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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最具现实主义精神图书奖得主十年心血之作） [平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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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最具现实主义精神图书奖得主十年心血之作） [平装] | |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最具现实主义精神图书奖得主十年心血之作） [平装]](http://img.reader8.com/uploadfile/2014/0105/20140105040406849.jpg)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读懂村庄，读懂中国。熊培云数年沉潜，心血之作，其中部分篇章曾以“乡村纪事”连载于《南方周末》，写作时间跨越十年，备受各界关注。以自己家乡的村庄为考察对象，以小见大，通过一个村庄的历史，反映现代中国百年历史的发展脉络与兴衰。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是作者的还愿之书。它以故乡村庄为起点，多条线索并进，从各个侧面重新梳理了百余年来的中国史与乡村史。既有个体生活的真切体验与细致描述，又有时代命运的整体分析。故乡从哪里来，中国向何处去？《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连接历史与心灵，解读沉沦与希望，为转型期中国凝聚自由而宽容、平等而向上的力量。
没有故乡的人寻找天堂，有故乡的人回到故乡。
百年乡村沉浮，世纪家国命运。《新周刊》2010年度唯一图书大奖，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最具现实主义精神图书奖得主十年心血之作！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获新浪好书榜2011年11月总榜第7名；2011年凤凰网好书榜年度十大好书；2011年上海人文?社科好书榜；海峡都市报2011年度好书；新快报2011年广受关注十大图书；长沙晚报2011年度“潮”书；扬州晚报2011年度十大畅销书；河北省阅读办2011年度十大好书；中国网2011年度好书；城市晚报2011年度十大好书；济南时报2011年度好书；香港亚洲周刊2011年度十大好书；《看历史》国家记忆2011年度历史图书。
我素来认为要知道乡村的秘密，和农民的隐情，唯有到乡下去居住，并且最好是到自己的本乡本土去居住。依着表格到乡下去从事调查，只能得到正式的答案。正式的答案，多半不是真确的答案。
——董时进
就物质生活而言，我的村庄就是世界；就精神生活而言，世界就是我的村庄。
——甘地
熊培云，1973年生于江西农村。毕业于南开大学、巴黎大学，主修历史学、法学与传播学。思想国网站创始人。过去和现在与写作相关的职业主要有：《南风窗》杂志驻欧洲记者，《新京报》首席评论员，《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东方早报》、《亚洲周刊》、《凤凰周刊》等知名媒体专栏作家、社论作者及特约撰稿人，南开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其文字自由、明辨、慈悲、温暖，致力于建设一个人道的、人本的、宽容的、人人自由而尽责的美好社会。主要作品有《思想国》、《重新发现社会》、《自由在高处》、《中国新革命——〈重新发现社会〉海外版》(香港)、《中国之觉醒》(法文译著，香港)。
自序我的村庄我的国
第一章 万物生长
1.谁人故乡不沦陷？
2.墓畔回忆录
3.为什么不是农民拥有土地？
4.为什么是土地拥有农民？
5.讨伐李四喜
6.幸福的自留地
7.六畜兴旺周杰伦
8.生育的故事
9.摸着石头进城
10.几户人家
第二章 前线与后方
1.会开枪的农具
2.到农村去
3.“不建设，毋宁死”
4.计划政治下的“盲流”
5.革命的水稻田
6.识特务者为俊杰
7.几位乡镇干部的心里话
第三章 阴阳界
l.鬼子来了
2.刺刀下的公民课
3.阴阳界上的乡村
4.农民为什么消极抗日？
5.两位县长的故事
6.地方如何记忆？
第四章 隐忍、混乱与抵抗
1.城乡不平等的起源
2.无权无势者如何抵抗？
3.第二颗子弹
4.故乡之斯巴达
5.人类为什么会失去温良？
6.有不公，为什么没有大动荡？
第五章 乡村民主
1.第五大发明333
2.为什么要有乡镇精神？
3.从民选省长到民选村长
4.村治与县政
5.答案就在风中飘
6.民主日记摘录
第六章 生活与信仰
1.乡村“拉斯维加斯”
2.麻将与宪政
3.德先生、赛先生，还有一个无小姐？
4.以家为事业信仰
5.农民怎样修行？
6.山坳上的赞美诗
7.沦落风尘的村姑
8.保卫乡村，守护灵魂
结语 推土机年年作响，回不去故乡？
后记 有故乡的人心存敬畏
附录一 两千分之一的改变
附录二 没有土地，就没有灵魂一一熊培云专访
我的村庄我的国
还是从十年前说起吧。2001年春节，我回江西老家过年。基于岁尾年关的一些观察与感悟，以及对过去生活的回忆，我写了一篇题为“一个村庄里的中国”的田野调查，浮光掠影地讲述了当地农民几十年来的生存状态与生活变迁。这些文字随后发表在《南风窗》上。
