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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脚城市 (2011年度加拿大唐纳奖最佳图书，五十年来首部比肩《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之巨著) [平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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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脚城市 (2011年度加拿大唐纳奖最佳图书，五十年来首部比肩《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之巨著) [平装] | |
![落脚城市 (2011年度加拿大唐纳奖最佳图书，五十年来首部比肩《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之巨著) [平装]](http://img.reader8.com/uploadfile/2013/1216/20131216010641918.jpg)
《落脚城市》全世界已进入有史以来最大人口迁移潮的时代，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都在迁徙流动，移民时代的落脚城市，究竟会成为二十一世纪的全球新兴生长点？或是反过来成为新的动乱源，何去何从的选择，正面临着考验。《落脚城市》作者桑德斯穷究当代研究著作，横跨五大洲走访了三十座城市与乡村，写成无论从人性、文明史、和当代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各种层面看，都极具时代高度的杰出著作。
无论从人性、文明史和当代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各种层面看，都是极具时代高度的杰出著作，在我的知识标准里，它是与科普对应的社普领域的顶级著作。
——南方朔（知名作家、评论家）
这是精彩绝伦的著作，作者做了一项了不起的工作！
——英国前首相，布朗
充满了严谨的实地寻访、崇高的人性思考与第一手极具故事感的细节，也许本书能改变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
——《纽约时报》
五十年来首部比肩《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之巨著！
——英国《卫报》
作者：道格?桑德斯 (Doug Saunders) 译者：陈信宏
(加拿大)道格?桑德斯 (Doug Saunders)，1995年加入加拿大《环球邮报》(
自序
第一章 城市的边缘
六公里，中国
塔村，伦敦
第二章 由外而内：新城市的盛衰演变
寇赫瓦迪，印度勒德纳吉里
坎兰格查，孟加拉达卡
深圳，中国
基贝拉，肯尼亚内罗毕
圣玛尔塔，巴西里约热内卢
第三章 立足于金字塔的顶端
洛杉矶，加州
后移民国家的落脚城市
荷顿，弗吉尼亚；惠顿，马里兰
第四章 乡村的城市化
达塔利，波兰
水林，中国四川
朵利，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
毕斯瓦纳，孟加拉锡尔赫特
第五章 第一波人口大迁徙：西方今日面貌的形成
巴黎
伦敦
多伦多与芝加哥
第六章 一座落脚城市的死与生
伊斯坦布尔
第七章 起于市郊边缘的巨变
尔撒圣殿，德黑兰
佩塔雷，加拉加斯
穆兰德，孟买
第八章 新城市与旧世界的冲突
金字塔小区，法国埃夫里
克劳兹堡，柏林
帕尔拉，西班牙
第九章 落脚的终点：从泥地板到中产阶级
佳丁?安吉拉，圣保罗，巴西
孟买
第十章 在都市立足扎根
斯洛特瓦特，阿姆斯特丹
卡拉伊尔，达卡，孟加拉
松克里夫公园，多伦多
致谢
参考资料
关于落脚城市的推荐序
作者：南方朔（台湾作家、评论家）
