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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传(套装共2册)(解玺璋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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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传(套装共2册)(解玺璋著) | |
四年过去了，《梁启超传》的写作暂时告一段落，似乎有很多话想说，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回首这四年的一千四百多个日夜，我得承认，我所得到的比我付出的要多得多。这是我事先没有想到的。对我来说，下决心写一部关于梁启超的书，并不容易，尽管我很喜欢梁启超，这些年也陆续读了一些他的著作和相关材料。但我心里明白，这离写一部人物传记所需要的学术准备相差甚远。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写作过程中，我几次想打退堂鼓，如果不是有那么多的朋友鼓励和支持我写下去，我真不知道最后能否完成。所以，我大着胆子说，我的这本《梁启超传》，充其量只是作为初学者完成的一份作业。因为，无论是梁启超，还是书中涉及到的那些人物，都不是四年时间可以了然的。遗憾在所难免，在这里，我真诚地希望读过此书的朋友能不吝赐教，提出批评，这是我求之不得的。我也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把对梁启超的研究继续下去。
在这本书将要出版的时候，我要借此机会向一直关心、帮助、支持我的各位朋友表示感谢：首先要感谢宛振文、么志龙、萨苏、荣挺进向我提出了写作此书的建议并帮助我下了决心；还要感谢孙郁、止庵、雷颐给予我的指点和帮助，使我最终确立了写作的方向；感谢黄集伟慷慨地把他保存的民国图书赠送给我；感谢白烨、孟繁华、陈福民、陈晓明、贺绍俊、徐小斌、吴迪、马立诚、吴思、宁肯、史长义、祝勇、邱华栋、王久辛、梅毅、蒋一谈等许多朋友对我的写作一直给予特别的关心，每次和他们交流，都给我很多启发；感谢远在广东的陈聪老弟专程求得顺德县志办公室的大力协助，为我复印了长达几百页的《麦孟华集》；感谢孔祥吉、朱维铮、茅海建、夏晓虹、杨天石、朱宗震诸先生，他们开拓性的研究为我的写作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和多方面的启发；更让我感动的是，北京作家协会对此书写作提供了巨大支持；同时还要感谢磨铁及铁葫芦图书诸君沈浩波、王小山、王来雨等对此书的特别关心和重视；感谢此书编辑阿丁、饶佳荣、冯俊文、郑晴蕾、黄一川、张伊、熊立章认真和辛勤的劳动；特别要感谢刘再复先生百忙之中阅读此书，并为此书撰写了长篇序言。
应该感谢之人肯定还有，恕不一一。
最后，我还要感谢我最亲爱的妻子姚秀英，虽然她久病体弱，却主动承担了全部家务，并妥善地照顾我的身体和生活，没有她的悉心照顾，我很难在短时间里完成这么巨大的工程。
希望此书能为我打开一片新的天地，结交更多的朋友。
解玺璋谨记
2012年3月13日夜于望京
版权页： 
插图： 
梁启超就不同了，他有九个孩子（还不包括早殇的）。大女儿出生的时候，他只有二十岁，按照现在的习俗，二十岁常常还被父母当作“孩子”，他却已经做了父亲，不知那时他是否已经懂得了为父的不易。不过，他二十三岁（1896年）就发表了《论女学》、《论幼学》等论文，对于青少年的早期教育有着相当深刻的认识。他说：“人生百年，立于幼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44页）可见，他对早期教育，或者说幼学，是看得非常重的，认为这是关系到每个人一生成败的大事，是安身立命的基础工程。在他看来，教育子女绝非一个人、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家族的私事，广而言之，教育的好坏，与国家的兴亡、天下的兴亡，都有很密切的关系。因此，要想变法图强，先要有好的教育，才能开启民智，造就新人。这是老大中国走向新生的当务之急，可以说是“悠悠万事，惟此为大”。他参照西方国家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中国教育的设想和思路，有些具体做法现在看来也许是幼稚可笑的，但在百余年前就能根据儿童的生理、心理特点，提出循序渐进、循循善诱、启发为主、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和理念，梁启超恐怕是第一人。
中国当时所实行的教育实在是太坏了。梁启超非常痛心地说：中国人有两大厄运，不幸都发生在童年，女性躲不过缠足，男性逃不脱科举。除非你不读书，不受教育，否则，你就是再有才华，再有志向，也只能俯首帖耳，被囚于八股制艺的罗网之中。由于国家规定了科举考试的内容，一个人只有通过科考，才能得到功名富贵。所以，乳臭小儿都被家长强迫着读《四书》、《五经》。这种情形在当时非常普遍，一点也不奇怪。他举例说，譬如“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这句话，汉代的学者和宋代的学者都有非常详尽的解释，常常写了数千言都说不明白，现在却要牙牙学语、蹒跚学步的孩子跟在老师后面鹦鹉学舌，人云亦云，怎会不伤害孩子的心智和身体呢？尽管这是人人都明白的道理，却仍然坚持这样做，为的是什么呢？很简单，就因为考试题目要从这里出；进而言之，功名富贵也从这里出。事实上，正是科举考试这个指挥棒，犹如一双看不见的手，操纵着所有莘莘学子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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