之所以有此文章，得益于两方面的推动，一是因为偶然发现当时的《南风窗》上有不少关于中国底层社会的调查与评论，这些鲜活且有责任感的文字不仅让我的世界豁然开朗，也让我羞愧——同样是“提着笔杆子进城”的有志青年，为什么我在自己工作的报社一直碌碌无为，渐渐忘记了自己最热爱的乡土，忘记了故乡的那些人和事？二是受到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一书的启发。准确说，不是因为书中的观点，而是因为书的名字。
我说“黄河边的中国”打动了我，并非我想照葫芦画瓢，由此炮制出一个“长江边的中国”来，而是说它让我相信：在每一个村庄里都有一个中国，有一个被时代影响又被时代忽略了的国度，一个在大历史中气若游丝的小局部。
(一)
时常有人会问，为什么你能够平心静气地去做一些事情？对此，我着实没有太多感悟。如果非要说明，无外乎两点：一是在农村长大的孩子，种过庄稼，尤其能体会什么是“要那么收获，先那么栽”(胡适语)，所以多年来我能够像我的农民父亲一样本分，凡事尽职尽责；二是我同时坚持了一个原则，即在什么年龄做什么年龄最重要的事情，非你不可的事情。
具体到这本书，回到我的本乡本土去记录一个村庄的命运，由此省思这个国家一个世纪以来的波折，既是我的夙愿，也是我应有的担负。任何人都可以思考中国的前途，但没有人能代替我回到这个毫不起眼的小村庄。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村庄是为我而存在的。几十年来，我熟悉这里的一切，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它，更有热情去记录它。有时候，“舍我其谁”未必需要多大勇气，你只是在做一件非你完成不可的事情。而且，我相信我回忆的激情同样只能通过写作平息。
至于这个村庄，姑且叫小堡村吧，它地处三乡交界，就行政地理而言，差不多是中国最偏僻的地方。记录这样一个村庄，有时候我也难免会打退堂鼓。在中国无比广袤的乡村，它既不像江苏的华西村那样“富得流油”，可以成为人们解剖时代进步的一个标杆，也不像河南上蔡县的一些村庄那样“穷得流血”，许多农民因为“血浆经济”染上了艾滋病——否则，我一定会像陈为军那样拍一部《好死不如赖活着》。甚至，每当我想到夏多布里昂笔下迷人的故乡贡堡、梭罗枕畔云飞雪落的瓦尔登湖时，我偶尔还会因为我的村庄事迹寥寥、乏善可陈而暗自伤感。
不过，这种遗憾转瞬即逝。我虽然不在这个村庄出生，却在那儿度过了童年与少年时期，对那里的一草一木、乡土人情总算是熟悉。而这些岁月，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决定了你的人生格调以及对幸福的直接体验。是的，这样一个村庄不足以成为先进或落后的典型，但正是它的平凡打动了我。曲港跳鱼，圆荷泻露，寂寞无人见。这里永远是世界的边缘、新闻的盲点。生活在这里的一代代人，他们的生命从不被人注意，他们像草木一样见证四季，又似屋檐飘雨，小径风霜，自生自灭。尽管这些人也会迫不得已卷入时代的风潮，然而他们又都是无名氏，具体到每一个人的命运，幸与不幸、恩恩怨怨却也总是孤零零的，仿佛与世界无关。他们从不曾在自己所处的时代里呼风唤雨，即使是那彻夜欢笑与啼哭，也难被外人听见。所谓“芸芸众生”，还有比这更具代表性的吗？
在中国浩如星海的无数个自然村里，它不过是卧于万花丛中的一粒微尘。而我，因为曾经在故乡的青山上终日游荡或在田间烈日里辛劳，切身体会了这片土地上的平凡生活，而且至今仍和那里的人们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愿意把它当作我观察时代兴衰与人生沉浮的窗口，并相信透过它悄悄然的消长以及时而浮起的喧哗，我更有机会理解这个时代以及深藏其中的土生土长的力量。
完成这一切并不需要什么雄心壮志，我唯一能做与想做的只是和《霍顿与无名氏》里那只天真的小象一样，告诉大家那一粒灰尘里有一群寂寞而鲜活的生命，同时借助我对时代的梳理，还原他们的生活面貌。如果有人像影片中的袋鼠妈妈一样坚持“凡是没看见的就都不存在”，那我也没有办法。我只能希望大家在看不见时能够用心去听——并且相信小人物有大命运。
(二)
按照最初的想法，我会从村庄史的角度将那个田野调查继续下去。不过，事情很快有了变化。一方面，在“出国还是下乡”这个问题上我最终选择了赴法留学。那是一种精神上的还愿，心想自己迟早还是会回来，若要下乡将来做也不迟。何况，到时候自己更成熟，只会做得更好，于是就这样耽搁了几年。
有些变化则完全在意料之外，那就是回国后我发现自己对记录这个村庄的命运渐渐失去了兴趣。问题并不在于我此后究竟有多繁忙，一切还得从另外两件事说起：
一是上文发表后引来了不少关注，而且很快有几家国外媒体的记者找到了我，要求亲往采访。就像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所说，中国是“记者的天堂”，外国记者想深入中国社会的热情我多半是能理解的，我爽快地答应了他们的请求，给了他们小堡村的地址。
没多久我得到消息，美国《新闻日报》的记者到当地连续做了三天采访。当中国女翻译带着那位金发碧眼，像是从彩电里走出来的美国记者赶到这个村庄采访时，立即引起了前所未有的轰动，甚至“惊动了市里”，以至于他们最后不得不“落荒而逃”。令人费解的是，那位美国记者在采访村民时竟然将我的那篇文章以及未刊发的素材复印了许多份，逐一送到了每家每户手中。正是这一冒失的举动，让中国的农民伯伯们发现自己并不光荣的辛酸生活被我“曝光”了。尽管我在杂志中隐去了地名和人名，尽管个中悲情故事在当地早已尽人皆知，人人不以为意，但当他们看到白纸黑字时仍旧十分不高兴，有的甚至愤怒至极。
