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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的炼意与炼辞
——读《文心雕龙·熔裁》札记
公文的写作与其他文学创作一样，包含了个人（秘书）抽象思维活动与具体操作的全过程。它既不完全同于古人说的“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那种富有高度想象的精神活动，也不是单纯的抄抄写写的书吏性的工作，而是从立意到用辞遣句都有一定规范的行为。或者说是作者在写作时关于思想的提炼，文字剪裁的行为。刘勰在《文心雕龙·熔裁》讲的就是这方面的内容。虽然他只是就一般写作而言，但对公文写作也是适用的。
一
写文章的人，大都有这样的体会：“思绪初发，辞采苦难”，开始动笔的时候，总不免心里所想的、所要写的（公文还包括那些具体的事例），通通都涌上心头。“辞采苦难”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因为在“思绪初发”之时，更多的是全盘的思考。思考什么呢？这就是刘勰所担心的“意或偏长”，“辞或繁杂”，或者说“一意两出”，“同辞重出”。写文章当然会遇到很多问题，意与辞无疑最重要，也是必须采取具体措施的。《熔裁》中举了一个生活中常见的事例：‘‘骈拇枝指，由侈于性；附赘悬疣，实侈于形。”骈句与附句均出自庄子《骈拇篇》，指的是脚的大拇指与二指相连，合成一指，手的大拇指旁另生一指，即常讲的六指。赘是多余的肉，疣即小瘤。以上均属一个人身上多余的东西。“一意两出，义之骈枝也，同辞重句，文之疣赘也。”足以证明文章中的重意与重辞没有存在的必要，非加以熔裁不可。熔，镕的俗字，即通过火熔金。用在写作方面，是比喻思想的提炼，意的提炼。裁即剪裁，包含了篇章结构的规划，字、词、语、句的处置，即通常所说的炼辞。一篇公文，无论是总结还是请示，从开始到最后完成。实际上也就是对撰写人完美的立意充分进行熔裁，最终得到的结果。刘勰说：“规范本体谓之熔，剪裁浮辞谓之裁”，就是要使文章的中心内容得体，而不必要的辞句删削得干干净净。通过熔裁，达到“荒秽不生”，“纲领昭畅”。
二
究竟怎样来进行熔裁呢？怎样达到炼意与炼辞的最佳效果呢？《文心雕龙》提出的办法是分两个步骤，首先是“熔”，然后再“裁”，而在熔之前还必须经过三道程序，这就是刘勰在创作理论方面极具特色的“三准”法。
“是以草创鸿笔，先标三准：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余于终，则撮辞以举要”。为使次序明确，这段文字借用了《左传》“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余为终”句来标明一、二、三。
情，通常指作家的思想感情，情性或者性情，“设情以位体”中的“情”，其范围大体限于作品的思想内容。对其重要性，刘勰用“情者文之经”来加以肯定。“设”者，筹划、布置，而“位”则有安排的意思。作者动笔写作的时候，思绪总是比较复杂的，所谓“神思方远，万途竟萌”，“思绪初发，辞采苦难”。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心非权衡，势必轻重”。人的思绪活跃，但对作品内容的取舍，先后的安排，辞句的运用不可能象秤一样的准确，因此，有必要很好的予以考虑。
关于体，刘勰有时用来说明文章的风格，有时是指文章的体裁。他在《体性》中说的“数穷八体”，”八体屡迁”，包括典雅、精约、显附等均属风格范畴。“夫才量学文，宜正体制”（《附会》）中的“体”则是指作品的体裁、体制。不过，他并没有把两者看作是互不联系的概念。曹丕说：“奏议宜雅，书论宜理”。刘勰继承并发展了曹的论点，说“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符檄书移，则楷示于明断”，把风格与体裁相提并论。公文的撰写，体裁与风格，前者似乎更重要，所以需要“设情以位体”。一开始对主要问题进行归纳、分析，内容进行处理，考虑行文方向，上行、下行、平行，并且根据这一方向选用与之相一致的文种。行文方向准确，才能避免文种不符。请示与指示，报告与请示，通告与通知，受文对象均有明确的区别。思想内容的处理，文种的斟酌．就一篇公文来讲，的确需要刻意熔炼。宋人倪思说：“文章以体制为先，精工次之；失其体制，虽浮声切响，抽黄对白，极其精工，不可谓之文矣。”明朝的陈洪谟也说：“文莫先于辨体，体正而后意以经之，气以贯之，辞以饰之。”这些都是作者经验之谈。在设情、位体的基础上，刘勰用其他二准加以补充，使之更具体，也更具操作性。
