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规范议事会、监事会的产生程序，使之更具合法性：在调查期间，村民议事会、监事会行使权利的合法性问题，是乡镇、村十分关注的问题。《指导意见》对议事会、监事会的性质和职权届定较为明确。半年多的实践也证明了，她是当前解决村民自治“群众有序参与”的一种切实可行方式。特别是通过分级选举产生的议事会、监事会更符合农村村组利益调整的实际，但因其选举方式的合法性瑕疵，一旦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通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否决议事会议定事项，会给村民议事会行使权利造成难以弥补的影响。为此，我们通过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研究后认为，解决村民议事会、监事会制度合法性的核心途径在于：规范其产生程序。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步：各村结合实行议事会、监事会制度半年多的实践，组织拟定关于组建村民议事会、监事会的决定;关于村民议事会、监事会选举办法;议事长、监事长选举办法;议事会和监事会成员、议事长、监事长任期、职责、辞职、罢免、补选规定;村民(代表)大会向村议事会、监事会委托行使自治决策权、监督权及委托行权范围的委托书;
第二步：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将上述事项列入会议议程，并在村民(代表)大会上通过;
第三步：将村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上述事项，报所在乡镇备案;
第四步：按照村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上述决定，组织选举，产生村民议事会、监事会、议事长、监事长，并将选举结果向全体村民公示后报所在乡镇备案;
第五步：议事会、监事会制定议事规则，经议事会、监事会会议通过后，向全体村民公示;
第六步：结合本村实际，根据公示后的议事规则开展日常工作。
2、村民议事会组成人员结构：《指导意见》明确了村民议事会、监事会、村委会，分别履行村级自治事务的决策、监督、执行权，其总体思路是通过权力制衡，实现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在全市农村的实践中，村民议事会的构成有多种方式(对此《指导意见》未作具体规定)，对于村委会成员是否进入议事会，不同地方的群众，有各自不同的看法和实际操作方法，对此我们不做过多的评价，效果还需要实践的进一步检验。但根据权力制衡理论，我们认为，对村“两委”成员占议事会成员的总体比例，应当设定一个适当的标准，以保证议事会决策的民主性。建议在总体上把握，以不超过30%为宜。如，中兴镇永安村，该村议事会成员23人，其中村“两委”成员13人，占议事会成员总数的56.5%，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决定自治事务，从理论上讲难以避免村“两委”包办议定事项的结果发生，一旦成为事实，群众对议事会的认可度会大打折扣，也有悖于建立议事会、监事会制度的初衷。
(四)农村家族势力影响和操纵议事会成员选举防范措施的制定，应引起高度重视。
调查期间，有两件事情对我们触动较大，一件是胥家镇某村在选举议事会成员时，由于家族势力的干扰，选了四次才成功。第二件是某村议事会讨论嫁入人员入户问题时，因一家平时在村里处理各种关系比较圆滑，另一家则与各户关系一般，甚至比较糟糕，议事会对两家嫁入人员是否入户的议定结果，也是大相径庭。
应当客观地看到，我国农村在新中国建立前，已维系了两千多年的人情社会，家族势力对农村社会的影响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其作用应当一分为二地看待，其对村民议事会决策的影响程度，还有待议事会制度社会实践的进一步深入，才能逐渐显露出来。
保证制度设计的公平性，是维系制度生命力的关键。上述案例在全市农村新型村级治理机制的实践中，目前还仅仅局限于个案，但足以引起我们的深思。调查期间，上述现象也引起了相关乡镇和村组干部的高度重视，并由此引发了对议事会议定事项范围的思考。一是对议事会的议事范围，除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政策外，是否还应当有所限制，能不能凡事都议?二是针对村自治范围的具体事务，议事会该如何议定?是该侧重于讨论具体结果，还是该侧重于议定实施标准、方案?
对此，我们认为，应当从组织议事会议事的原则和技巧上予以把握。其一，原则上不主张议事会就某件具体事项，得出针对具体村民的具体结果，类似问题应当侧重于标准和方案的制定。其好处是避免同一事项，经过议事会讨论后，得出不同结果，保证议事会议事的公正性。其二，针对特定成员具体事项的议定，应当建立严格的回避制度，这样不仅可以保障议事的公正性，还可以防范农村家族势力操控议事会。其三，相关部门应当尽快组织对各村议事会成员特别是议事长的培训，提高他们处理相关问题的能力和技巧。
(五)村民议事会议定事项的效力问题，应当组织相关部门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调查中发现，村民议事会议定事项的效力问题是乡镇、村两级组织反映最为强烈的问题。如青城山镇泰安村，考虑灾后重建发展乡村旅游，带动村民增收致富，村民议事会通过了全村灾后重建规划，但规划涉及三户村民搬迁问题，议定后难以实施。为此村两委带领村干部，前前后后做了三个多月工作，用村支部书记、议事会长的话说，如果执行不下去，以后议事会就不要议事了。由此可见，群众对维护议事会议定事项权威性的要求很强烈。
由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未对村级自治组织决定事项的效力做出具体规定，因此村民议事会议定事项的效力，没有法律保障。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村民自治组织制定的村规民约，其效力等同于民事协议的规定。我们认为，可以组织相关部门研究，村民(代表)大会委托村民议事会行使处分权的委托，能否视为合同法意义上的委托合同，而对全体村民产生约束力，从而在法律的具体适用中，明确议事会议定事项的效力，为农村新型村级治理机制的顺利实施，提供有效的司法保障。
当然，在解决村民自治事务的过程中，必须首先明确协商和调解是解决利益冲突的核心手段，司法介入仅仅是补充手段，且运用必须慎之又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