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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进行调研发现，此类案件呈现如下特点：
一是案件偏少，案值偏大。三年来，朝阳法院法院共审结此类案件125件，在全部刑事案件中所占比例极小，仅占1.39%，此类案件属于少发案件。但从案值上看，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涉案数额不断上涨，案值在50万元至200万元区间的案件量呈逐年增长态势，案值最高的近800万元。
二是共同犯罪案件较多。在审结的125件案件中判处被告人226人，共同犯罪案件所占比例较大，一起案件中被告人最多为8人。各共同犯罪人分工配合、密切合作，涉案金额巨大，不仅给权利人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还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三是涉案产品、侵犯罪名相对集中。涉案产品主要集中在烟酒、名牌箱包、高尔夫用品、盗版光盘等消费用品上，占到全部涉案产品的90%以上。涉案罪名集中在侵犯著作权、商标类犯罪。在审结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中，侵犯著作权和商标类犯罪占到了70％以上。
四是犯罪手段复杂，多属智能型犯罪。此类案件中涉案产品技术含量高，少数假冒产品的质量、外观与真品高度接近。犯罪隐蔽性强，多采用单线联系，频繁变换手机和窝点，很难抓到主犯。案值难以彻底查清，犯罪人使用假名、做假账或者不做账的情况普遍。
五是连续性犯罪和跨地区犯罪现象较突出。近1/3的被告人曾因侵权或者卖假货受过行政处罚或者承担过民事责任。有的被告人既销售侵权产品，又贩卖假标识，一人构成数罪。为逃避打击，犯罪人往往选择在不同地区组织生产、组装成品和销售。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如下普遍性问题：
一是缺乏定罪量刑的具体量化标准。在定罪标准上，假冒注册商标罪、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和假冒专利罪是“情节严重”，侵犯著作权罪是“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侵犯商业秘密罪是“给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等，定罪量刑标准均是原则性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
二是已有的定罪量刑的金额标准有待规范。涉案金额的大小是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最主要的定罪量刑标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比一般财产犯罪的金额标准要高，不利于有效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在涉及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定罪量刑的金额标准上，刑法和有关的司法解释存在“非法经营额”、“销售金额”、“违法所得额”和“直接经济损失”四个概念。这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同，具体如何界定，有待规范。
三是侵犯知识产权罪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非法经营罪存在竞合。司法实践中，大量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实际上是以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非法经营罪来定罪处罚的。主要原因是存在法条竞合的问题。所以，仅按照侵犯知识产权罪名进行司法统计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出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实际状况，不利于准确掌握工作动态，反映司法实践。
四是侵犯知识产权罪与非罪的界限较难把握。侵犯知识产权犯罪首先是一种未经权利人许可而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侵权情节达到一定程度应受到行政处罚，达到严重程度才构成犯罪。因此，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与一般知识产权行政违法行为和侵权行为往往出现一种竞合，这在客观上增加了判定罪与非罪的难度。
针对上述问题，朝阳法院提出如下建议和对策：
一是加大宣传，提高全社会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等各种新闻媒体，广泛宣传知识产权基本知识，及时宣传保护知识产权专项行动，以案说法，警示他人。深入企事业单位，宣传法律法规，健全管理体制，完善防范机制，提高企事业保护和管理知识产权的能力和水平。
二是加强立法，完善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法律体系。针对刑事立法上笼统简单的条款进行修订和完善，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认识不一的现状。对犯罪客观要件的具体量刑标准和情节、知识产权法律词语的界定等进行司法解释，使之明确具体，易于实践操作,以弥补立法过于原则的不足。
三是多策并举，不断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机制。在运用法律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行为之外，充分发挥行业协会连接政府和企业的桥梁作用，通过行业协会自律机制，规范企业的知识产权行为，从而促进政府监管、企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形成和完善。
四是整合资源，完善打防知识产权犯罪的协作机制。法院、公安、检察、工商、烟草等部门间加强协作配合，健全信息共享、案件移送协作制度，开展专项行动。同时，加强地区间信息沟通，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协作网络，提高打击和防范侵犯知识产权违法犯罪的工作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