村民们的这些反应并非不能理解，他们有自己的舆论小环境和审丑标准，同时又没有能力把握你在文章中究竟想要表达什么，断章取义也属正常。而被报道对他们来说更意味着种种不确定性，一切足以令他们不安。在此情形下，你不能不通人情地说我是在通过你们的苦难生活为中国农民的命运鼓与呼。即使是出于好意，我也没有权利要求他人为这个时代的进步多做牺牲。
一切猝不及防。如果美国记者当时没有复印相关材料满村子找人对号入座，我与村民们的关系至少不会一度弄得这么糟糕。有猎户害怕我“曝光”了他偷猎将会受到惩罚，于是要求我赔偿可能的损失；有村民认为我记了他“旧仇”，要不怎么连外国记者都带来了？甚至有人说为我在村口准备了锄头……而我当时又未在现场，不能向他们好好解释或者补偿他们。
另一方面，似乎我又得感谢来访的美国记者，正是他将我的村庄推进了国际视野。就在我抵达法国没多久，这家美国报纸出版了“中国发展三部曲”的长篇专题，而我的文章《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即是其中《后进的中国》之全貌。几位村民包括我父母阳光满脸的照片出现在美国的报纸上。而且，报道还配了一幅只有两个地名的中国地图：一个是标着圆点的北京，一个是标着圆点的我的村庄。不瞒读者，虽然我并不认为北京的分量比我的村庄重——北京是政治意义上的首都，而我的村庄是我的心都——但当我在地图上看到这个村庄与北京平起平坐时，仍然抑制不住内心一点点可怜的虚荣与欢喜。 当然，我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如前所述，因为美国记者的鲁莽，使我一时间失去了那些村民们对我的好感。尽管这些乡亲最终会原谅我，但是这次“带路党”的经历使我和我的村子有了一种难以启齿的隔膜。如此横生枝节或多或少让我自觉无趣，渐渐消隐了继续写下去的热情。
再后来，我甚至厌恶回到这个村庄，因为我深切地体会到了“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我时常为自己生长在杏花春雨的江南乡下而庆幸，然而不幸的是，当我怀着乡愁游学归来，再次回到我的村庄时，发现我梦中的精神家园近乎无存。出国前，我曾经历过一次家里的老房子因移民建镇被拆得一干二净时的空空荡荡，谁知到如今连山川也变了颜色：河流和道路一样都被荒草淹没，村里的山地被村干部以极其低廉的价格莫名其妙地卖掉七十年，甚至连村庄附近长了一两百年的古树也被树贩子卖到沿海某省美化环境去了。
甘地曾经说过，“就物质生活而言，我的村庄就是世界；就精神生活而言，世界就是我的村庄”。其实“我的村庄就是世界”何尝不是一种精神生活。一个人，如果深爱着一个村庄，你摧毁了他的村庄，也是在摧毁他的精神世界。电影里那位甘愿与船同沉的“海上钢琴师”不正是如此么？
当这生命的摇篮沉沦时，我又一次感到了失去家园之痛。也正是因为这种耻辱和失落，有一次当我有事路过这个阔别已久的村庄时，我竟然只待了短短十几分钟——不是因为我匆忙，而是因为故乡不再。还记得海子吗？1989年春天，诗人回了一趟安徽老家，感到了巨大的荒凉，“有些你熟悉的东西再也找不到了……你在家乡完全成了个陌生人”。
(三)
然而，生活又是那样神奇，那些你仿佛已经忘记去做的事情、被抛弃的理想，总会派出信使，在你睡着的时候来敲你的门。
出国留学之前，我曾通读了十二卷本《胡适文集》。这套书让我有机会静下来，告别日日繁忙的工作，就像传说中的印第安人一样停下来“等一等自己的灵魂”，找回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无意有缘的是，在我几年间日日辛苦写完了百余万字的评论，回国后认真读完的另一套书同样与胡适有关。这是因为我在南开讲授一门新闻评论的课程，内容包括上世纪三十年代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近一百年前的中国，那是一个多么似曾相识的时代！我常常想，今日中国人若想找到中国的前途，不妨从当年被日军侵华中断的诸多时论中去找，去那个开放而真诚的年代里找，许多观点足够自由与深刻。
同样是在《独立评论》上，我读到了在今日中国一度成为“显学”的“三农问题”。从理论到实证，当时的许多学者、官员以及学生都参与其中。而在若干相关文章中，给我触动最大的莫过于农学家董时进发表在1932年的《乡居杂记》系列评论。正是这组评论的开篇让我重新拾起了归乡的热情：
我素来认为要知道乡村的秘密，和农民的隐情，惟有到乡下去居住，并且最好是到自己的本乡本土去居住。依着表格到乡下去从事调查，只能得到正式的答案。正式的答案，多半不是真确的答案。我因为要明了乡间的情形起见，早想回到我乡村老家去住些日子——不是去做乡村调查，只是去居住，希望藉着居住，自然而然的认识乡下。
感谢《独立评论》，它让我有幸认识了几十年来在中国一直被忽略与淡忘了的董时进；感谢董时进，因了他“到本乡本土去居住”的建议，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我终于离开了紧张而喧闹的都市，独自回到了故乡幽僻荒远的村庄，继续我七年前未完成的旅程。很显然，相较奥运，我更关注命运。心想虽然物质层面的故乡不再，但故乡的人还在。
也是因为写到董时进，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熊景明老师找到了我。2009年年初，在网上读到我的相关文章后，景明老师对董时进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且尽可能多地帮我搜集中英文资料，希望我在随后路过香港时去取。景明是一个对事业对朋友有着无比热忱的人，她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如果你找到了喜欢做的工作，就等于一天也不用工作”。是啊，近十年来，我过的何尝不是如此简单而快乐的生活！
