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区一：研究入世的具体利与弊而没有首先说明何为利、何为弊。就加入世贸组织而言，其利与弊需要从不同层面进行界定。第一，有经济口径的利与弊，也有非经济口径的利与弊，这两种口径的利与弊能否综合?如能综合，该如何综合?第二，假如按一般意义上的即经济口径的利与弊理解，是指长期的利与弊，还是指短期的利与弊?两者应该采取怎样的方法测度?第三，从哲学上讲，利弊是可以转化的，利在一定条件下隐含着或转化为弊。弊在一定条件下也隐含着或转化为利，正如好事可以变坏事、坏事可以变好事一样。因此，对加入世贸组织的利与弊分析，首先要明确研究对象是什么，否则会产生诸多不必要的论争。比如在由龙永图任名誉主编的《世界贸易组织知识读本》中，就对人们通常所持的“入世在长期中是利大于弊，在短期中是弊大于利”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短期内入世也是利大于弊。笔者以为此种论证没有对不同口径的不同意义的利与弊加以区分，因此，在逻辑上有一定缺陷。而在由余永定等主编的入世专著中，则对入世的利与弊没有充分地区分长期与短期含义(p262，p463)，因而也降低了论证的科学性。
误区二：利弊比较过于机械，没有充分认识到挑战是实实在在的而机遇则是需要艰苦努力才能抓住。第一，加入世贸组织的利与弊并不一定都可以作定量化处理。比如入世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作用是很难作定量表述的，也很难转化为价值量。因此，利弊比较有天然的局限性。第二，如果利与弊都可以转化为价值额处理，实际上由于加入世贸组织后的经济运行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动态过程，加之世贸组织本身也未见得公开、公正、公平(1999年西雅图会议无果而终与其不公正有很大关系，即少数大国控制会议。见程人为，西雅图会议手记，人民大学校刊2000年3月5日)，同此，不仅中国，而且世界上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测算出真正的利与弊。至于有学者测算出加入 wto对中国就业的影响精确到以千人为单位，各部门孤立地研究入世后影响而不是以一个有机整体研究入世影响，这些都是令人生疑的。第三，一方面从利与弊比较角度考虑我国是否加入世贸组织是一种实证研究过程。另一方面，加入世贸组织也许就是应该加入应该尽早加入的规范判断。因为世贸组织成员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占世界的90%以上，加之越来越多的国家与地区加入，已达130多个，面临这种情况可能就使得中国没有多少资格讲是否加入世贸组织，而是应该加入或必须加入，即弊大于利也应加入，这就是代价。当然这一代价不会太高。因为入世可以减轻没有加入而引发的各种成本(交谈交易中的个别成本、行业成本)。第四，在中央没有公布入世谈判中的具体承诺之前，就得出利与弊各自量值，显然是不合科学性要求的。第五，利与弊的比较表面上很重要，实际上把利看得轻一些、把弊看得重一些对我们的发展更有利一些。正如我们在战争中把敌方力量估计得高一些，把自己的不足看得重一些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不言而喻，入世后的挑战(弊、义务)是实在的，可预期的，入世后的机遇(利、权力)则远不是实在的、可计划的。特别地，美国对我们所应承担的义务一定看管得非常紧，而对我们应得的权利则不一定轻易给予。美国可以不轨，而我们不可以有一点不轨行为(狄荫清，对龙永图“入世”权威观点说“不”，《经济预测》2000年32期)。
我国的复关入世谈判启动于计划经济时期(1986年)，其间经历了向市场经济转轨这一巨变过程(1992年以后)，至今这一制度性质变仍处于深化阶段。因此，我们面临的改革任务比开放任务更艰巨、更重要。这并不是不开放，而是说我国经济开放度的提高应该和改革度的提高相适应，在我们已经申请入世条件下，应争取较长的过渡期，为改革攻坚提供宽松的环境。当今知识经济、世界经济条件下，我们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少为、有所多为，在改革与对外开放上，我们应该坚持改革优先。也许当转轨任务基本完成以后，开放将成为主要矛盾。这一点发达国家的经验可资以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