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每一个阶段都包含特定的信息，时光机式的“修复”完全是一种破坏。
今年是大同“百亿复古”之后的第五年，崔金泽的一个德国朋友带全家去大同自驾游，他并不清楚最近几年大同发生了什么。只知道大同是个古城，有世界闻名的云冈石窟，而且很多年前他自己去过，对这个城市印象非常好。一家人住在城外的酒店，他父亲无意间在谷歌地图上看到最近几年大同的照片，才知道原来他们要去看的这个城市是“假”的，是在拆除老建筑之后新建的。第二天，他们没有进城便失望地离开了。
崔金泽说：“在没有政府监管的状况下，老百姓的活动，比如取土之类，会对某些文物造成一定的蚕食，但是，这些行为不会对文物的价值造成根本性伤害。但是，拆除之后的‘复古’，对于大同城的更改是无法逆转的。它将祖先留下的遗产变成了主观臆造的赝品。”
王鹏认为，历史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每一个阶段都会附着有特定的历史信息。时光机式的“修复”完全是一种破坏，让历史信息失去丰富性。他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并不主张圆明园复建，圆明园从清康熙年间始建一直到光绪年间被英法联军烧毁，都处于一个不断修建的过程中。如果要“修复”，“修复”到哪一个时代才算是真正的历史呢?圆明园的残垣断壁就不是历史吗?我们目前能做的，就是将不同时代的建筑风貌、图纸整理出来，展示给公众。而不是修好一座崭新的圆明园。对于历史遗产来说，往往不作过多干预便是最好的保护。
《文物保护法》也明文规定“不可移动文物已经全部毁坏的，应当实施遗址保护，不得在原址重建”。
在“修复历史”方面，也有华沙这样极其个别的案例。1944年，希特勒下令让华沙从地球上消失，整座城市被纳粹的工兵炸成了废墟。二战后，波兰人展开修复工程，在一片废墟中原样重现了被纳粹毁灭前的华沙，并被作为特例收入世界遗产名录。
这样的“修复”是有前提的，王鹏说，首先，古城是在极短的时间内被毁的;其次，华沙大学建筑系的师生在二战之前对华沙市内所有重要的建筑物、广场都进行了详细的资料整理和测绘，充分保证了修复的还原度。
但是，时下中国城市的“复古”运动是罔顾“历史”的做法，按照张松的说法，“不要真历史，要假历史;不要短的历史，要新杜撰的‘悠久’历史”。其次，汴梁、长安并不是想造就能造的，相关的建筑文献和图纸极为稀少，谈何原样复建?崔金泽说，中国现存可以参考的最早的木构建筑师是唐晚期的，山西大同的代王府在明末便被焚毁了，如今的复建资料从何而来?张松认为，到清代晚期少数古建筑才有了一些照片和图纸资料。如果只是根据文字的描述进行所谓复建，那就是杜撰或想象，新建的假古董没有真正的文化价值。
大同城内的皇城戏台遗址本来是在代王府内的，与九龙壁相呼应，构成代王府遗迹的格局，从中可以看到当时城市的建制格局。中国古代建筑被安放在什么位置，都有风水的考量，不是随便放置的，也不是完全孤立的。但是，在大同的“百亿复古”的工程中，皇城戏台被迁入了修复一新的关帝庙广场，成为“文物什锦拼盘”，以此来宣扬文物保护的政绩。因为被认为体量不够大，与重建后的宏大风貌不对等，南城墙之上的雁塔被拆除后复建到了府文庙，在原处修建了一个假冒的“高大版”雁塔。
宏大而空泛的趣味在城市复古中十分具有代表性。在2009年央视的“对话”栏目中，“曲江模式”的缔造者段先念聊西安的大雁塔，“很有地位，在唐代它很有地位，而且在我们现存的全国的唐代的盛唐时期的遗存”。它也是很有地位的，如果说把它的周围去改造，做成一个普普通通的话，我认为对不起这个遗存。”所以，在大雁塔广场两侧修建了2万平方米的仿唐商铺，而在北广场则修建了一座与历史遗迹完全不沾边的亚洲最大的喷水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