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鉴赏基础
1：美术的种类和功能
美术的种类应当包括绘画、雕塑、工艺美术和建筑艺术。
从美术的社会功能来分，这几大类可以归并为纯艺术和实用艺术两大类。绘画和雕塑一般属于纯艺术范围，因为它们主要是满足人类观赏或者说是审美的需要。工艺美术、建筑属于实用艺术的范围，因为它们首先是满足人类某些方面实用的需要。绘画是运用点、线、空间、色彩等艺术语言，在二度空间(即平面)上创造形象，反映生活和表达情感的艺术。
2：了解美术作品中形式构成的基本要素及形式美的基本规律
美术作品中形式构成的基本要素：
每一幅美术作品，因为画家对生活的理解和自己主观意识的不同，他采用的绘画语言和所表现的美的形式也不同，包括：:点、线、面、体积、构图、造型、色彩、明暗、构图、肌理、对称、均衡、节奏、韵律、变化、统一等构成要素。
形式美的基本规律：
多样与统一是形式美的基本规律，是 各种艺术门类共同遵循的形式法则。所谓 “多 样”是整体中所包含的各个部分在形 式上的区别与差异性;所谓“统一”则是 指各个部分在形式上的某些共同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某种关联、呼应和衬托的关 系。 只有多样变化，没有整齐统一，就会显得 纷繁散乱;如果只有整齐统一，没有多样变化，就会显得呆板、单调。多样统一包 括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各 种对立因素之 间的统一，另一种是多种非对立因素互相 联系的统一。无论是对立还是调和，都要 有变化，在变化中见出多样统一的美.
3.了解美术图象的类别及其特征。
三大类别:具象美术、意象美术、抽象美术。
具象——具体而精确的再现，逼真、写实。
意象——直觉想象、幻觉等构成表像、理性、怪诞。
抽象——对自然对象省略、舍弃、视觉刺激、趋向音乐性。
4.了解美术鉴赏的基本方法
美术鉴赏是对美术作品的内容及其造型、色彩、材质和由这些因素所构成的美感的解释、想象、体验、评价和判断。是人们观赏艺术作品时特有的一种精神活动，实际上也是一种具有特殊性的认识活动。
鉴赏活动有一个基本的方法：1、表现了什么?(内容)
2、怎样表现的?(形式)
3、为什么这样表现?(立意)
(二)鉴赏内容
中国部分：
1、 仰韶文化彩陶
仰韶文化距今大约7000年左右，是我国新石器时代彩陶最丰盛繁华的时期。它位于黄河中游地区，以黄土高原为中心，遍及河南、山西、陕西、甘肃、河北、宁夏等地。
仰韶文化的制陶工艺相当成熟，器物规整精美，多为细泥红陶和夹砂红陶，灰陶与黑陶较为少见。其装饰以彩绘为主，于器物上绘精美彩色花纹，反映当时人们生活的部分内容及艺术创作的聪明才智。另外还有磨光、拍印、等装饰手法。造型的种类有杯、钵、碗、盆、罐、瓮、盂、瓶、甑、釜、灶、鼎、器盖和器座等，最为突出的是双耳尖底瓶，线条流畅、匀称，极具艺术美感。
由于时间跨度与分布地域的不同，仰韶文化必须分类加以区别，主要有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
仰韶文化彩陶代表作品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 高54厘米， 口径6.5厘米， 1972年陕西临潼县姜塞出土，中国历史博物馆藏。 此瓶为细砂红陶，是当时的汲水工具，小口，尖底，深腹，腹侧有两耳，可系绳。当瓶空时，重心靠上;汲水时，瓶倒置水中，水便注入瓶内，使重心下移，瓶自动竖起，使用方便。这是仰韶文化遗存中特有的产品，距今约
6000年，设计美观，实用性很强，体现了当时仰韶人的智慧。
仰韶文化彩陶，高21.6厘米，口径2.1厘米，1958年陕西宝鸡北首岭出土，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泥质红陶，遍体磨光。器形尤如葫芦，小口，细颈，阔肩，扁腹，肩腹间有脊棱，腹下部收，小平底。瓶身以黑彩绘水鸟衔鱼纹。造型秀美，构图简单生动。(来源：中国科普博览)
2、青铜工艺
中国被公认为世界文化发达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我们的祖先为祖国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青铜文化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商代是高度发达的青铜时代。这时已有了相当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文字，考古工作者曾先后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郑州商城遗址、湖北盘龙城遗址，发现了这时期的铸铜作坊，说明商代青铜制作业已具有相当规模。这时期青铜器的实用范围也很广，无论是生产工具，还是武器、生活用具都已应有尽有。此时，青铜器种类增多，制作精巧，造型准确，器身上还出现了粗疏的动物纹或几何纹，常见的有饕餮(tao tie)纹、夔、龙、虎、人形纹等。商代后期，青铜器制作水平达到了高峰，表现为器类繁多，造型庄重，花纹繁缛细密，纹饰中又出现了鸟纹、蝉纹、蚕纹等新的花纹。商朝后期，青铜铸造业不仅规模大，而且质量高。大量的青铜容器上，常常铸出三重花纹，衬地用云雷纹，上面凸起兽面纹，主纹之上又加几何纹等。器内有时还铸出字数不等的铭文，颇具时代特征。
西周时期是我国奴隶制的鼎盛时期，西周的青铜铸造技术又有新的发展。这时期青铜器的突出特点是，器物上的铭文长，有的多达三、四百字。铭文字体优美奔放，铭文内容丰富，既有祭祀祖先，又有征伐、纪功、册命和赏赐等记载。它生动具体地补充了西周文献记载之不足，为研究西周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原始资料。
