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中学
那个年代全国有很多五七干校，都是响应最高指示开办的，胡耀邦就曾在团中央开办在河南潢川的五七干校待过数年。我老家固始的五七干校1969年接待了对外经贸大学的1000多名师生，我要说的这所学校是其中之一，位于固始东南25公里的312国道东边1500米，这里原来是一个裴姓地主的住宅，解放后做过大队部，60年代末改成干校，80年代改成中学，90年代改成养殖场。我们去上学时，还基本保持原貌：十亩左右的一片庄地，四周环绕一条当年人工挖出来的水沟，最窄处也有两丈多宽，只有朝南一条沙土路，安有两扇木大门，当年的吊桥、寨墙和岗楼早已不见踪影。
我所在的石佛乡建于明朝弘治年间，因先民打井掘出一石雕大佛而得名。70年代各个大队普及了小学，有些还办有初中，被称为带帽中学。我当时住的余庆大队就有这样的中学，因为离公社所在地近，有不少公社干部的子女也到此就读，他们引领着当时的时尚潮流，因而学校的文艺宣传队远近闻名。
80年代初，石佛公社换了个新书记，他对于遍地开花的带帽中学不感冒，决心办一所像样的中学，校址就选在已闲置两三年的五七干校，教师从全公社抽调，学生一律通过考试选拔。我当时并不想去离家十几里的地方上学，但父亲坚持叫我参加选考，结果我稀里糊涂地跟两个小学同学一起被招进了五七中学。
当年第一期只招了两个班100人，学校让全部住校。我们住的大寝室是当年地主的房子，坯墙瓦顶，估计做过仓库，比较宽大，屋里南北两面各砌有两排砖头墩子，铺上我们自带的竹笆子就是床，中间留一条两米多宽过道，几十人挤在三间屋里，冬天窗子钉上塑料薄膜，气味很难闻。每天早上天不亮起床，先要跑操。起先在教室后面小操场跑，100人排两排，在小操场一跑就首尾相连，挤在一起。教体育的老陶咬着铁哨子“瞿—瞿—瞿”吹着，站在场地中心倒着小碎步，他从不会真跑。初二开始学校来了几个年轻教师，爱带着我们到校外跑步，踩着露水、绕着庄稼跑一趟。跑完步进教室早读，一般是英语或语文，大家怕人家吵，常常捂着耳朵大声读书，一时间声震屋宇。
晚自习开始没分具体科目，一般都是理科老师进来辅导，除了个别时候统一讲些难题，多让我们自己做题，有时几个人还借机说说笑笑。我们一班教室西边一间是杨校长办公室，他经常在晚自习时间从窗外巡视，正说笑的人猛然瞥见窗口杨校长冷笑的黑脸，顿时像被点了哑穴，瞬间石化。偶尔，杨校长也会兴之所至进来给我们某个人辅导代数、几何，他喜欢数学，也喜欢数学好的学生。
我初进五七，数学很一般，当然这是跟班里几个牛人比，要是在原来学校，我还是数得着的。初一时教我们数学的是徐老师，一头白发，眼镜时戴时摘，喜欢在讲课中加以说教，比如：“苟有恒，何须五更起三更眠？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初二换了周老师，第一节课空着手进教室，连一本书都没掂，更别提圆规直尺之类。我们正在纳闷，只见他顺手捏起一只粉笔，叽溜一声，黑板上就出现了一个像圆规画出的圆，吧的一声，点出圆心后，又在圆内用笔直的线画出三角形！这一切都是瞬间发生的，我们还在目瞪口呆，他已经气定神闲讲开了点线面体。他的这一手慑服了我们，从此，我的数学成绩越来越好。
当然，与数学相比，我对语文的兴趣更浓，那是小时候的闲书泡出来的。我特别喜欢作文课，在老师出示题目后，先蹙眉凝神装模作样构思一会儿，随后就在作文本上纵笔驰骋，一气呵成之后第一个交到老师手里，为之捏笔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当然，最得意是在老师评讲中把我的作文当做范文宣读，每到彼时，我都俯首低眉，故作谦逊之态，而实则心花怒放，得意洋洋。初一时语文老师是位老夫子，古文功底好，写一笔柳体楷书，他要求我们用毛笔誊写作文，我就是从那时开始练字。初二换了师范毕业的舒老师，他让我从大寝室搬到他的住室里，我得以在书本之外看了许多当时书店难以见到的书，那些书点燃了我对文学的激情，使得我在那条崎岖小径徜徉至今。
学校开始用的是附近莲花水电站发的电，因为水量问题，经常停电，电一停我们就只好点蜡烛，有的两人合用一烛，教室依稀成了烛光餐厅。有时停电时间很长，教室里被蜡烛烧出一股烟火味，引起一阵阵咳嗽。也许是摇曳的烛光伤眼，我们中间很多人开始看不清黑板，我就是在初二近视的，有时为了看清黑板试题，坐在后面的我，需要搬着凳子蹲到最前面来，而在此之前，我可以坐在电影院最后一排看清影幕上的字。
学校食堂在操场北边，离教室50米远，饭菜的香味总能在第一时间飘来，让我们饥肠更加辘辘，有时离下课还有数分钟，就有人拿好碗筷，摆好架势，等待下课铃响时好第一个冲到打饭窗口。做饭的老吴，为人厚道，米淘的干净，饭蒸的松软适度，还经常帮我们在锅洞里热热我们自带的咸菜。前年听说他患病，我们一群当年的学生一起为他筹了点医疗费。做菜的小祝，有些奸猾，打菜时常常手一抖就把勺子里的肉给抖掉了，炒的青菜总舍不得放油，让你嘴里总有吞咽稻草的感觉。食堂里没有桌椅，女生都端回寝室吃，男生大多蹲在地上，几个人凑在一起，边吃饭边说笑。
我们吃的米都是从各家带来的，由司务长老陶称重后换成饭票，至于带来的菜，真正是五花八门，有雪里蕻、萝卜干、腌蒜瓣，也有豆腐、豇豆、酱炒肉、腊肉等等，各家有各家的独特口味，要好的经常在一起换着吃。有一回，一个外号叫老黑的跟人打赌，就着新炒的酸菜，一口气吃了七碗饭，看得我们目瞪口呆。后来，老黑成了包工头，偶尔到我居住的城市揽活，请我们一帮老乡喝酒，一人发一瓶白酒，喝不完不让出门。
每到星期六下午，因为想着马上要回家了，就觉得时间过得特别慢，每节课都似乎比平时长一半。傍晚，踏着落日余晖往家里走，开始兴冲冲地，一群人边说边走，很快到了公路，再往前就要分道扬镳，人越走越少，到往我住的庄子去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了。有一段时间，路两边种的是红麻，走到此处天色已晚，密匝匝地一人多高的麻杆让那条小路变得阴森森的，里面仿佛躲着鬼怪，心头突突猛跳，急急往前赶，却总有麻杆拂面绊腿，走不开，心里害怕，等钻出麻地往往已汗湿后背。初二时，我家从村里迁回街道，离学校近了一大半，中午就时常跑回家吃饭，有时母亲还把中午的好菜让我带着晚上吃。也许是身体能量供应充足，我那时总觉得有使不完的劲，除了白天学习，晚上还跟着几个兄弟在操场踢腿打拳，成绩还一直不错，中招竟考了全校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