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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黯国度:记忆与现实交错的印度之旅(V.S.奈保尔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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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黯国度:记忆与现实交错的印度之旅(V.S.奈保尔著) | |
1962年，奈保尔首次踏访印度——他父祖辈的家园。从盂买、德里、加尔各答，再到他外祖父的故乡，这个有着暧昧身份的“异乡人’与“过客”，见到的是无处不在的贫困与丑陋，感受到的是震惊、愤怒、疏离、鄙夷与失落。而他的感受将在《幽黯国度:记忆与现实交错的印度之旅》为您展现。
1962年，奈保尔首次踏访印度——他父祖辈的家园。从盂买、德里、加尔各答，再到他外祖父的故乡，这个有着暧昧身份的“异乡人’与“过客”，见到的是无处不在的贫困与丑陋，感受到的是震惊、愤怒、疏离、鄙夷与失落。在他一贯的冷嘲热讽与孤傲尖酸中，后殖民情境中的印度乱象是那么的令人无奈与绝望。这一年的印度之旅其实也是他企图探询自己的历史与身份认同的内心之旅，而他的收获却是看到：印度属于黑夜——一个已经死亡的世界，一段漫长的旅程。
他的叙述技巧极为卓越，一步步缓慢地揭露了印度与他的内心，读来具有无比的乐趣…… 有一种人，远离了家园，但是他却比家乡的任何人更了解这个地方：奈保尔先生就是一个杰出的例子。
《时代》（TIME)
奈保尔写得像画家，不论他以何种文学形式书写，他都是个大师!
伊恩·布鲁玛，《纽约时报书评》
IAN BURUMA、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作者：（英国）V.S.奈保尔（Vidiadhar Surajprasad Naipaul） 译者：李永平
V.S.奈保尔（Vidiadhar Surajprasad Naipaul，1932—），爵士，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1932年出生于特里尼达岛上的一个印度移民家庭。1950年获奖学金进入牛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1953年取得学位后迁居伦敦，任职英国广播公司（BBC），1957年以《神秘按摩师》正式开始写作生涯。奈保尔的作品以小说和游记为主，两者均获高度评价。代表作有：《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河湾》、《印度三部曲》等。在成为诺贝尔奖得主之前，奈保尔已收获无数荣誉，如英国最富声望的布克奖、毛姆小说奖、莱思纪念奖、霍桑登奖等。1993年，获颁第一届大卫·柯恩英国文学奖（David Cohen British Literature Award），该奖旨在表扬“尚在人世的英国作家一生的成就”。1990年，奈保尔被英国女王封为爵士。
印度之旅序曲：申请一些证件
第一部
第一章想象力停驻的地方
第二章阶级
第三章来自殖民地的人
第四章追求浪漫传奇的人
第二部
第五章达尔湖中的娃娃屋
第六章中古城市
第七章进香
第三部
第八章废墟狂想曲
第九章枕上的花环
第十章紧急状态
第十一章还乡记
尾声：奔逃
附录 奈保尔作品年表
船上的检疫旗刚降下，孟买港务局卫生处派来的最后一批打赤脚、穿蓝色制服的警员刚离开我们这艘轮船，果阿人科贺就立刻跑上船来，伸出一根长长的手指头，向我招了招，把我引进船上的酒吧，悄声问道：“您身上有没有起司?”
科贺被旅行社派来协助我通关。他身材高瘦，衣着寒酸，脸上带着一副紧张兮兮、焦躁不安的神情。我猜他说的“起司”是某种违禁品。我没猜错。他向我要干乳酪。在印度，这可是寻常人家吃不起的珍贵食品。印度政府限制干乳酪进口，而一般百姓还没学会制作这种食物——说来挺有趣，直到今天，印度人也还没学会漂白新闻用纸。但是，对于科贺的要求，我却爱莫能助。这艘希腊货船供应乘客的干乳酪，实在不怎么可口。从埃及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启碇后，在三个星期的航程中，我常常向那位面无表情的侍应生领班抱怨，他们的干乳酪实在难吃；如今，我怎么好意思向他开口，要一些干乳酪带上岸去呢。
“没关系，没关系!” 科贺说。他不相信我的说辞，更不愿意浪费时间听我编造理由。他走出酒吧，蹑手蹑脚沿着一条走廊来回逡巡，查看嵌在舱房门上的每一个名牌。
我走进自己的舱房，打开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凑上嘴巴，啜一小口，接着又打开一瓶梅达克萨斯白兰地(Metaxas)，同样啜一小口。我打算把这两瓶酒带进禁酒的孟买市。在印度政府观光局工作的一位朋友事先提醒我：把整瓶酒原封不动带上岸，肯定会被没收。
稍后，我跟科贺在船上餐厅会合。他的神态和举止自在多了，不再那么紧张兮兮。他手里抱着一个巨大的希腊洋娃娃。她身上穿着色彩鲜艳的民族服装，在科贺那身寒碜的衬衫和长裤衬托下，显得格外耀眼、亮丽；她脸庞上那两块红扑扑的腮帮子和一双湛蓝的、一眨不眨的眼睛，使科贺那张瘦长的脸孔显得更加阴郁、浮躁。科贺看见我那两瓶已经打开的洋酒，脸色登时一变。
“干吗把它打开呀?”
