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的森林(村上春树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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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挪威的森林(村上春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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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的森林》的作者村上春树几乎囊括了日本所有的文学奖项，在日本销售了700多万册，现已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流行。可以说，小说情节是平平的，笔调是缓缓的，语气是淡淡的，然而字里行间却鼓涌着一股无可抑制的冲击波，激起读者强烈的心灵震颤与共鸣。小说想向我们倾诉什么呢，生与死？死与性？性与爱？坦率与真诚？一时竟很难回答。读罢掩卷，只是觉得整个身心都浸泡在漫无边际的冰水里，奔波于风雪交加的旅途中，又好像感受着暴风雨过后的沉寂、大醉初醒生的虚脱……

作者简介

作者：(日本)村上春树 译者：林少华

村上春树(1949—)，日本著名作家。京都府人。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文学部。 1979年以处女作《且听风吟》获群像新人文学奖。主要著作有《挪威的森林》、《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舞!舞!舞!》、《奇鸟行状录》、《海边的卡夫卡》等。作品被译介至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各地深具影响。

目录

村上春树何以为村上春树(译序)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后记
村上春树年谱

序言

村上春树何以为村上春树(代译序)
林少华
村上春树(1949—)，这位居住在我们东方邻国的作家，不动声色之间，已经使自己成了同时下任何一位世界级作家相比都不逊色的十分了得的人物。在他的母国日本，其作品的发行量早已超过了1 500万册这个可谓出版界的天文数字。在我国大陆，其中译本也在没有炒作的情况下执着地向40万册逼近。仅《挪威的森林》，不到半年便重印四次，但仍不时脱销。
人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因素使这位日本作家如此占尽风光，甚至连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也相形见绌呢？回答自然多种多样。从我们中国读者角度来说，同是日本作家，川端也好，大江也罢，读之总觉得是在读别人，中间好像横着一道足够高的门坎，把我们客气而又坚决地挡在门外；而读村上，我们则觉得是在读自己，是在叩问自己的心灵，倾听自己心灵的回声，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游历，看到的是我们自己。简而言之，也就是村上引起了我们的共鸣：心的共鸣。
那么，引起我们心的共鸣的又是什么呢？下面就让我就此(也可能不完全就此)谈三点感想或看法。实质上涉及的也就是村上作品的独特魅力问题——村上春树何以为村上舂树？
虽说村上的小说译了几本，评论性文章也写了几篇，但我心里总好像还塞着一个谜团，或者说总在琢磨这样一个问题：村上作品中最能打动我个人、作为四十几岁中年人的我个人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不错——如同以前我在《村上春树精品集》新版总序中所说——小说中现实与非现实的错位，别具一格的行文，时代氛围和个人感性，田园情结和青春之梦，都足以令人沉潜其中。不过老实说，那类文章，我大多是从一个译介者和一名大学教员的角度来写的，很大程度上带有“公”的色彩，而多少压抑了纯属个人的、即村上所说的“私人性质”的东西。我认为那也是对的。在译介初期，有必要循规蹈矩地归纳村上作品的一般特点，有必要把日本以至国际上有关评论转达过来，否则对读者是不公正的。当然，一方面也是因为我的“私人性质”的感受还处于混沌状态。
近来，感受逐渐趋于清晰——其实村上作品中最能让我动心或引起自己共鸣的，乃是其提供的一种生活模式，一种人生态度：把玩孤独，把玩无奈。
大凡读者都读得出，村上文学的基调就是孤独与无奈。但较之孤独与无奈本身，作者着重诉求的似乎更是对待孤独与无奈的态度。
我仿佛听到村上在这样向我倾诉：
人，人生，在本质上是孤独的，无奈的。所以需要与人交往，以求相互理解。然而相互理解果真是可能的吗？不，不可能，宿命式的不可能，寻求理解的努力是徒劳的。那么，何苦非努力不可呢？为什么就不能转变一下态度呢——既然怎么努力争取理解都枉费心机，那么不再努力就是，这样也可以活得蛮好嘛！换言之，与其勉强通过与人交往来消灭孤独，化解无奈，莫如退回来把玩孤独，把玩无奈。 于是，孤独和无奈在村上这里获得了安置。就是说，这种在一般世人眼里无价值的、负面的、因而需要摈除的东西，在村上笔下成了有价值的、正面的、因而不妨赏玩的对象。实质上这也是一种自我认同或日对同一性(identity)的确认，一种自我保全、自我经营、自我完善，一种孤独自守、自娱、自得、自乐的情怀。作者藉此在熙来攘往灯红酒绿瞬息万变的世界上建造了一座独门独院的“小木屋”，一个人躲在里面一边听着爵士乐，啜着易拉罐啤酒，一边慢慢地细细地品味孤独与无奈。电视则绝对不买，报纸绝对不订，电话也只是在响了六七遍之后才老大不情愿地拿起听筒。
“小木屋”的主人自然是“我”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人物，年龄大多在二十九至三十四岁之间，基本是刚刚离婚或老婆跟人跑了。这里，主人公本身就是孤独的象征。他已被彻底“简化”，无妻(有也必定离异)、无子、无父母(有也不出场)、无兄弟(绝对独生子女)、无亲戚(只在《奇鸟行状录》中有过一个舅舅)，甚至无工作(好端端的工作一辞了之)，远远不止是我国城镇里的“三无人员”。也正由于“我”敢于简化，敢于放弃，“我”也才潇洒得起来。
然而并不能因此断定“我”得了自我封闭症。“我”有时也从“小木屋”中探出头来，而这时他的目光却是健康的、充满温情的，如对《挪威的森林》(以下简称《挪》)中的直子，对《舞！舞！舞！》(以下简称《舞》)中的雪。当然，如果有人扰乱他自得其乐的“小木屋，，生活，死活把他从中拖出，他也绝不临阵退缩(小说情节大多由此展开)，如对《寻羊冒险记》(以下简称《羊》)中的黑西服秘书和“先生”，对《奇鸟行状录》中的绵谷升。这种时候的“我”绝对不是好忍的，一定老练地、机智地、执拗地奉陪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