一九八七年，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印度裔英国作家奈波尔（V. S. Naipaul）写了一本有心灵自传性质的《抵达之谜》（The Enigma of Arrival），写一个移民作家心灵的忧伤及漂泊。所谓“抵达之谜”乃是意大利超现实主义画家安基利柯（Giorgio de Chirico）一幅作品的名称，而这个名称乃是法国诗人阿波里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所取。画里有个码头，背景露出古船的桅杆，空荡荡的街道有两个人，一个可能是抵达之人，另一个可能是码头当地人。画里的寓意似乎 是说抵达的异乡人在抵达之地找不到出路而要回乡，但他赶到码头时都发现那古船踪迹已杳，他已被困在黯淡的时空胶囊里。在那本著作里，奈波尔以那种独特的印度式感伤娓娓的诉说着他的心灵漂泊感，见证了“四海无家处处家”的空旷苍凉。
我们由奈波尔的自述，已知他是1950年代移民潮的时代由千里达赴英留学的，他的确过了很长一段苦日子，尤其他选的是难度最高的写作生涯，更是历尽艰辛才进入主流的文艺圈，这使他后来纵使功成名就，但那种自视为陌生人、漂泊者的心情从未改变。他在生活上应该不是悲惨，但却是那种比较形而上的忧伤。但他那个时代的英国及欧洲移民工人则完全不同了。
今天的人们已知道，近代社会早已在“合理性”下掩护着许多阶级的、族群的或文化上的歧视及压迫。城市的空间建构就是个例证。各统治集团在阶级偏见下，总认为土地分区使用，宽广的街道，整齐清洁而空间宜人的住宅群落、高楼大厦林立的商业区和卖场，这才叫做城市，这才称之为都市的合理性。至于城市穷人们所居住的地段，那些狭窄的巷弄，湫隘的房舍，由于公共设施低劣而排水不良、垃圾满地、脏乱不堪的地段，则被认为是“城市之癌”，而任它自生自灭。而人们今天已知道，当人们选择了让它自生自灭，那种区域就真的会在自生自灭中沉沦为犯罪的温床，那个小区的居民就会在被弃感下成为激烈的复仇者。奈波尔那一代欧洲许多移民聚落，他们的父母以移民工人身分进入欧洲，他们无法取得公民的身分，无法享有公民的一切权益，注定只能终其一生做现代式的奴隶工人，等到某一天被用完后抛弃。他们的子女也将面对同样的命运，于是在1980年代初，欧洲许多城市都出现了移民之子们因为活动空间不足而去占用公有废弃建筑物，而和取缔的警察对打的“霸屋运动”（squatter movement）以及移民之子们和欺侮他们的光头帮白人小孩们对打的小区暴力事件。对他们那一代的移民工人们根本没有“抵达之谜”，只有“抵达之痛”。
而到了今天，终于有了英国记者作家道格o桑德斯（Doug Saunders）极费苦心也极具见识的《抵达城市》（Arrival City），在本书它被译为“落脚城市”。就概念而言，移民到另一个陌生地方是抵达，但从历程和机制而言，他们到了异地后乃是一长串过程的开始，他们都会有一个起点，那个起点就是“落脚城市”，从这里他们开始了未可知的前程。“落脚城市”是一切的起点，如果他们在起点就能被当作人看待，那么他们就会像人一样，虽然辛苦但却会在友善的环境里搏命攀爬，由于经济性移民自古以来都是最强韧的一群人，他们早晚会在努力下脱贫，而成为新兴的中产阶级，他们的子女也会在接受教育之后有更好的人生机会；如果落脚城市视他们为贱民、为垃圾，他们就真的会在人生旅程上无止境的沉沦以致愤恨下去，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落脚城市就会双输。
这本《落脚城市》乃是本不凡之作，作者桑德斯深刻的认识到现在全世界已进入了有史以来最大人口迁移潮的时代，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人口都在迁徙流动，因而移民政策和落脚城市也随之成为当代与气候变迁同等重要的大问题。移民时代的落脚城市，究竟会成为二十一世纪的全球新兴生长点？或是反过来成为新的动乱源，何去何从的选择，正面临着考验。本书作者桑德斯为了探讨这个课题，不仅穷究当代这方面的研究著作，更横跨五大洲走访了三十座城市与乡村，写成无论从人性、文明史、和当代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各种层面看，都极具时代高度的杰出著作，在我的知识标准里，它这是与科普对应的社普这个领域的顶级著作，对全世界读者、学者，甚至于政策制定者都有振聋发聩，让人的思考能力有焕然一新的喜悦之感。