“法律规定的，不是吗?”
“把它藏起来嘛。”
“这瓶梅达克萨斯白兰地，瓶身太长，怎么藏啊?”
“平着放，不就得了?”
“这种瓶子的软木塞并不可靠哦!朋友告诉我，他们准许你带两瓶酒上岸，不是吗?”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帮我拿这个洋娃娃。把她抱在手上。告诉他们这是一个纪念品。你身上带着‘游客介绍卡’ (Tourist Intro·ductin Card)吧?好!这份文件很重要喔!只要亮出这张卡片，他们就不会搜你的身。干吗还不把这两瓶酒藏起来呢?”
科贺伸出双手，猛一拍；霎时间，一个身材矮小、骨瘦如柴的汉子打着赤脚，不知从哪里钻出来，二话不说，拎起我们的行李就走。自从科贺上船以后，这家伙就一直躲在一旁，静悄悄地等候着。我们怀里搂着洋娃娃，手里拎着那只里头装着两瓶洋酒的袋子，爬下船舷，跳进一艘汽艇中。科贺的随从把行李放好，然后独个儿在船尾蹲下来，整个身子蜷缩成一团；跟主人共乘一艘汽艇，让他感到局促不安，仿佛违反了什么戒律似的。这位主子，只偶尔瞄了我怀里的洋娃娃一两眼；在整个航程中，他只管睁着眼睛，凝视前方，脸上充满不祥的预兆。
对我来说，早在好几个星期以前，东方世界就已经展现在我眼前了。即使在希腊，我就已经感觉到，欧洲在我眼前逐渐隐没、消失。希腊的食物甜腻腻的，充满东方风味，有些我小时候曾经品尝过；希腊的市街到处张贴着印度电影海报——据说，希腊观众最欣赏的是一位名叫娜吉丝(Nargis)的印度女明星；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希腊人热情好客，颇有东方人之风。对我来说，希腊之旅是为埃及之旅做准备。埃及——黄昏的亚历山大港，宛如一座亮晶晶、无比壮阔的大拱门矗立在冬季的海洋上；防波堤外，细雨雾霏，前任国王的白色游艇悄没声息，幽然浮现碧波中；骤然间，码头上响起一阵喧闹声，成群身穿脏兮兮无领长衫的男子仿佛听见信号似的，纷纷拔起腿来，叫嚷着、争吵着，唧唧喳喳，争相爬上一艘已经满载乘客的轮船。就在这样的一个国家，而不是在希腊，东方世界正式展现在我眼前：脏乱、盲动、喧嚣、突如其来的不安全感——你突然发觉，四海之内皆非兄弟，你的行李随时都会被人摸走。
就在这种地方，你体会到向导的重要性。这种人了解本地习俗，能够帮你摆平一切问题，连那些印刷粗糙、文法不通的表格和申请书，他都看得懂。“我教你怎么填!”在海关大楼，向导指着表格对我说。偌大的一间屋子，挤满了脚夫、导游、官员、闲人、警察和观光客。闹哄哄的活像一座市场。一个希腊难民凑到我耳朵旁悄声说：“听着!他们打算今晚下手打劫观光客。”他——我的向导——却指着表格上那条标明“日期”的虚线，吩咐我说：“在这儿填写‘一部柯达照相机’。”然后他又指着“签名”那一栏命令我：“在这儿填写‘未携带黄金、首饰或宝石’。”我提出异议。他说：“填!”从他口里说出来，这个字听在我耳中却蛮像阿拉伯文的。这位向导个头高大，脸色阴沉，带着几分好莱坞式的邪气。他头上戴着一顶土耳其毡帽，手里握着一根藤杖，不停敲打着他的大腿。我遵照他的指示把表格填妥。他这一招还真管用。“现在——”向导脱下他头上那顶绣着“旅行社”字样的毡帽，换上另一顶代表“×旅馆”的帽子，对我说：“现在咱们到旅馆去吧。”
此后，一幅接一幅景象次第展现在我眼前，让我看到了以前只在书本上认识的东方世界。在我心目中，每一幅景象都是一个新发现；头一遭，看见那被无数照片和文章描绘得神秘兮兮的阿拉伯无领长衫，活生生地穿在街头那些男人身上，对我来说，不啻是一种启示。在那间年华老去、风光不再却依旧充满旧王朝遗风的旅馆，我嗅到了印度种姓阶级制度的气息。那位年纪颇为老迈的法国侍应生，只负责招呼客人；替他跑腿打杂端盘送碗的是一群头戴毡帽、腰缠束腹带、眼神忧伤、一个劲儿绷着脸闷声不响的黑人小厮。旅馆大厅聚集着成群身穿花哨制服的黑人服务生，不停钻进钻出，忙得不亦乐乎。跨出旅馆大门，来到街上，你所期待的那个东方世界豁然展现在你眼前：面黄肌瘦的儿童、脏乱、疾病、向观光客讨取小费(bak—shish)的一声声哀唤、沿街叫卖的小贩、四处兜售不知什么票券的黄牛、一抬头就可以瞥见的伊斯兰教寺院尖塔。城中随处可见帝国主义遗留的痕迹：暗沉沉、冷清清、四面嵌着玻璃的欧洲风格商店；在发廊里，满脸哀伤的法国美容师压低嗓门说，市面上再也找不到法国香水了，只好将就使用味道浓郁的埃及香水；市场上，一位来自黎巴嫩的商人以轻蔑的口吻，谈论“在地人”——他说他不信任这帮人，除了他的助手，而后者却背着他的主子悄悄告诉我，总有一天，黎巴嫩人和欧洲人全都会被驱逐出埃及这个国家。