最为巧合的是，端午节去景明家中作客，竟意外发现我俩同一天生日，她长我三十岁，而且农历生日是各自老家的小年。感谢命运，因为寻书与写作，我的生活总是充满奇遇。
(四)
由于心中一直有这样一个愿望，又受了董时进先生文章的启发与鼓励，2008年学校一放暑假我便动身回了老家，继续做一些调查与随访。
一个多月后，我回到城里，并在MSN上遇到了《南方都市报》的何雪峰兄。雪峰兄做事利落，又是个热心肠，当他知道我回乡写作的打算，二话不说便邀请我在评论周刊上开一个“乡村纪事”的专栏，“写一年不就是一部书稿吗？”有这样一个专栏催自己完成一部书稿，我当然求之不得，即刻应允。就这样，这个专栏一直写到了现在，远超过了当时的一年计划。只是限于篇幅，每次完稿后我都会提前做不少删节。过去几年，由于稿约太多，有时候我一天会写三四篇评论，论速度也算是倚马可待。而现在，三四天也只能写一篇乡村专栏。一来稿子写得长，每期差不多都有四千字左右；二来精耕细作，翻阅搜集到的资料、淘旧书、打电话核实、在网上讨论，真可谓费时费力。
至于写作方法，我也想有些自己的尝试，即我所谓的“三通主义”：一是时间上打通。本书所要涉及的内容，既有我三十余年的亲身生活阅历与见证，有过去六十年中国农村建设的荣辱与沉浮，同时不忘打捞民国时期那一代乡村建设者的努力与挫折，即我说的打通三十年、六十年与一百年。简单说，借着乡村这个题材，我试图以自己的方式解释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探寻历史何以至此。二是地理上打通。我出生在乡村，后来进了城，又出国留学，跑了些地方，我不想在写作中辜负这种阔远。这也决定了本书写作是以我老家农村为原点，扩散到周围村庄、一个县、一个省乃至全国，包括我所亲历的城市文明、我所了解的国外乡村生活。三是理性与感性打通。我实在无法用行话来写作，正如我过去无法用新华体去写新闻。现在同样做不了那种只讲枯涩道理而淹没自己个性，甚至隐藏写作情感的学问。我只能一如既往，坚持我所坚持，一方面在材料与逻辑上做足工夫；另一方面也要让读者看到我的写作不只是一种理性的思考，还是一种关乎心灵的生活。
几年间不断回到乡村，也是我不断思考与修正观点的过程。十年前我认为我的村庄很快就要消失，不过后来我慢慢改变了主意。正如我提到的法国人在大规模城市化过程中重拾乡村主义一样，我同样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回到乡下去，我也会尽可能多地回到乡下去住。我看到乡村沦陷，也看到乡村在生长。
(五)
我的家乡在历史上堪称毫不起眼；她从没出过有名的物理学家、溜冰选手或总统；此地人多半是人性社会中极不显眼的金子；伐木工人、农夫、渔夫、长工、小工匠与制作扫帚的人……不善狡诈，拙于温柔，此外还有一份感动人心的耐性。
就在本书即将完成的时候，我终于抽空读完德国作家齐格飞·蓝茨的《我的小村如此多情》，并时常为里面的嗜书魔击退敌人的故事、乡间愉快的葬礼慨叹不已。大概六十多年前，蓝茨在书中虚构了一个叫苏莱肯的村庄，并且为它杜撰了二十个意味深长的故事。据说，蓝茨是为了让新婚妻子认识他的故乡，爱上他的亲友，才写的这本书。里面有对人性宽厚而幽默的嘲讽，有对自然与传统价值的脉脉温情，以及对工业社会的审慎质疑。如蓝茨所述，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故事他完成了对乡土含蓄的爱意表达。
书是几年前在香港买的，之所以直到最近才开始读它，是因为我过于享受这个书名，以至于我都不忍心去翻开。和苏莱肯不同的是，小堡村却是真实的。我能在GOOGLE地图上精确地标出它的经度和纬度。它至今依旧贫穷落后，没有水泥路，没有公共路灯，每次回去都让我有一种深彻骨髓的痛感。偶尔，我也会问自己为什么经常回来。当然我自己更清楚的是，我愿意花几年时间来写这本书，既是因为我有着诠释时代的热忱，也有着敝帚自珍的心结。我的村庄是一个能够让我褪去浮华、回归安宁的所在。我常和朋友们谈起，夏夜，每当我躺在故乡的屋顶上，看满天繁星，我的生命仿佛立即回到原点，人生的一切苦楚都烟消云散了。
有件事我一直难以释怀。八十年代读中学的时候，我曾经迷恋写诗，并在学校创办了文学社。有一天我去上学，正好与村里的一位伯伯同路。一路上我们不经意地聊着。当这位伯伯问我将来有何打算时，我毫不犹豫地回答“给你们写诗啊”。我天真地以为这位伯伯会夸我关心农民命运、有理想，然而得到的却是一声叹息——“写诗有什么用？我们又看不懂。”
那是我年少时刻骨铭心的一幕。我知道，那位农民伯伯同样是看不懂这本《一个村庄里的中国》的。可我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呢？我已经将我的生命交付给我的文字。这方面我真的是有负父老乡亲了。如果我做官或者经商，对于他们的命运会有货真价实、立竿见影的改变。至少我不必像过去这一年那样，为了修好村口几里长的乡间公路，还要一次次东奔西走，找有关部门喝酒求情。而作为一个时代的观察者与书写者，我所能希望的是有更多的人能够关心农民，关心每个具体的人的命运，了解这片土地，以谋求一个村庄乃至一个国家的改变。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这让我爱到绝望的十六个字，仿佛浓缩了我在江南乡下的所有美好记忆，甚至包括一些并不存在的记忆。漫山遍野的栀子花、映山红，翩翩飞舞的蝴蝶与蜻蜓，各种不知名的树丛与野果……少不更事，总想着去外面的世界闯荡，那时候不知道自己内心埋下了怎样一粒乡愁的种子。时至今日，当这粒乡愁的种子已经长成大树，我更能体会为什么乡愁是所有痛苦中最为高尚的痛苦，是可以恩泽灵魂的无私之欲。
