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她是个纺织厂的女工,到了结婚的年纪,厂子里的工会主席就给她介绍了个对象,是隔壁机械厂的工程师,南方人,一个人在这边。
两个人见了几次面,就谈婚论嫁,工程师说,他有个弟弟是傻子,现在在老家,结婚后,恐怕要把弟弟带过来一起住。
那是七几年,人们倒不十分看重这些事情,她又年轻,不知轻重,就答应了。再说,她也见过街道上的傻子,一个个欢天喜地,很开心的样子,看起来也没什么不妥当。
傻子弟弟就到北方来了。
冬天要穿衬衣,夏天穿着棉袄死也不脱。高兴的时候嗷嗷叫,吵得四邻不安,不高兴就砸东西,拣着什么砸什么,没多久,她家里就没一件完整的东西,流行的三大件也买得起,但就是不敢买。
傻子又喜欢拾破烂,枯树,烂纸箱子,瓶子罐子,欢天喜地地拣回来,把单元门都堵住了,还不让人收拾。
若少了一件破烂,他就哭,闹。还动不动就走丢了,几天也不见人,她也不是没动过念头,希望他干脆再别回来,但还是三更半夜打着电筒四处找。
有一次,她请了三天假,累得半死,披头散发地把傻子找了回来,回到家里,她站在结婚时候别人送的镜子面前,看着镜子上“囍”字中间被傻子砸出的裂缝,真是动了离婚的念头。
也还是没离。
后来有了孩子,傻子更加成了个危险人物。
有一天,她不过去厨房冲了下奶瓶,再回来,就看见傻子正给孩子喂滚烫的开水。
从此,反锁房门就成了她的下意识举动,有时候,正在机器前,她也会疑心自己忘了把孩子锁好,简直要急疯了。
孩子五岁,一家人去公园,一转眼,傻子就把孩子送到了秋千上,一边大笑,一边越推越高。孩子十八岁的时候,她觉着这孩子真是命大,觉着自己真了不起。
二十多年时间,亲戚邻居就没停过劝她,有的动员她在郊区果园里找个泥房子,给老乡给点钱,把傻子丢到那里去,有的干脆就说,傻子得了病就别给治了。
她非常愕然,也不会说别的,只说:“那也是条命啊!”
后来,厂子不行了,他们一家靠着两个人的内退工资,再干点零活,供着儿子上了大学。两口子似乎都觉出自己老了,傻子却活得愈发旺健。
她就发愁,他们都走了的话,傻子不就成了儿子的负担么?
不过,傻子还是死在了他们前头,一场肺炎,短短几天就要了他的命。
葬了傻子,回到家里,她感觉自己真是累极了,心里乱糟糟的,到底是庆幸、解脱、难过,都说不上,不过,跟傻子斗了这么多年,他一下子没了,还真是有点受不了,心里空空的。
她坐在窗户前,看着后院里,晚春的青草上落的槐花,就希望安安静静地坐一会,谁也别来打搅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