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反差，是因为不同地区的教育资源存在着严重不均衡。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山东省，其省内考生更多面临的是“想异地高考”的压力，而不是“被异地高考”的压力。对于京沪地区来说，这种情况恰恰相反。我们不妨看一下京沪两地拥有其它地区多么望其项背的优质教育资源。截至20011年3月，全国共有112所211工程高校，其中北京有26所，上海有9所，占到全国总数的近1/3。而且，京沪地区为数不少的这些高校，在当地招生的比例都接近教育部规定的30%上限。这种状况正如一组数据显示的那样：广东、安徽考生考进北大的概率只有北京孩子的1%。上海考生进复旦的机会是全国平均的53倍，山东考生的274倍，内蒙古考生的288倍。
在教育资源分配如此不均衡的前提下，由教育资源的“高地”来设计异地高考的方案，不要说由于非常容易受既得利益的羁绊而举步维艰，而且即便当地主政者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其也要面对放开异地高考后新型“高考移民”大量涌入带来的城市人口、资源、交通不堪重负的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讲，异地高考的突围仰赖地方的“底层设计”，不过是击鼓传花式矛盾转嫁，于问题的真正解决并无益处。事实上，不解决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均衡的基础问题，异地高考无论由谁来设计、怎么设计都会是“两难命题”，而这恰恰最需要进行“顶层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