带一本书回家乡，也算是了却平生一个心愿。愿我的故乡和所有人的故乡永远阳光明媚，空气清新，万物生长；也愿我几年来的这点思考与写作，能够为读者呈现更多真实的大历史与小历史，打开一段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
熊培云
2011年8月20日
有故乡的人心存敬畏
理性思考，感性表达。断断续续写了几年，知道我在忙这部书稿的朋友时常会问进展如何。若只为成书，2010年初的三十万字便可算是写完了。之所以没有立即交付出版，是因为《重新发现社会》一书刚刚上架，我觉得有必要让自己停下来。
尽管沉淀了两年，此后又陆续写了十多万字，读者仍可以责备我没有精耕细作。然而我又是多么希望自己能从这冗长的写作中暂时解放出来，以期全心全意开始下一段旅程。对我而言，思考与写作是一辈子的事。这本书不会是我关注乡村生活的结束，而只是开始。在下一本书里，我会与读者共同见证一个农家子弟走出乡村的辛苦遭逢与具体命运。
由于写作时间较长，涉及内容较多，为了对过往思考做一些必要的补救或补充，临出书时我通常都会尽可能在序跋上多做一分工，而非草草了事。这次也不例外。
(一)
前不久看到一个笑话：一位苏联人移民去美国，行李箱里放了一张大幅的斯大林肖像。过海关时人问他为什么带这个，他的回答是：“这玩艺是我用来治思乡病的，一看到它我就不想回苏联了。”
生活充满了笑话，但生活从来不像笑话那么简单。说到思乡病，虽然有些内容未收录进来，相信读者还是会从本书中找到某种浓烈的怀旧气息。
有读者可能会问，你为什么没有对“农民素质问题”进行批评，没有对农村生活进行批评，而更多抱以同情的态度，是不是因为某种怀旧情绪而美化了过去的经验？我想答案是否定的。我承认，其实我的童年过得一点也不好，我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不幸的人。关于这一切，容后再叙。尽管如此，我也不会做出“绝不回故乡”的决定，我还是愿意看到并记住生活中美好的一面。有人不是说过吗，我们怀念过去不是因为过去有多美好，而是因为我们年轻。在那个时代我们与世界的初恋刚刚开始，我们体会并记住了那一切。人生若只如初恋。
这种同情的态度并没有影响我关于现实的判断。具体到农民素质问题，年少时的农村生活经历告诉我农民并不愚昧，只是艰辛。而且这种艰辛应该归咎于时代，而非“农民素质”。小堡村的上一代农民，比如我的父母，由于年轻时没有继续上学的条件，也没有机会在乡下自学成才，他们不得不终日与泥土和粮食打交道。虽然辛苦，但是和许多农民一样，他们将自己的家事安排得井井有条。他们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是生养了几个孩子，而且让孩子们都读了书，念了大学。他们没有机会和能力参与这个国家的管理，但只要他们是自由的，只要政府能把五十年代收走的锅碗瓢盆还给他们，允许他们在家里做饭，只要政府能在八十年代把他们从人民公社里解放出来，准确说是把经营一个家的权利还给他们，他们就能把这个家治理好。而这正是乡村无数父母都做到了的。这样的生活值得嘲笑吗？
生儿育女，让孩子能够读书，希望他们有一个好的前程，这是许多农民一生中最重要的几件事。生活在乡村，条件有限，樊篱重重，在此基础上考虑人生的成败得失，狭隘么？这样的时候，你又有什么理由要求他们精明得像个政治家，去呼吁“一人一票，改变中国”？或谴责他们没有公共精神？每个人的人生境遇不同，取径不同，对生活的轻重取舍不同，如果只是因为他们没有走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便说他们“愚昧”、“落后”实在是太不讲情理。更别说，劳动有分工，社会有契约，农民尽自己的本分种好田地，让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不至于饿死，已经是对社会尽了最大贡献与最大责任。试问这天底下又有几人尽到了对农民的责任了呢？这个国家转型之所以举步维艰，不正是因为有相当一部分人，或无政治伦理或无职业操守，没有尽到自己的本分么？
而且，我的理性也在一次次告诉我没有必要去讨论什么子虚乌有的农民性或者国民性问题。体现在农民身上的弱点并非农民所有，正如体现在中国人身上的弱点并非中国人所有。如果说自私自利、目光短浅、贪生怕死是农民的弱点，谁又能说这不是全体中国人的弱点，不是全人类的弱点呢？甚至包括我谈到的乡村暴力，在城市乃至各国的外交上，我们见得还少么？
在我着手写这篇后记的时候，看到这样一条微博——“为什么每个人都仇恨腐败，腐败却生生不息？因为我们恨的不是腐败本身，而是恨自己不能腐败，所以政府越腐败越遭骂越不愁招不着人”。实话实说，对于这个强奸民意的“我们”，我是很不以为然的。我承认有些人在等腐败的机会，但我并不认为这是多数人的心声，更不可能是全体中国人的想法。我绝不相信“仇恨腐败”的人都想着自己腐败；我绝不相信批评强盗的人都是想自己做强盗；我绝不相信中国大多数人不是想堂堂正正过体面生活的人。正如我们反对暴力拆迁，绝不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能力暴力拆迁；我们反对欺压农民，也绝不是因为现在还没有条件欺压农民。
生而为人，总得有些是非观念。明明是制度性的批评，为何要异化为对国民性的批评？当农民被逼下跪，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强权不被遏制；当市民不排队，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公民教育缺失；当一位老人摔倒在街上却没有人敢去扶起他，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法院此前的裁决没有守住社会正义的底线；当海选出现混乱，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民主需要持之以恒的训练。在我眼里，从来没有什么国民性，有的只是人性、观念与权力的作为。为建设一个可期的未来，中国需要民情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当从原因上入手，而非结果上入手。
