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毁旧城区最直接的阻力来自于居住于此的市民，但是他们反对的不是对老建筑的破坏，而是没有得到足够的拆迁补偿费。
旧城改造最直接的阻力是居住于此的居民，但是他们中多数人并不是反对拆毁老建筑，而是因为没有得到足够的补偿费。在大同，当地人认为，市长耿彦波之所以还有部分拥护者，是因为他在拆迁补偿的问题上还算比较大方。
但是，有时候，人们真的并不确切知道付出了什么代价。网友陸苇点出了大同人对于新变化的微妙态度：“我去大同的时候听到有居民拍手称快，但同时也说可惜，后面滑过了一丝忧伤与迷茫，因为他们想象不出这样做除了改善了生活条件还能带来什么，这有点像几十年前卖了家里的祖传老家具时欢喜地换回一堆冷冰冰的组合柜。”
无论是北京大杂院的市民还是西安、大同棚户区的居民，大多都没有产权证，只是住在那里，既然住的地方不是自己的，就很少花心思去修整和维护。市民有自己的算盘，在这一点上，也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推断当政者，等我修好了，政府来收走了怎么办?这也不是没有历史先例，前辈的磨难已经沉淀为集体无意识。
所以，王鹏认为在物权问题无法解决的前提下，应该加强对市民的文物保护教育。让他们意识到更好的生活并不仅仅是住高楼，老房子不一定非得拆，修好了可以住得很舒服。推倒重来并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法。相关的文物保护法也应该提到鼓励公众参与。或许教育的过程赶不上中国城市旧城区的消失。但是，在当下中国，能够制约野蛮发展力量的，除了媒体之外，就是每一个普通的市民。
“从观念层面，这个国家的多数人都是发展派。”
张松认为，从观念层面严格来讲，这个国家的多数人都是发展派，保护是极少数派。当学校的一年级新生听上海优秀历史建筑保护的情况介绍时，会提出如果控制新建筑高度就会影响城市发展。听到这个，张松觉得很惊讶，难道土地必须完全依靠高强度开发才有价值、才有活力?“北京62平方公里的旧城整体保护，其规模也不到中心城面积的十分之一，上海市区划定了27平方公里的历史文化风貌区，只有中心城区面积的二十分之一不到。政府和开发商看重的是老城区位优势带来的经济利益，但是老城区的绩效应该是属于全体市民，如果土地绩效完全被商业资本拿走了，损害的就是公共利益。”
老城区的老房子缺少必要设施，有的已成危房、居住环境较差，但是改善百姓生活环境的途径有很多，并不能仅仅依靠推土机。张松说，现在城市大量的保障性住房集中兴建在郊区，无形中给低收入者带来了就业、交通成本等方面的压力。以上海为例，中心城区里弄住宅大约有70%以上是属于市区房管局的，政府完全可以通过适当的维修改建，做成经济保障房，出租给低收入者或其他需要人员使用。他在许多场合提过这样的建议，也呼吁过，但是没有政府去做，显而易见，改建成廉租房的经济效益远远比不上土地转让。
2003年，也就是段先念调任曲江新区管委会主任的第一年，快到春节了，“应该是腊月二十吧，那几天我非常困惑，管委会的账上几乎没有钱。但是春节到了，需要给大家发钱。当时我是刚从高新区、西安高新区调任到曲江新区任主任，然后我就跟我的合作伙伴中的好多开发商，我说曲江这个地方皇天后土，有大雁塔，赶紧来，我这三十万一亩给你点地，好让我们过个春节，给大家发点奖金。”结果没人要。然后才有了创新的“曲江模式”：先讲故事，再建主题公园，最后带动地价上涨。从此，曲江新区管委会再也不会没钱过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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