西周及春秋时代青铜器的新变化，首先是器形类别减少，爵、觚、斝、卣、盉等酒器，鬲、方鼎等烹煮器，都已消失不见，这一时代最常见的鼎和壶都出现了新的样式。鼎之形制较大者(如厉王时的大克鼎)，敛口，侈腹，鼎腹的侧影扁而方，鼎足上半作兽面装饰。鼎之形制较小者(如共王时的颂鼎)，鼎腹侧影轮廓接近半圆形，鼎足上下粗，中间稍细，似动物之足。整个器形轮廓呈连续的柔和曲线。
我国现存最大的青铜器，是商代的司母戊鼎。司母戊鼎结构复杂，是用合范法铸成的，即耳、身、足分别铸成后，再合铸成一个整体。鼎四周有盘龙纹和饕餮纹，腹内刻有“司母戊”三字。大鼎带耳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8厘米，重达875公斤。根据考古专家分析，这种大鼎需要二、三百人用七、八十斤重的将军盔，协同合作才能制成。这种大规模的生产和复杂的工艺过程，说明我国青铜冶铸业早在商代就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商代的青铜铸造不仅规模大，而且质量高。著名的商代四羊方尊，便是这高超铸造技术的物证。四羊方尊高58.3厘米，重34.5公斤，是现存商器中最大的方尊。尊的颈部铸有蕉叶，蕉叶上的花纹叫夔形纹。蕉叶的底部饰有兽面纹，肩部有四条龙蟠缠在四周，尊的腹部分别铸有四只大卷角羊，突出尊外。羊的背部及胸部饰有鱼鳞花纹。两只前腿和尊的底部铸在一起，上面也铸满夔形花纹。方尊的边角及每一面中间合范的地方，都铸有棱脊，其作用是以此来遮蔽合范时可能产生对合不正的纹饰，从而增强了造型的气势，使方尊的形象在宁静中有威严感。全器上下以细雷纹为地，线条光洁刚劲。羊角是事先铸成后配置在羊头的陶范内，再合范浇铸的。如果没有高超的合范技术，就很难达到整个器物浑然一体的效果。
一九二三年出土于河南新郑的立鹤方秋大变革时期的时代风貌。壶，壶身遍布蟠曲龙纹，两旁有镂空的龙形双耳，壶下伏有双兽，壶口有双层莲瓣中央立一鹤，展翅欲飞工艺非常精湛，反映了春秋大变革时期的时代风貌.
春秋中期(公元前676-前572年)，通高125.7、宽54厘米。故宫博物馆藏。国家馆藏一级文物。
3、《击鼓说唱俑》
《击鼓说唱俑》，灰陶制，高55厘米，制作于东汉时期，出土于四川成都天回山崖墓，现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俑在汉代雕塑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从车马出行到侍卫家奴，从庖厨宴饮到歌舞百戏，几乎无所不包，反映了汉代五彩斑斓的社会生活。虽然这些俑比起秦代的同类作品尺寸相对较小，但表现出强烈的写实主义风采，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四川地区的汉俑独具特色，内容更为丰富，在出土的许多俑雕像中，最著名的就是这件《击鼓说唱俑》。说唱俑席地而坐，头部硕大，裹着头巾，前额布满皱纹，赤膊跣足，左臂环抱一个圆鼓，右手高扬鼓锤。这个说唱俑的表演仿佛已经进入了高潮，他得意忘形，神情激动，表情夸张，竟不自觉地手舞足蹈起来……这是多么令人激动的场面!虽然人们并不了解他说唱的具体内容，但一看到这位热情、乐观、充满生命活力和幽默感的艺人，都会发出会心的微笑，甚至可以想象到在这个说唱俑的面前，正有一群兴致勃勃的听众在倾听着他出色的表演!可见，汉代的雕塑家们是多么富有创造力和想象力。他们并非简单地模仿生活中的场景，而是采用了极其大胆夸张的手法，着重表现说唱者那种特殊的神气。作者采用虚拟方式，通过欣赏者的联想作用，创造出一个隐含的充满戏剧性的精彩场面。这种虚拟中的戏剧性场面，本身也体现出汉代艺术所特有的生动活泼的气势。这件作品同时也是研究汉代民俗和陶塑艺术的珍贵史料。
4、秦始皇陵兵马俑
1987年12月，秦始皇陵及兵马俑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秦始皇陵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以东35公里的临潼区境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陵园，于公元前246年至公元前208年营建。其巨大的规模、丰富的陪葬物居中国历代帝王陵之首，是最大的皇帝陵。
秦始皇陵陵区分陵园区和从葬区两部分。陵园占地近8平方公里,建外、内城两重,封土呈四方锥形。秦始皇陵封土原高约115米，陵基近似方形，状如覆斗。顶部平坦，腰略呈阶梯形。现存高76米，东西长345米，南北宽350米，占地120,750平方米的陵墓及大量地面建筑遗迹和陪葬物。
陵墓地宫中心是安放秦始皇棺椁的地方，陵墓四周有陪葬坑和墓葬400多个，范围广及56.25平方公里。主要陪葬铜车、马坑、珍禽异兽坑、马厩坑以及兵马俑坑等，历年来已有5万多件重要历史文物出土。1980年发掘出土的一组两乘大型的彩绘铜车马——高车和安车，是迄今中国发现的体形最大、装饰最华丽，结构和系驾最逼真、最完整的古代铜车马，被誉为“青铜之冠”。
1974年以来，在陵园东1.5公里处发现从葬兵马俑坑三处，成品字形排列，面积共达2万平方米以上，出土陶俑8000件、战车百乘以及数万件实物兵器等文物，引起全世界的震惊和关注，这些按当时军阵编组的陶俑、陶马为秦代军事编制、作战方式、骑步卒装备的研究提供了形象的实物资料。兵马俑的发现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二十世纪考古史上的伟大发现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