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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进公务员制度的法制化建设,中组部、人事部于成立《公务员法》起草小组,在三年多的时间里,起草小组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先后听取了多方面的意见,经过多次修改,最终形成了《公务员法》草案。4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公务员法》。1月1日起实行。这部法律共18章,107条,约1字,分为总则,公务员条件、义务与权利、职务与级别,录用,考核,职务任免,职务升降,奖励,惩戒,培训,交流回避,工资福利保险,辞职辞退,退休,申诉控告,职位聘任,法律责任和附则等内容。这是我国第一部公务员管理的综合法律,标志着我国公务员制度以国家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公务员激励机制步入了法制化。《公务员法》在《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基础上,保持了公务员制度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吸收了十多年来我国公务员制度实施的经验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成果,在公务员制度建设各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和突破,对促进公务员制度的完善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尽管我国的公务员制度改革尽管已经取得了一些进步,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规体系,凡进必考的录用制度的全面铺开,竞争激励机制的内部运行机制的建立健全等,但随着机构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公务员的激励机制也暴露出来一些问题和弊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忽视不同层次的公务员需求
《公务员法》规定我国公务员领导职务综合分类10级,非领导职数8级,级别越低,公务员的人数越多,反之越少,呈典型的“金字塔”结构。由于不同层级公务员在政治前途、社会地位、工资福利等方面的发展空间不一样,各阶层公务员的需求也各不相同,同一公务员在不同的阶层的需求也不相同。尽管《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激励机制包括了考核、晋升、培训、及工资福利等内容,但也只是从公务员的整体进行设计,忽视了不同阶层公务员的不同需求,没有针对性与可操作性,因此,此类激励机制对不同层级的公务员并没有起到实质性的激励作用。可以说,县处级以上的公务员基本上可以说是“衣、食、住、行”不用愁,基本需求是个人政绩与政治前途,而科级以下的公务员可以说“衣、食”一般有保障,可“住、行”是个难题,除了整天为生活操心外,还要关注个人的前途、应付上面各级领导交代的工作,个人的需求显然不同。
二、忽视物质激励的作用
我国公务员的奖励制度的普遍特点是:重精神奖励、轻物质奖励,很多地方和单位奖励先进的办法都是用奖牌、奖状、证书之类的精神奖励,很少有物质奖励。特别是有的地方想用物质奖励,且不说政策规定不能太高,就是地方财政吃紧也是一大障碍。另外公务员的工资在工资未涨之前,有的地区公务员工资的区域差别较大,领导追求政绩,强调城市和基层县(市)的公务员工资的等同性,由于城市和基层的消费水平不同,导致城市公务员生活拮据,工作积极性不高。工资政策全国实施后,同一地区公务员的收入只有行政级别和资历的细微差别,公务员要晋升工资,除了资历外,最主要的途径就是晋升职务或级别,不能够从收入上体现个人的能力和实绩。而制定的一些奖励政策,绝大多数在执行过程中也是平均的,如目标考核奖、单项奖都是已人均标准下达的,根本不能奖勤罚懒,对能干事、干成事的人的激励非常有限。有的公务员兢兢业业,一生奉献,获得的奖牌不少,可最终还是小孩上学交不起学费,父母看不起病,等等,诸如此类的社会现象还是屡见不鲜。这种激励机制会导致部分意志力差、素质差的公务员走向腐败,而且还会造成很多公务员特别是基层公务员大量流失。
三、精神激励往往流于形式
我国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对公务员的精神激励,公务员被置于公仆地位,不能明确的追求个人利益,而只能多讲奉献、少谈利益。这种不科学的激励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否认了公务员首先是一个独立的物质存在,由此产生的政治宣传和教育脱离了实际,千辛万苦树立的模范代表却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完人,时间一久,公务员对此产生怀疑,即使确有其人、确有其事,也往往会被认为“又是吹捧出来的”,精神激励失去作用。三天两头的政治学习、精神传达成为公务员的一种工作负担,容易产生抵制情绪,难以达到精神激励的目的。表面化、形式化的精神激励在某一程度上扭曲了公务员对精神激励的认识,产生了负面影响,公务员队伍的精神面貌难以有较大改观。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力水平低,经济落后,这就决定了对公务员的激励就不能以物质为主,而应以精神为主。在计划经济时期,所有的激励手段都是基于这样一个认识:依靠政治觉悟,人们会自觉的进行自我激励,在这样一个时期里,这种认识是正确的。到了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政府对公务员的激励没有改变以前的观念,还是以精神激励为主,相对忽视了物质激励。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一种利益经济,每个主体都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