有个现象值得一提——坚持国民劣根性论者，很少会说自己有劣根性，自己做错什么皆情有可原，皆可就事论事。只有抽象到所谓中国人或者具体到其他人时，这些人才会大谈国民劣根性。德国人当年谈国民性，是一种种族优越主义，而在中国更倾向一种反向种族主义，即热衷于讨论本国国民如何之低劣。在这里，国民性与其说是一种反思，不如说是一种势利的宿命论。它的作用更在于自我撇清与他者归罪，客观上更为拒绝制度改造者开脱。而我之所以不承认国民性，还因为一个民族体现于某个时代的特征，既来自古老的人性，如趋利避害，也源于观念之有无，如现代政治伦理，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否则，若国民性成立，为何同代人之间、几代人之间在对政府理解上有如此大不同？
没注意到么？在中国，一些拒绝实质性变革的政府官员会大谈中国特色，而高高在上的社会贤达大谈国民性，二者实为一丘之貉，即都是让中国人的精神矮化于人类的基本价值。所以我说，中国若要进步，现在亟需讨论的是如何搬走这两块观念上的绊脚石，理清历史与现实的脉络。唯其如此，才可能从点滴做起，诚恳应对这个时代的当务之急。
(二)
早在两年前，我曾酝酿为这本书写一篇题为“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后记。当时我驾车回到小堡村过中秋，接下来就一路东进西突、曲折北上，往返约四千公里。最难忘是过完中秋的转天夜晚，车子快到胡适先生的绩溪老家，空空荡荡的高速路上，几乎只有我一辆车在奔跑。月朗星稀，路随山转。一个人若能带着寻找的信念上路，将会是一段多么孤独而美好的旅程！
为了获得更多有关中国农村的现场感，前后花了十几天时间，我走访了赣北的一些古村落以及江苏华西村、安徽小岗村和河南南街村。一个感触是，许多地方虽然名义上仍叫“某某村”，其实与中国乡村的概念相去甚远。这也印证了我最初的想法，即真正能反映中国乡村面貌的，反而是小堡村那样后进的、不为人知的村庄。就像北京、上海不能代表中国城市化的真实水平，在那些明星村里你同样看不见最真实的乡村。为此，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立足或者回到故乡，去寻找属于本乡本土的小历史。
这次游历勾起了我许多回忆。比如邻县有个千年古村落，离我家直线距离不过四十公里，至今仍保留着不少自初唐以来的古牌楼、门楼、古街、古巷、古井、古塘和古戏台。让我留连不去的是那些有天井的古旧宅子，其中一个大户人家竟然修了48个天井。遗憾的是，近代历经太平天国、抗日战争、文革三次洗礼，至今只剩下26个天井。熟悉中国历史的人知道，这已是幸运。而当我走上其中一间的木质楼梯，竟然有些恍惚，只觉得一切似曾相识。那样的楼梯，那样的雕饰，那样的阳光，那样的气息，让我在楼梯间闭目良久，直至昔日重来，终于想起幼年住在大姑家爬楼梯时的情景。
大姑离我家只有五六里地，小时候我常去她家玩。当时姑父家的三兄弟和另一户人家合住在一起。那是土改“铲富填贫”时分给他们的一个大宅子。毫无疑问，这也是我在乡下偶尔住过的最好的房子，它上接天，下接地，宅子的中间还有个难得一见的天井。我的童年在那里留下了一些美好的回忆。最难忘的是在雨天，雨水从那方四角的天空徐徐飘落。待雨水停了，各屋的女主人们开始围着天井下的水槽洗衣服。如此天造地设的便利，即使是年幼的我也会暗自赞叹，有天井的房屋好不神奇！
至于这个宅子因何换了主人，我却是一无所知。直到写这本书时，才了解到了一些浮光掠影的细节。话说土改时，这位殷姓屋主“驮了地主”(即阶级成分被定性为“地主”)，于是不仅失去了房屋和土地，还丢了远在县城里的一个小铺面。不过，虽是地主，据说也只是刚刚起步，换在今天充其量只能算得上是个“富二代”。待被抄没了家产，他的老婆也就是通常说的“地主婆”吓坏了，躲到山上，没几天就找棵树上吊了。而这“地主”虽然没被立即处决，但也很快病死了。一年前，我和这双夫妇的一个曾孙有过一次长聊。这位老实巴交的农民，满面谦卑的笑容，祖上的这点恩怨在他嘴里仿佛完全是别人家的事情。而村里人谈起他们这些后人，时常眼前一亮的是其中一个做了“国家老师”，属于生活比普通农民有保障的那种。对此，这位曾孙也是羡慕不已。
而这个古宅子后来的命运，同样令人悲叹。大概是在九十年代末，村里不少人家盖了新房，姑父他们便将这房子全部拆掉了。几年后，当其他村庄类似的古宅在古宅贩子那里卖出了好价钱，几户人家才后悔不迭。不过他们很快学会了安慰自己，说大概也卖不到几个钱吧，因为宅子里的石刻与木雕在文革时大多被毁掉了。
与此相关的新闻是，近些年在江西活跃着不少古宅贩子。他们在乡下购买古宅，通过拆解、修缮和异地重建，好的一转手能赚上百万元。而有关这些古宅的记忆自然在它们原有的土地上彻底消失了。在欧洲你能看到成片的古堡，而今天的中国人能看到什么？在这个急功近利、弱肉强食的时代，过去是几代人盖一座房屋，守一份祖业，而现在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的人们，不是房子被拆就是急着换个更大的房子，将来又能有多少关于房屋的记忆留给子孙后代呢？更别说，今天的高房价已经毁灭了无数年轻人的生活与梦想。
我听父亲说，我爷爷年轻时住的也是村里唯一一幢有天井的老宅子。可惜被日本人放火烧了。可有时候我还是会暗自揣测，如果没被烧掉，我们村会不会打破零地主的记录呢？我知道这种想法很荒诞，就像我们的历史一样。
