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一位知名歌唱演员出场面对观众说的第一句话由“大家好，我来了”变成“谢谢大家，你们来了”?这完全是功利的社会在作怪，这样的社会磨去了所有人的棱角，使得人们都成为了滑头滑脑的“圆”。
悲哀也就来了：世间再无真“狂”人。
有诗云：成熟了的/都必须低着头么?从社会的角度看，是的，而且是不得不。看看那些名人，有谁敢不低头以示谦逊?有谁敢露锋芒?大师是清一色的戴一副眼镜，腋下夹着书，低着头匆匆地走，显出儒家风流，大官是清一色的西装革履，笑容满面，和祥可亲，手里提着公文包，见人就笑，还有专家啦，成功人士啦，这些“成熟”商人无不这样，他们以前完全不是这样的，是功利的社会改变了他们。他们为了人气，为了知名度，为了粉丝而不敢露出锋芒。就以那知名歌唱演员来说，他还是因为一句“大家好，我来了!而在社会上栽了不少跟头，他人气少，红不起来，于是他变了，变得圆滑了。
因此，当整个社会都圆滑了的时候，也就”世间再无真“狂人”了。为此，我要高呼：世间曾有真狂人!
风度翩翩的儒者龚自珍自述：“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他金榜高中时谈及恩师时“狂”言：“居然是上无名小辈王植!”这自然是他“亦狂亦狭亦温文”的体现，当代学者钱钟书这时对老师极不满意，而戏言老师太笨、太懒、太俗。狷介之士刘文典更是狂得痛快，他狂言：“天下懂庄子的就两个半：一是庄子本人，一个是他自己，剩下半个大伙共抢!”当人们提议把沈从文升为教授时，他大喊：“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自言“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的李敖不顾社会的功利，也狂得洒脱。他有《传统下的独白》一书的封底写道：“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写白话文的前三名的：李敖、李敖、李敖。嘴上骂我吹牛皮的，心里都为我供了牌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