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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一生中用过很多秘书，其中最著名的当数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毛泽东有关秘书工作方面的论述尚不多见，但我们从毛泽东与三位秘书的交往、言谈，以及从三位秘书的经历，不难看出毛泽东有着较为系统的秘书思想，这些思想对今天秘书工作者仍有很多借鉴和启迪意义。
政治上要坚定可靠，与领导保持高度统一。在政治立场上、思想上与领导保持高度一致，是毛泽东最为重要的秘书思想。毛泽东虽然日理万机，工作繁忙，但他十分关心注意身边秘书的思想状况。在毛泽东看来，作为一名秘书，如与自己在思想上产生分歧，在政治上相背离，就失去了作为秘书的最起码条件，就是不合格的秘书。胡乔木任毛泽东秘书长达25年，深受毛泽东的信任和依重。但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因胡的批左言论、对五八年大跃进的否定，以及对毛泽东关于“经济发展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永远的、绝对的”等论断，表示怀疑和异议，与毛泽东当时思想相背离，引起毛泽东的不快。此后胡虽然仍为毛泽东的秘书，但不到两年就离开了毛泽东。毛泽东的另一位秘书陈伯达也曾受毛的器重，但几次遭到毛泽东痛斥都是因为政治上没有跟紧。第一次是在1985年的郑州会议上，针对陈的“产品交换”左倾思想，毛泽东写了一封《致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公开信，不点名地狠狠批判“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陈伯达。这一次挨批，原因在于当毛泽东已经着手纠正人民公社化以来的“左”倾错误时，陈还在那里搞极“左”。第二次是在庐山会议上弄错方向，在毛泽东反“右”时，他还在那里鼓吹左。第三次是为了寻找新“主子”，跟林彪建立“热线”联系。正如毛泽东写的《我的一点意见》中所说的“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仪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下山，下山后又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虽说只是“一点意见”，在那“一句顶一万句”的年代，等于宣布了陈伯达的政治死刑。田家英作为毛泽东的秘书，可以说一度是毛的“总管家”、得力助于，但因毛泽东以为其“历来比较右”而逐渐疏远。以上三人可以说是毛泽东一生中最为得力的秘书，担任毛泽东秘书时问也都很长，但终因政治思想上没有与毛泽东保持一致而被疏远。
业务上要有较高的理论修养和出色的文字表达能力。毛泽东本人集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书法家和诗人于一身，好学勤思，博古通今。作为他的秘书也必须是高水平的。毛泽东的几个主要秘书都经他本人发现和挑选的。毛泽东认为：“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因此，毛泽东选秘书一个重要标准须是“有学问”的，毛泽东习惯于以文识才，以才举人，他的二位秘书都因各自的文才而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和任用，并在以后的工作中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例如胡乔木的选用，起因于毛泽东看了胡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的一篇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文章，发现“乔木是个人才”，所以后来点名要调胡乔木去当秘书。胡来到毛泽东身边后，在毛的影响下，读了大量的理论著作和文献，由于胡的埋头苦学和深厚的理论功底，使胡在正确掌握毛泽东思想和起草中央文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71年夏，毛泽东南巡中在回答丁盛“胡乔木是什么样的人”时说道：“胡乔木曾为中央起草了许多重要文件。《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别人搞了几个月，没有搞出头绪。他一写，就写出来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也是他写的，写得不错。”由于胡乔木出色的文字能力，逐渐成为“中共中央一枝笔”、“大手笔”、“新闻首脑”，在政治上得到毛泽东的一系列重要的任命。可以说，胡乔木能来到毛泽东的身边、以后的种种提升，以及“文革”时期没有怎么“动”他，都得益于毛泽东爱其“是个人才”。
陈伯达能成为毛泽东的秘书，是因为陈在延安的一次座谈会上的较为有特色的发言而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当时会上对孙中山的思想发生了争论，陈的发言阐述了孙中山的思想，陈刚发言完毕，毛泽东就站了起来，很高兴说道：“刚才陈伯达同志的发言很好，很恰当地分析了孙中山思想的阶级属性问题。……”散会后，毛泽东就把陈留了下来，晚上，毛泽东请美国客人吃饭时，又邀请了陈伯达。席间，毛泽东与陈关于古代哲学的谈论，使他们间有了共同的话题。这一天，成了陈伯达一生的转折点。从此，他成为毛泽东手下的“一枝笔”，并在毛泽东的统率下，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田家英最初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也是因1942年田家英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从侯方域说起》一文。毛泽东看后，颇为赞赏。虽然那只是一篇千余字的杂文，但毛泽东从中看出了作者较好的文史功底和敏锐的思想。此后不久，毛泽东就把田家英调来当毛岸英的语文、历史老师，后又经过几次特殊的“面试”，毛泽东都很满意，才正式选调为自己的秘书。
在日常生活中应培养广泛的兴趣爱好，与领导志趣相投。共同的兴趣爱好是毛泽东与他的秘书保持良好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毛泽东本人喜欢吟诗书法，泼墨挥毫，博览群书，也希望身边人员能经常与他交流心得。毛泽东的秘书受他的熏陶，也都培养出广泛的兴趣爱好。例如，读书填词是毛泽东的一大嗜好，也是胡乔木的最大嗜好。胡在毛泽东身边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在胡的晚年，家中藏书已达三万多册，通过广泛的阅读和彼此交谈，使胡能较为深刻地领会毛泽东思想，也加深了两人间的感情。在六十年代，胡乔木因病疗养而离开毛泽东身边多年，胡在修养期间，开始学写古诗词，并将每次习作呈送给毛泽东审阅，毛因对诗词的浓厚兴趣，故而忙中偷闲，对胡每次送来的诗词“终日把玩推敲，帮他逐句修改”，如此书信来往不断。正如胡乔木所说的那样：“《词十六首》都是在毛泽东同志的鼓励和支持下写出来，经过他再三悉心修改以后发表的。我对毛泽东同志的感激，难以言表。”这件事，还引起江青的不悦，江青曾当面斥责胡乔木：“你的诗词主席费的心血太多，简直是主席的再创作。以后不许再送诗词给主席，干扰他的工作!”