除此之外，那时候村子里还有很多古树。可惜它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被生产队贱卖。至此，读者或许更能理解我为何会为故乡失去一棵树而变得絮絮叨叨。须知，我今天为故乡失去一棵树而痛心不已，更是因为故乡已经所剩无几。准确说，我伤痛的不是故乡失去一棵古树，而是失去了差不多最后一棵古树，是故乡丢掉了它的历史与时间。
我们有怎样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我们对过往文明的态度。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一座城市还是一个村庄，如果它的过去总被连根拔掉，那么它也会丢掉它的未来。几千年文明延续至二十世纪时，这片土地不可能是一穷二白，中国农村也不可能完全赤贫——这个念头在我走进胡适先生留在绩溪上庄的老宅子时尤其强烈。在过去的一个世纪，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已经失去了太多美好的东西。而且，我们在继续失去，有的甚至比过去还更严重。
(三)
相较于城郊或矿区农村来说，小堡村人或可说幸运，因为它既偏僻，又无资源，至少短期内不会因为城市化或者工业化而沦陷。然而这些年，我的内心却越来越感到不安。
早些年是担心三峡大坝，如地质灾害、洪水侵袭等等。我不知道这种担心有多少人云亦云的成分，但可以想见，一旦三峡大坝有不测，会危及我长江边上的家园。当然，你也可以说，据以往经验，如果洪水只是浸漫上来，对家园不会构成毁灭性的打击。而且，那涨起来的洪水终究会离去。
真正让我忧虑的是近在眼前的一些事情。比如就在2011年，在小堡村十几公里以外的地方刚建起一个号称要打造“全球最大有机硅厂”的化工项目。据说这是沿海大城市放弃的项目，从选址到投产，“项目建设推进速度之快、力度之大、效率之高，前所未有”。而且，就在大连人为反对PX项目而散步一两个月后，县里有63个化工项目集中签约生产。我在网上看到当地有些年轻人为此消息振奋，认为它们势必会带动当地经济的大发展。可问题在于，在此大干快上的背景下，当政府的GDP冲动和企业的创收冲动合而为一，当环保部门甚至进不了污染企业的大门，谁来确保这一片锦绣河山不重蹈各地发展饮鸩止渴的覆辙？
我的忧虑并非空穴来风，无中生有。就在我写这篇后记的时候，《中国企业报》的记者给我打来电话，透露包括该报在内的三家媒体正在当地就有关化工厂的污染情况进行调查，因为有农民向他们反映靠近化工厂的稻谷发黑，有的甚至颗粒无收。据记者不完全统计，受污染稻田范围至少在千亩以上。尽管某有机硅厂每年都会对受损村民以“污染补偿费”之名进行补偿，可低廉的补偿费无疑是杯水车薪。村民更要问的是，受污染的稻谷是否可以安全食用？而记者也不忘向我感慨，以该有机硅厂为龙头发展起来的有机硅城，里面有几十家中小化工企业，这些中小企业的监管更难，如果监管失控，这个化工城就会成为定时炸弹。
这些年来自全国各地的有关“癌症村”的报道可谓层出不穷。2011年，云南陆良铬渣倾倒事件引起网民的关注。在被遗忘的兴隆村，依然有癌症病人在吃臭虫治病，村民称近10年共有37人死于癌症。一位得了癌症的老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了这样一番话——自己死也就死了，但希望把事情调查清楚，因为对生活在这里的子孙后代放心不下。面对如此有责任心的农民，听者情何以堪？
事实上，在离小堡村不到50公里的新建县的一个垦殖场，就有有关“癌症村”的报道。“从化工厂里外漏的污水流进水稻田，将田里的水稻苗全部染黑。2004年，80户人家近20人患癌，以喉癌、肺癌为主。”而我在县里走访的时候，听不少人谈起县里不少人罹患鼻咽癌，不知道是否与环境有关。
自从当地不少年轻人得肝病死了后，由于担心病从口入，一次性碗筷开始在乡下的酒宴中流行。相较从前，农民的确越来越珍视自己的生命与健康，代价是他们不得不生活在日常的恐惧之中。然而，村民赖以自救的一次性碗筷并不能帮助他们抵挡可能的生态危机。我至今无法求证这些事情，也不敢对将来妄下结论，我更希望自己是“杞人忧天忧地”，但我无法平息心中的忧虑，因为一旦环境污染形成，一旦故乡的土地与空气里长毒，其危害将远高于季节性的洪水，将远比我的故乡失去一棵古树严重一万倍。而我的这种忧虑，是整个时代的忧虑，而非独我一人。
明朝《夏商野史》里有一段故事，说的是周文王问姜子牙如何治国平天下，姜子牙的回答是“王者之国富民，霸者之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无道之国富君廪。是之谓上溢而下漏，为国大臣不可不知。”周文王顿悟，遂派人开仓放粮赈济穷人，西周从此强盛。据我查考，这段在网络上改头换面，广为流行的话是作者从《荀子·王制》或《尉缭子·战威》那里借来的。虽然“版本混乱”，不难看出的是，无论早在春秋战国、明王朝，还是现在，人们对“王者之国富民，无道之国富国家”等藏富于民的思想总会有着强烈的共鸣。
让人痛心的是，今日中国许多农村地区正遭受双重困境：一方面，农民不仅没有享受到藏富于民的政策，还要承受种种非国民待遇，虽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支付巨额成本却老无所养、病无所医；另一方面，还要在工业化过程中担负“藏祸于民”、“藏祸于未来”的坏处。而且，后者的危害仍在不断扩大，因为中国农村整体性的不设防。因为农民既不是政策制定者，也没有真正能够维护他们权益的制度保障。即使是在今天，一些城市开始借助网络完成散步，试图“遇见可说服的市长”，大多数有责任心的农民依旧只能散兵游勇地抗争，或像安徽蚌埠的村民一样继续“有组织地下跪”，跪请环保总局检查组的官员前来治污。
