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有人弃考，有人苦考
政府的指标，为的是不让农村孩子改变命运的路越走越窄，也为了在教育、招生、就业等各个环节，强者恒强的利益格局不至于固化
同样是高考，有人颇为看重，也有人将之看扁。
这是本刊记者近日在东中西部十多个省市调研采访时的强烈感受。本刊记者看到，就在不少农村学子苦苦求学，以期高考改变命运之时，越来越多的城市尖子生开始放弃高考，为“洋高考”辗转反侧。
在教育领域，这样的城乡差别无疑发人深思。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4年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要再增长10%以上，使更多农家子弟有升学机会。
分析人士指出，政府的此项指标，为的是不让农村孩子改变命运的路越走越窄，也为了在教育、招生、就业等各个环节，强者恒强的利益格局不至于固化。
“这些消息令大家为之一振。”甘肃省会宁县教育局纪委书记李永旺告诉《瞭望》新闻周刊。
李永旺期待，新一轮高考改革能够考虑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为寒门学子释放改革“红利”—促进高等院校向基础教育薄弱地区倾斜招生计划，进而提高中西部贫困地区的教育质量，用制度保障、促进升学机会的公平。
农村：“状元县”的改革焦虑
在过去的30多年里，“高考改变命运”是西部贫困地区一种近乎固执的“信仰”。
在高考“状元县”甘肃省会宁县，“学生苦学、教师苦教、家长苦供”曾带来应试的巨大成功。但在新一轮高考改革即将到来之际，不少会宁人充满焦虑，他们担心，像会宁这样基础教育依然薄弱、素质教育土壤贫瘠的西部贫困地区，倘若“游戏规则”变更为更加突出素质教育，那么“改革的列车会不会把我们越抛越远？”
43岁的会宁县元淌村农民贾顺忠，饱受头疼、腰痛折磨，却舍不得到医院看病。长子就要高考，还有一儿一女读书，租房、生活等支出几乎花光他每年1万多元的工钱，但妻子王芳咬紧牙关说：“老大是全班前几名，就是苦死，也要把他供进大学。”
在红军长征三大主力会师地会宁，像贾顺忠夫妇这样耗尽心血也要托起希望之梦的农民不乏其人。30多年来，会宁58万老百姓不惜粜粮举债，供出了11万本专科学生、5500多名硕士和1100多名博士。
不起眼的会宁县城有三景：一是高耸的会师纪念塔，二是晨昏时分操场上如蝌蚪般密集的读书学生，三是规模可观的“陪读村”—这座县城最多时会有上万家长陪读。
但形势变了。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以及就业难度的增加，大学生的含金量不断降低。有会宁人悲叹：“辛苦打工十几年，供出一个打工仔。”
尽管也有“不划算”的感叹，但对会宁这样贫困人口多达32万，环境恶劣、经济落后的地方来说，除了高考，他们的选择并不多。
会宁县教育局局长张启业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知识可以改变命运，但高考已难改变命运。虽然这条路越来越难，越来越窄，但不抓高考更难改变命运。”
要抓高考，就不能不直面高考“指挥棒”倡导素质教育、评价多元的变化。
而基础教育不足仍是会宁的现实。本刊记者了解到，目前会宁仍有四成多适龄幼儿与幼儿园、学前班无缘。有66%的农村小学学生不足50人，师资、设施只能维持基本运转，外语、音乐、体育、美术等专业教师更是紧缺。
有会宁人告诉本刊记者，这些年，由于高考“游戏规则”的改变，农村子弟的名校梦似乎更遥远了。
他们表示，经过11年的试点探索，自主招生已经成为“985”、“211”名校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但高成本、高起点的门槛使农村孩子明显居于不利地位。据统计，11年来，会宁学子仅有6人通过自主招生圆梦名校。2009年，会宁一中学生小张到兰州参加自主招生。笔试通过的他，竟然放弃了别人求之不得的面试机会。他告诉班主任：不好意思再向家里要钱去北京面试了，而且农村孩子见识少，表达能力差，普通话都说不好，就是参加了面试，八成也是失败。
