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聪慧立即飞到天津和对方协商，谈判进行了整整7天。安聪慧说，那7天的痛苦，他一辈子都忘不了：吉利工厂全线停工，几千名工人等着发动机上线，客户的订单预付款已经收上来了，骑虎难下。但无论吉利如何请求和协商，天津方面都拒绝改变方案。安聪慧探究这一违背商业规律的由来，对方给了一句话：上级指示我们这么做。在中国，不管是对汽车行业人士还是对任何一个普通民众来说，大家都会很明智地理解“上级”的深刻含义。安聪慧当然也不例外。
“这7天使我认识到一个问题：你要做汽车必须要牢牢掌握、控制汽车的核心技术，而且核心技术一定要超越别人。”安聪慧不无感慨地告诉记者，“自主创新都是逼出来的”。
自此，吉利下定决心开始自主研发。
他们尽可能多的高价购买来自天津的发动机，以备自己研发的发动机出现故障时临时替补。为了躲避发动机公司的审查，吉利每月额外多买一些。买来的3000台发动机被他们藏起来，以防被发动机公司发现。
苦苦支撑近一年之后，吉利终于有了自己的发动机并开始批量生产，一炮打响。此时，天津的发动机工厂找到吉利，表示愿意降价销售发动机，继续合作。安聪慧愤怒地拒绝了这一合作，“我那时候心情非常复杂，那不是一般的复杂。这种耻辱是一般人承受不了的。”安聪慧表示，就算发动机白送，吉利都不要了!
放弃这一合作的小小代价是吉利东躲西藏保存下来的3000台天津生产的发动机。这批发动机被吉利作为早期车型的售后服务零配件使用，一部分被当做废铁出售。这点小小的代价对于那时腰杆子开始硬起来的吉利来说，已经不算什么了。
核心发动机受制于人似乎还不是最尴尬的事情。1997年，国务院24号令明确指出，全国上下无论何种资本都不准再批准轿车项目。新华社高级记者李安定曾将那时高度寡头垄断的中国汽车工业比喻为“计划经济的活化石”。有人说，那时的李书福几乎是用“以卵击石”之力，争取一口口可供呼吸的空气。
最大的困境是在2001年7月，当时国家经贸委颁布的《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车种中没有吉利的名字。当时的李书福甚至没有勇气自己拿起那张刊登《公告》的报纸找寻吉利的踪影。回忆起那一刻的感受，他称感到相当惊讶、突然。
那时38岁的李书福已经被《福布斯》杂志评为2000年中国最富有的50人之一，平日里他却只挎着一个不起眼的小皮包，独来独往，频频穿行于京、浙两地，在相关国家部门之间游说，希望国家能够允许民营企业造车。“我们都在朝一个美好的方向努力，我们天天在努力，天天在奋斗，天天在受气，天天在患难，天天在练气功。气得脸发白，牙齿直咬……”李在一次采访中表示。
并非一个人的战斗
如果吉利收购沃尔沃成功，有可能成为中国汽车企业收购最大规模外国资产的收购案。这不仅是李书福和吉利的欢庆。去年11月，上海复星的郭广昌、汇源的朱新礼、蒙牛的牛根生等众企业家和李书福在宁波小聚，他们曾深入沟通过这项收购，不少企业家当场放话：“(钱)要多少?怎么个支持法?”
李书福早期创业时不少民企老板就给了他资金上的支持，因为李在电冰箱、摩托车行当的成功，令他在台州的那些老板中有很高的威望和声誉。吉利的上下游供应商们也喜欢跟李书福交流、请教，同为民企，李书福的成长经历让他们有更多共同的话题。
从1996年开始，李书福用“蚍蜉撼大树”之力，努力在“计划经济的活化石”——中国汽车工业中开垦出一片天地。以体制外的民企争取在垄断行业获得一席之地;从被别人的技术牵着鼻子走到努力自主创新;从草根出身的商人力图蜕变为具有现代气质的企业家。这正是中国众多民营企业家走过或正在走的路。
作为一个在商海浮沉了将近20年的民营企业家，“为什么这20年下来，中国最大的几家企业都是国企?因为民营企业要成长起来太难了!”李书福尝遍了在国有企业夹缝中生长的艰难与辛酸。身为全国政协委员，在多年的提案中他一直都在为民企的生存环境大声疾呼。
令李书福骄傲的是，国家在北京、上海等地投入巨资研发的汽车变速器没有任何成果，但吉利却没花国家一分钱研发成功了。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苗圩在“吉利汽车发展经验座谈会”上将吉利的“先进的发动机、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自动变速箱、独创的BMBS(防爆胎技术)”称为“中国汽车工业最大的财富”。
2009年12月23日晚，李书福登上央视“2009年度经济人物”的颁奖台，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亲自给李书福颁奖。李荣融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也该是李书福领奖的时候了!”彼时，浙江省民营企业刚刚集体发声表达对“国进民退”现象的不满和忧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