“比萨斜塔不会倒，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它不会长高。”经济学家赵晓这样表达了自己对中国发展的忧虑。为了各自的故乡还能回得去，还请这个时代忙于建设的诸位记住这句话吧。有故乡的人知道如何热爱并捍卫属于自己的土地，有故乡的人知道在他人故乡中看到自己的故乡的命运，有故乡的人必须心存敬畏。
(四)
人不能永远活在忧虑之中。在结束这篇文字之前，让我继续说一些感恩的话吧。
感谢我多年前的选择。目前的生活虽然不尽完美，大学虽然清贫，终归是有充足的时间由自己支配。我常和朋友们开玩笑，别人考虑何时休假，我则考虑何时上班。而且，我又是那么幸运，一直在做自己有兴趣做的事情。因为这个缘故，我也常会对自己或所在知识群体说，生活如此清闲，不用朝九晚五，若不诚心诚意尽些社会责任，不去多说一些真话，甚至还要说假话，于良心何安？
感谢《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评论部诸君，虽然你们中很多人已经星散四方，但我仍记着你们的友情。感谢刘雁女士，早在三年前便盼着这部书稿完成，一直督促我完成。感谢理想国的刘瑞琳女士几度邀约，她是理想国沙龙里最动人的女人。感谢谢刚社长的礼贤下士，中国的出版事业因为他的出现而变得开阔；同时感谢新星出版社支持并参与“十分努力”计划，即每本书都会有十分钱用于乡村公益。感谢编辑王光灿的一丝不苟，感谢他与我谈起上学时在河南上蔡县附近随处可见的农民卖血队。这个细节让我又一次想起那群被遗忘的人，更意识到本书中所写的农村及其伤痛，不过是中国乡村微不足道的一角。遇上光灿这样有耐心、有学识又有社会关怀的编辑是作者的福气。
感谢熊景明和董保中两位老师，因为发现董时进的缘故，天各一方的我们才得以相识与相叙。
感谢许医农、柴静、刘瑜、王跃春、文坛、杨子云、张洁平、郭亮、陈晓萍、魏文婷、沈芷琳、刘昊天、刚毅、于飞、孟波、钱钢、杨利川、李英强、吴稼祥、于建嵘、梁文道、徐小平、陈志武、刘苏里、解玺璋、秦朔、戴自更、张力奋、封新城、何树青、胡赳赳、加藤嘉一、单士兵、庄永志、李伦、刘秉仁、绿茶、潘采夫、王爱军、萧三郎、褚朝新、骆新、李亚、高明勇、赵继成、翟春阳、杨耕身以及吴相仁、汪中求、淦小炎、李军洪、刘海员、费从军、陈道国、梅永生、吕凤英、王佺、袁苏、廖爱军、李卫民、胡红林、李晓田等师友多年来的鼓励与帮助；感谢赖时幸、王正阳、曹瑞珍、袁志涛等在熊培云图书馆做义工的朋友们的奉献与辛劳。我要感谢的名单还有很长，恕未一一列出。
最后，更要特别感谢我聚少离多的家人骨肉，并为我终日身心繁忙而深感内疚。感谢我村里村外的乡亲，希望这本书里的不足或无意的冒犯能够得到他们理解与原谅。感谢南开大学尤其是文学院诸位老师和学生们为我营造的轻松而宽厚的环境。二十年来，我最爱的是《未央歌》与《巨流河》里的南开，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理解并践行张伯苓先生“中国不亡，有我”这六个字里的大自救与大担当。
不幸的是，就在我断断续续写完并准备结束这篇后记时，史蒂夫·乔布斯先生在今天早晨离我们而去了。这个消息让我不得不暂时停下来。我承认我喜欢乔布斯更甚于喜欢苹果。我像他一样相信每个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所以不要浪费时间去过自己不想要的生活；相信人不能欺骗，因为你能骗到的都是相信你的人。对于这样一位伟大的创造者的离去，我实在没有理由为他哀悼，因为我活得还不够尽心尽力，不够全心全意，因为在他面前，我的惭愧多于悲伤。
“要么忙着生，要么忙着死”，许多人都记住了《肖申克的救赎》里的这句台词。其实，对于任何一个生命来说，生与死都是同时进行的。生是一辈子的事，死也是一辈子的事。从这方面说，我很庆幸看到我的故乡以及这个世界，虽然时刻经历着衰朽与死亡，却也时时在生长。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参与到这个万物生长的过程中来。
我相信，即使我不能阻止一些美好事物的离去，我还可以做另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就像影片《入殓师》里的大悟一样回到故乡，领悟生命的真谛与尊严，让那些逝去的人与事，在我的回忆里获得温情与敬意。我相信，即使故乡沦陷，我仍可以在一个美好的世界里度过一生，因为我的一生都在为那个美好世界而努力。
2011年10月6日夜 作者谨识
版权页：
第一章万物生长
1.谁人故乡不沦陷？
“我刚刚离开我的摇篮，世界已经面目全非。”
大约在两百多年前，当夏多布里昂回到湿漉漉的布列塔尼故乡时，曾经这样感慨。因为在那里，作家再也寻找不到“儿时的圣马洛了”，小时候曾在船舶的缆索间玩耍，现在港内看不到船；而自己出生时的公馆也已经变成了旅店。故乡，游子梦里的天堂，和作家远去的岁月一起，一去不返。
作为一个异乡人，我曾经在一个雨水涟涟的季节穿行大西洋边的圣马洛。那几天圣马洛正在举行一场帆船比赛，满街都是敲锣打鼓的人。到了晚上，更是热闹非凡。
孤身一人，远在异国，虽然当时我还没有认真读过夏多布里昂的许多作品，但对他笔下 “望不见故乡，望不见童年”的伤感却一点也不陌生。无论是在那次旅行之前，还是之后，我都体会到了那种因失去故土家园而独有的刻骨铭心的疼痛。
和夏多布里昂不同的是，在我的疼痛里不仅有失去故土的惆怅，更有失去故土的羞耻。一切是那么猝不及防地发生了，而且是在一个风平浪静的年代里，这里没有硝烟蔽日的战争，没有饿断人肠的饥荒，更没有手握刺刀一进村子就牵猪抢鸡的日本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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