三准的第二步是“酌事取类”。刘勰讲的“事”，有多方面的内涵，包括典故、事例、素材以及一些古语。“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是用自己的语言构思为文的同时，借用典故、事实来解释难懂的意义，援引古语来印证充实文中的论点。如果说在一般文体的作品中，事类十分重要，那么在公文中尤其具有特殊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文学作品如诗歌、小说强调以情动人，为了表现“情”，可以调动各种写作手法深入地刻划，而公文是因事而作，是为了传达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发布法令、法规，请示与答复问题，报告情况，交流经验，离不开事实与材料，而且还必须按制文单位的意图与要求及受文的对象，来选用事实与材料。并保证其准确性。《文心雕龙》说：“事义为骨髓”，“理得事而明”，都是反复强调、说明这一道理。
写作中怎样来用“事”呢？有两点是很关键的。第一，准确地选择“事类”。撰写公文时，可能有大量的事例、材料、数据都摆在桌上，这并不等于全部能溶入文中，秘书必须按照公文的意图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精心地挑选，决不能信手拈来。要如刘勰所说的“取事贵约”，最终达到“故事得其要，虽小成绩”的效果。
第二，“事类”的准确性。由于公文是代机关、单位立言，关系大局，必须经得起客观的检验。“事”是基础与依据，不仅容不得虚构，任何夸张与掩饰都是忌讳的，不能“文不逮意”，而一定要“意能称物”。对于这一点，刘勰很重视，在《文心雕龙》各篇中反复地提到。《铭箴》说：“其取事也，必核以辨”，《议对》说：“事以明核为美”，《宗经》中提到经典作品在基本方面的六个特点，第三点就是事例真实而不虚妄，所谓“事信而不诞”。公文中引用的事例、数据、名言必须一一加以认真地核实，以保证其真实性。古代关于用“事”不当的例子可谓屡见不鲜，甚至出现在一些大文人的笔下。曹植《报孔璋书》中“昔葛天氏之乐，千人唱，万人和，听者因以蔑韶夏矣”，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也引用了这一典故，“奏肉唐之舞，听葛天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实际上听葛天之歌，唱与和才三人。苏东坡的《二疏赞》说：“孝宣中兴，以法驭人，杀盖、韩、杨，盖三良臣，先生怜之，振袂脱屣，使知区区，不足骄士。”据校核，二疏去位时，三人俱健在。宋人洪迈就此委婉地批评了这位大诗人，“作议论文字，须考引事实，不使差忒，乃可传信”，“方二疏去时，三人固无恙，是尚足传信乎？”
准确地选择“事”与“事”的准确性是相辅相成的，在公文写作中缺一不可。
“撮辞以举要”是三准的第三步。“撮”有摄取、聚集之义，补以“举要”，其范围不仅指文辞的琢磨还包括扼要辞汇的运用。文辞是文章的基础，刘勰说：“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面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一篇出色的文章，离不开清越，超卓的文辞。在公文写作中，这方面尤为重要，由于篇幅受到一定的限制，不象小说与其他议论文章可以任情描写与发挥，文辞的选用，既需精练，又要精确。在《文心雕龙》专门讨论应用文写作的《书记》篇中，“随事立体，资乎精要，意少一字则义缺，句长一言则辞妨”，这段话极好地说明了“撮辞”“举要”的作用。
从“三准”的具体内容，可以看出刘勰对写作前期的准备工作是有相当认识的，三者的发展步骤也是井然有序的，主体思想的确立，素材的安排，文辞的挑选，互为联系，不可缺一。这种积极的思维活动正是熔的中心、炼意的中心。
“三准”的工作全部告妥以后，随即开始正式的写作，所以，刘勰紧接着说：“然后舒华布实，献替节文”。这句话中“然后”两字很重要，清楚表明了美丽的形式与真实内容的配合，思想感情本来面貌的表现只有在“三准”已定的前提下才能展开活动。没有“三准”就没有文章的出现，没有充分的炼意，也就写不出好文章。来源:读书人-秘书资格考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