景象一幅接一幅，你以前在书本上读到的东方世界，如今一一浮现在你眼前。在开往埃及首都开罗的火车上，坐在走道对面的那位先生忽然清起喉咙来，一连咳了两声。他鼓起腮帮子，用他那根无比灵活的舌头，把嘴里那团浓痰卷成一颗小球，然后伸出拇指和食指，从嘴洞中撮出这颗痰球，凑上眼睛，仔细观赏了好一会儿，才把它放在手心上缓缓揉搓着，直到它消失。这位男士身穿三件式西装，身边放着一架电晶体收音机，开得震天价响。开罗到了!东方集市的万种风情霍然展露在眼前：堆满垃圾的狭窄街巷即使在冬天也臭烘烘；栉比鳞次的小店摆满各种仿冒品；熙来攘往的人群；满街汽车喇叭齐鸣，让原本已经够刺耳的市嚣声，变得更加令人难以消受；颓败的中古世纪建筑物，一幢一幢，依旧矗立在瓦砾堆中，四处散布着青绿色和宝蓝色瓷砖，让人联想起那早已经消失的“美”和“秩序”的时代——一座座水晶喷泉旁进行的一桩桩风流韵事，唉，在那个其实也不怎么讲求秩序的时代，也许真的发生过吧。
市场中有一个补鞋匠。头戴白色瓜皮小帽，鼻梁上架着一副钢框眼镜，颏下蓄着一部花白胡须，脸庞上布满皱纹——这位仁兄应该摆个姿势，让美国的《国家地理杂志》拍张照片：双手灵巧、一脸坚毅的东方匠人。我的鞋底松脱了，走起路来啪哒啪哒响。能不能帮我修补一下?他蜷缩着身子坐在人行道上，低头干活，听我这么一问才抬起头来，眯起眼睛瞄了瞄我的鞋子、长裤和雨衣： “五十披亚斯德。”我说：“四十。”他点点头，伸出手来脱下我的鞋子，然后拿起一把铁锤，二话不说，就开始把一根长达一英寸的铁钉敲进我的皮鞋。我慌忙伸手抓住鞋子；他笑了笑，一手举起铁锤，一手抓住鞋子不放。我使劲一扯，他终于松手。
埃及的金字塔早已沦为公共厕所——这点，旅游指南之类的书当然不会提起。四处人潮汹涌：导游、“看守人”、骆驼夫和成群男孩(他们的驴子全都名为“威士忌加苏打”)。讨取小费的哀唤声此起彼落：爸客施舍!爸客施舍!(Bakshish!Bakshish!)“进来喝杯咖啡吧!我可不是要你买东西哦。我只是想跟您聊聊。尼赫鲁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咱们何妨坐下来谈谈，交换交换意见。我是大学毕业生耶!”我赶忙搭乘空荡荡的巴士回到亚历山大港，提早两天，登上那艘希腊货轮。
接下来就是一段烦闷而漫长的航程：一个又一个非洲海港，看起来就像辽阔的大路边缘一块块小空地。就在这儿，你终于领悟到，尽管埃及有很多黑人，但它并不是真正的非洲；尽管街上到处可见伊斯兰教寺院的尖塔和阿拉伯男人的无领长衫，埃及毕竟不是东方——她是欧洲的最后疆界。在沙乌地阿拉伯的吉达港(Jeddah)，男人们身上披着的无领长衫显得干净许多；簇新的美国轿车满街奔驰，十分招眼。当局不准我们登岸。我们只好待在船上，眺望吉达港码头上的风光。一只只骆驼和山羊，被一艘艘脏兮兮的不定期货轮上的起重机和吊钩，卸落到码头上，斋月即将结束，这些畜牲将被宰杀，让人们解馋。高高悬吊在半空中，骆驼们惊慌失措，只管拼命伸张它们那突然变得毫无用处的四肢；降落到地面时——有时轻轻地，有时砰然一声——它们赶紧蹲伏下身子，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朝伙伴们跑过去，挨挨擦擦，互相抚慰。港中一艘汽艇突然失火。我们的轮船拉起警报。不过几分钟，好几辆救火车就赶到现场。我们船上一个年纪轻轻的巴基斯坦学生说：“独裁政府办事可真有效率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