由人类的社会经济史，我们都知道人类由筚路蓝缕一步步走来，早期的筚路蓝缕经验早已被后代的资产及中产阶级所遗忘，因而理所当然的视后来的中资产阶级价值及合理性为应然，而对筚路蓝缕祖先辈的经验再现，则认为是次等不入流，这乃是都市中资产阶级看到新兴乡村到都市的移民群落，那种歧视感的起源。人们看着他们居住地点的拥挤湫隘和脏乱，本能性的就排斥之、轻贱之，巴不得他们从眼前消失，如果这种心态的人成为执政者，会出现奇怪的道德感将他们的小区铲平，盖起高楼大厦但殊不知这远远超过了那些人的经济能力，只是将他们驱逐到更恶劣的环境，甚或真正的置他们于死地。真正合理也合乎人类历史经验的做法，乃是将移民第一个落脚的城市扮演好移民社会友善的迎宾室角色，尊重他们的求生权利和资格，不把都市中资产阶级价值观横加在他们无力承担的肩膀上，而是让他们享有和我们祖先从筚路蓝缕中发展的机会。每个移民的聚落都是由生存意志强韧无比的人口所组成，他们刻苦耐劳、奋斗不懈、认真学习，运气好的不必一代，平均只要两代，在友善的环境下就可发展到和我们一样成为中产阶级。然后他们离开这个落脚城市，进入主流社会，他们留下来的地方让位给更新的移民，如此生生不息，经济与社会的活力也源源不绝。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狄亚o沈思（Amartya Sen）曾经深刻的指出过，新的移民能力、意志什么都不缺，他们唯一缺乏的乃是落脚城市由于友善或不友善而造成的缺乏生存的门路，他所谓的“门路”不是我们所谓的“钻门路”，而是一个友善的城市透过体制化的安排，而使他们拥有广泛的机会。易言之，用当代社会经济学社会资本学派的说法，乃是为他们营造出社会资本异端，有能够值得努力下去的条件。
当代哈佛大学教授普特南（Robert D. Putnam）等学者首创“社会资本”之说，将货币、人力等资本之外，将社会本身也视为资本的一种形式，譬如说一个社会的官吏效率良好，即是一种良好的资本。一个社会正式的整个肌理，也都是社会资本的范畴。在一个落脚城市，如果对新移民有偏见，不能取得合法的住民身份，在自由就业贷款或求学上有种种障碍，他们也无法自由开创出适合生存的人际网络，政府也不能在适合他们生存的公共条件上投入资本或任由他们被雇主或不良势力剥削，那么这些移民聚落就缺乏由筚路蓝缕到成长的机会和条件，他们的抵达就只会是噩梦又接一个噩梦，他们的生命也只会下沉，不会向上流动。本书也指出，在友善的落脚城市，已出过巴西杰出的总统卢拉，伊斯坦堡市长埃尔多安，洛杉矶市长维拉莱波沙等成为了不平凡的移民人物，这也证明了人们歧视移民的偏见是如何的可怕与错误！近年来，我愈来愈相信人的问题没有烂苹果，只有烂篮子，落脚城市就是个烂篮子或好篮子的问题。
近年来，全球最大移民潮的中国，移民工人问题日益严重，中国的官吏深受俗化的阶级偏见影响，再加上官僚主义，他们以户籍制度限制工人在落脚城市取得居民合法身份，而在中国无身份，即不可能享有受教育、医疗福利一切权益，因此它们的移民劳工只能在工作地点居住在形同监狱的劳工宿舍，赚取微薄的薪水，有家眷的只能每年过年时见一次面。而今物价上涨，纵使调薪也无补实际，因此近一、两年工人大批过年回乡后即不再回来，许多雇主已不敢接单，许多产业正因移民工人问题而凋萎，对中国经济已造成极大的压力。富士康的工人跳楼自杀事件，青年移民劳工不敢结婚生育，这些问题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源头，那就是落脚城市对移民工人缺乏了友善。中国已有学者认为必须解除城市的身份管制，让贫民窟开放，他们的思维逻辑里，就是让移民工人有筚路蓝缕成长的早期资本主义及城市成长的机会。这种主张看似突兀，但贫民窟里可以出总统、市长，重新思考 落脚城市的问题，其实已到了时候。
本书理论及故事都丰富动人，而且洋溢着深刻的人性价值的关怀，洵属极为稀见的社会杰作！
本书封面上的作者虽是标示着我的名字，但唯有在许许多多人的鼓励、合作和详尽的帮助之下，这部著作才有可能涵盖如此磅礴的地理范围，并且探讨如此罕见的话题。在撰写本书的三年里，我一方面走访十六个国家的三十座城市与乡村，记录人口朝城市迁徙的复杂现象，另一方面又担任着一家大报社的分社负责人，因此必须仰赖一群实地考察人员。他们参与这项写作计划的热情和专业超乎我之上，让我深为感动。他们费尽心力带我到他们的城市与国家里，让我见识其中不为人知的角落，为我提出重要的引荐与切中要害的批评，而且不吝扮演慷慨又迷人的东道主。这些人包括深圳的Han Yi、重庆的Fan Lixin、达卡的Amirul Rajiv、孟买的Mrinmayee Ranade、柏林的Nao mi Buck、德黑兰的好朋友，巴黎的Genevieve Oger、_-q德里的Peter Sotirakis、东伦敦的Benjarain Zeitlyn、圣保罗的Ali Rocha、洛杉矶的Katia Portillo—Vali和多伦多的Julia Belluz。我在伦敦的主要研究人员Joanne Shur—vell坚持不懈又充满激情和创意，对大英图书馆的馆藏资料、二十几家航空公司的航班时刻表、众多资料库的内容与迅速变迁的出版物都了若指掌。另外还有不少人为本书的研究与构想提供了宝贵的协助，包括Craig Saunders，Marian Farahbaksh，Celia Donnelly，Nahrain A1-Mousawi，Carl Wilson，Stephanie Nolen，Anna Olej arczyk和arbara Hui。