陈伯达与毛泽东共同的兴趣爱好在于两人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兴趣。陈曾讲授过先秦诸子课，擅长中国古代哲学研究，而这正是毛泽东当时思索的热点。三十年代，陈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曾一口气写下《墨子哲学思想》、《孔子的哲学思想》、《老子的哲学思想》等哲学文章。并引起毛泽东的很大兴趣。毛曾评价陈伯达“《墨子的哲学思想》看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借助于呈送文章向毛泽东请教，陈伯达与毛泽东的关系日益密切起来。田家英比毛泽东小29岁，如同子辈，但由于田家英喜欢文史，跟毛泽东一拍即合，毛泽东读了好书，感慨一番，还要经常向田家英推荐。共同的兴趣爱好，使他们之间填平了年纪的沟壑，如切如磋，亲密无间。在毛泽东的影响下，田还逐渐对书法产生了兴趣，并陆续买上千幅清朝字画。闲暇时，评论古人书法，常成为毛泽东和他的共同话题。毛泽东爱诗，田家英也爱诗，田经常为毛泽东查对古诗，并相继编辑出版《毛泽东诗词十九首》、《毛泽东诗词》、《毛主席语录》等，在宣传毛泽东思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工作方法上应注重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做任何事都非常严肃认真，喜欢对每事寻根究源，弄个彻底明白，因此，他十分注重调查研究。他认为：“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不但自己经常深入群众作调查研究，还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也要经常到基层了解情况。例如1961年毛泽东曾指示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分别带一个调查组下乡，进行调查。为此，他给田家英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田家英同志：
(一)《调查工作》这篇文章，请你分送陈伯达、胡乔木各一份，注上我请他们修改的话(文字上，内容上)。
(二)已告陈胡，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共三个组，每组组员六人，连组长共七人，组长为陈、胡、田。在今、明、后三天组成。每个人都要是高级水平的，低级的不要。每人发《调查工作》(1930年春季的)一份，讨论一下。
(三)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六个组员分成两个小组，一人为组长，二人为组员。陈、胡、田为大组长。一个小组(三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时间十天至十五天。然后去广东，三组同去，与我会合，向我作报告。然后，转入广州市作调查，调查工业又要有一个月，连前共两个月。都到广东过春节。
毛泽东
1月20日下午4时
毛泽东在这封信中对调查的人员组成、调查方法、对象、时间等都一一作了详细布置，还要求将他以前写的《调查工作》一文(后改题为《反对本本主义》)，发给每个组员。从这封信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调工作的重视程度。毛泽东象当年指挥作战一般，向身边人员部署着调查任务。
在为人处世上应忠诚老实，以诚待人。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员都知道，毛泽东喜欢老实人。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大都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忠心耿耿。毛泽东不喜欢的是自作主张，做事事先不报告，爱出风头，喜欢投机钻营的人。胡乔木第一次挨批是因胡起草1958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公报，陈云当时建议胡乔木不要把“跃进指标”这些具体数字写入公报，并请转告毛泽东，胡没有听进陈云的建议，又不敢向毛泽东报告陈云的意见。事后，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十分生气，第一次用颇为尖锐的言辞批评胡乔木：“你不过是个秘书，副主席的意见不报告?”陈伯达是个喜欢出风头、善于钻营的人，为此多次受到毛泽东的批评。陈伯达与毛泽东第一次发生不愉快，是在1949年随毛泽东出访苏联，一次在与斯大林会谈时，陈因斯大林对自己的问话而忘乎所以，表现十足，却把毛泽东撂在了一边．形成喧宾夺主的局面。之后，陈又不打招呼，私自搬到外面住宿，毛泽东知道后，严厉地批评陈伯达：“你为什么不得到我的同意就搬走?你的工作岗位究竟在哪里?”毛泽东批评了陈以后，虽仍然把他留在身边工作。不过这件事在毛泽东心中．从此留下不愉快的阴影。后来，在五十年代，毛泽东曾批评陈伯达“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之间进行投机。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不牵涉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可见，毛泽东对陈的油滑心态是多么的洞察和鄙弃。其实胡乔木在1959年庐山会议和文革中能基本上“过关”，主要还在于毛泽东平时对胡乔木印象不错，认为胡乔木足个老实人。说“乔木跟他一二十年，总还是一介书生”。这句话颇为传神，也说明毛泽东对人的诚实是看得很重的。
综上所述，毛泽东的三位秘书都是因为出众的才学而被赏识和重用，因共同的兴趣爱好而加深了彼此间的信任与感情，但这些都建立在政治上的忠诚可靠的基础之上，若立场不坚定，政治上与领导相背离，也就失去了作为秘书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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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读书人-秘书资格考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