执行斗争政策。但是，随着执政地位的完全确立，就不宜再把以批判为导向、以运动为方式的意识形态政策进行到底了，而是应该在策略上做出调整。原因有二：一是不容易控制结果。党的意识形态已经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具有决定性优势。继续坚持批判运动，容易扩大化，错杀无辜，伤及同志。这在反右、四清等运动中都有实证。二是容易被敌对意识形态利用。当我方占据绝对优势，而敌人不成气候的情况下，如果我们高声大喊：敌人，你出来，我和你单挑!你说这是抬举了敌人呢，还是抬举了自己?我看是降低了作为执政党的身份。别忘了，我们可不再是当年和各种思潮挤在同一条河里争上游的队伍，我们已经上岸了，应该担当起裁判的角色。
从运动员变成裁判员，要求我们在意识形态政策上实现从批判向指导的转变。最近，《六个“为什么”》出版，在第一篇里区分了指导思想和社会思想的不同层次，我觉得很好、很高。社会思想的多样，并不排斥指导思想的一元;既要坚持社会思想和个人价值追求的多样性，也要坚持社会价值导向的一元化。这样，就把马克思主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地位突出出来。
如何进行指导呢?这是个难度很大的题目。我觉得，至少有三点是要注意的。
一是要有超然的姿态，不要轻易陷入争论，把自己变成了别人的“对方辩友”。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党提出“不争论”，最近又提出“不折腾”，这都是高明之举。反正政权在我手里，时间和实践的主动权都掌握在我手里，那就先干起来，用事实说话吧。
二是要吸引更多的运动员加入。对裁判来说，是希望一个人参赛呢，还是希望百舸争流?答案肯定是后者。意识形态政策，也是如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既可以避免一家独大，又可以突出“裁判”的重要性。从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力来看，上个世纪80年代，其处于被打击的地下状态，但是，却最出现了89年的风波;90年以来，自由主义登堂入室、广为言说，为什么反而没有形成挑战政权的声势和行动呢?我觉得，民族主义、保守主义、新左派等多种思潮的兴起功不可没。思潮多了，更多的会变成学术之争;涉及实践，大家都会谨慎。
三是要善于设置比赛科目。其实就是要掌握话语权。社会上讨论什么，大家关心什么，不能由着各种非主流思潮兴风作浪。思潮的内容我们可以不干涉，但是思潮讨论什么题目，主流意识形态应该有引导。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对此有认识，他说：“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前一形式表现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机器，后一种形式则体现为文化领导权或曰话语权。最近几年，我们党牢牢掌握话语权，根据国情和时代发展，适时提出了政治文明、科学发展、共享改革成果、构建和谐社会等课题，都有很强的前瞻性和主动性。
三、在社会思潮、价值观念多样化的情况下，如何有效、有针对性地引导青年?
有人说，世界上有两件事情最难：一是把自己的思想装进别人的脑袋;二是把别人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共青团是做第一件难事的，我们的提法是用科学理论武装团员、教育青年。把这项工作做好可不容易，尤其在社会思潮、价值观念多样的新形势下。这几年我们一直强调思想政治工作在方式方法上的创新。但是个人觉得，做好这项工作，其实忽略了一个最基本也是最有效的方法，那就是一对一的影响与说服。
我们做思想工作，最重要的是要练就以平等的姿态、面对面的影响青年、说服青年的能力。青年有独特的视角，喜欢独立思考、自主判断，还有一定的逆反心理。我们影响青年，不能直接要求他们信仰什么，反对什么。一定要先从基本理念开始，通过启发的方式让他们自己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信念。以我在大学里工作的体会，首先有三个基本理念需要引导青年树立。
1.政治价值没有绝对的，只有相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