会宁二中副校长张斌对“哑巴”人才感慨颇深。他告诉本刊记者，某次，他借北京出差的机会走访一位引以为豪的学生，结果学生向他倾诉说：“我很苦闷。从本科到硕士7年，我是班里最忠实的‘听众’。无论是上课讨论还是联欢聚会，我不敢当众发言，不会唱歌跳舞，只好一言不发。”
会宁一些中学校长说，“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本是不少会宁农家中堂必挂的对联，如今却像是自讽：农村娃娃从小到大经见最多的，无非是笔与犁。
城市：大量尖子生弃考
而在城市，越来越多的高中学生和家长“用脚投票”，放弃国内高考，直接申请国外高校。
尤其耐人寻味的是，高中毕业生的留洋队伍，已不仅仅是原来大家认为的“差等生”，而是有相当多的尖子生加入。
广东实验中学高一学生胡岚翔，去年中考获得728分(总分810分)的高分，但经过与父母慎重考虑，最终选择并考上该校的国际课程班，立志将来到国外上大学。
这种情况在一些有名的高中已经非常突出。
复旦附中校长郑方贤告诉本刊记者：“今年360多名应届毕业生，超过25%的学生申请海外大学，其中一半去的是世界排名前50的大学。”
据不完全统计，上海高中四大名校中，出国优秀生的比例平均约10%~20%，高的甚至达到30%~40%。如果再加上名校高中的国际课程班，一些名校出国的优秀生比例已经超过50%。
广东实验中学副校长全汉炎说，今年高三毕业生1100名，其中300多名选择申请海外大学，其中包括4名成绩排在年级前十名的尖子生。
杭州外国语学校校长方健文介绍，学校每年400名高中毕业生中，大约1/3选择上海外大学，这还不包括每年国际班的120名学生。
清华附中校长王殿军说，学校每年400名毕业生中，大约10%选择上海外大学，其中一些孩子综合能力十分优秀。比如有一个姓孙的学生，分数在学校不是最高，但能编英语剧本，参加了大量社会活动和社团，被哈佛大学录走。
中国教育在线最新发布的《2014出国留学趋势报告》显示，2005~2006学年至2012~2013学年，我国赴美留学人数增长了约三倍，其中研究生留学人数只增加一倍左右，本科及以下是增长的核心。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一项调查显示，有出国意向的高中生里，排在首位的留学理由是“接受更好的教育”(占67%)，其次是“增强职业竞争力”(占38%)，理由为“逃离国内升学压力”的仅占19%。
学者认为，从这项调查可以看出，“出国热”、“国际班”很大程度上并非功利驱使，而是学生和家长理性思考后的更高需求。他们介绍说，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家庭收入达到一定条件，人们就有意愿在世界范围寻找优质教育，这有一定的规律性，但中国高等教育优质资源的供不应求和教育体制改革的滞后加剧了这一趋势。
目前我国高水平大学每年招生100万左右，仅占招生总量约1/9，学生选择高校是“吃饱容易吃好难”。与此同时，现有教育和考试模式过于严厉和统一，没有做到因材招考、因材施教、有教无类等，也使不少学生转而选择国外高等教育。
此外，死板、固化的基础教育也形成某种“挤出效应”。武汉七一中学九年级学生家长王丽娜告诉本刊记者：“看着孩子桌上堆得一年比一年高的教辅，做作业到深更半夜，没有锻炼、阅读和娱乐，只是一味忙着那几本课本，我不停地问自己，这种教育真对孩子成长有益吗？”
王丽娜表示，他们已经开始为孩子筹划出国读高中的有关事宜。
杭州外国语学校教务处主任倪江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教育已经站到了与国际教育同台竞争的舞台。“这些家庭和学生的选择，是在‘用脚投票’，倒逼我们的整个高等教育体系，包括高考制度，必须与国际接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