早在我开始认真为本书展开研究工作的多年之前，我经常语意不详地和别人谈及一本探讨城市郊区变迁故事的书，而搞得别人摸不着头脑。即便在当初那个时候，有一个人总是乐于聆听，而且对这项写作计划的理解似乎比我还要深入。他就是Michael Schellenberg，加拿大Knopf出版社的副社长。他和他在加拿大兰登书屋的同事，从一开始就看出了这项写作计划的潜力，而他们的努力也大幅扩张了这项计划的规模和完整性，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在本书的构思与写作期间，我也获得了纽约Pantheon Books的Andrew MIller提供详尽而热情的协助。在本书的欧洲篇章，我获得阿姆斯特丹De jBezige Bij版社的Pi—eter Swinkels和Floor()osting提供了许多极度有用的建议和资料。John Pearce一开始就鼎力支持本书的写作，而且扮演了一位极为罕见的角色，也就是愿意提出批评的经纪人。他默默的激励与提出的各项建议，促使我想出了本书的书名，并且将书中的重点放在国家人口的迁徙上。
不过t若不是我有幸能够服务于《环球邮报》，这一切就不可能实现。《环球邮报》将这种由宽广的角度探索全球反战趋势的做法视为其一项使命的重要部分。国际新闻编辑Stephen Northfield、总编辑Edward Greenspon和John StackholJse，还有前《焦点》杂志的编辑Cathrin Bradbury，都鼓励我运用自己的时间和他们拥有的资源，深入探究迁徙、城市化与社会流动性的重大议题，并且建议我不必着急，把我的报纸专栏当成思想实验室，探究各种看起来足以主导下一个世纪的观念与发展。就许多方面而言，本书乃是见证了这些观念与发展为传播媒体带来的新闻形态与辩论内容。
此外，我一切的成就都必须归功于我的终生伴侣Elizabeth Ren—zetti。如果没有和她分享人生的特殊与乐趣，这一切都根本无从想象。
六公里，中国
故事从一座小村庄开始。也许在外人眼中，这座村庄仿佛定格于时间之中，遗世独立，安宁静逸，恒古不变。村庄看起来就像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如果有人搭乘交通工具经过，瞥见村里坡地上层叠的低矮房屋和炊烟，必然觉得这里平静安详，充满了细腻而秩序井然的美感。在乡下，这里显然有着怡人的生活节奏，不受现代化的束缚。村中为数不多的简陋小屋安然坐落在一座小山谷的顶端。畜栏里有几双牲畜来回走动，儿童在一片田地的边缘奔跑嬉戏，炊烟从一间小屋上冉冉升起，一个老人漫步在山丘顶上的树林中，后背一只布袋。这个老人名叫徐钦全，正在寻找草药。他沿着梯田边缘的古老石子路走向山谷底部的一片林中空地。这是他祖祖辈辈走了十几个世纪的道路。在这里，他可以找到自己儿时就已知晓的各种草药：茎秆纤细的麻黄，用于发汗去除风邪；枝叶繁茂的枸杞子，具有补肝效果。他以小刀割下茎秆，装进布袋，再走回山丘顶上。爬到顶端之后，他停住脚步，略站了一会，望着北方扬起的尘土。在那里，一群建筑工人正在把一条狭窄崎岖的小径开发成宽广平直的大道。这样，往返北面重庆原本需要一天的路程，不久后就将缩减至两小时以内。老人看着远方的树木被烟尘染成土黄色，他想着村里众人的生活，想着折磨他们已久的贫穷。这样的贫困导致他们的小孩夭折，使他们数十年来活在缺乏粮食的饥荒之中，接着又陷入令人麻木的单调生活。那天晚上，在村里的大会上，他提出了一项改变山村居民生活的方法。今晚之后，他说，我们将不再是个小村庄。
当时是一九九五年，这座村庄名叫“六公里”。这个村庄的外观、村里的家族，乃至仍然维持完全人工耕种的小麦和玉米，在几百年里都几乎没有任何改变。村庄在缅甸公路修建期间获得“六公里”的称号，原因是缅甸公路的东方终点就在内陆大城重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数十年，“六公里”却成了个虚幻的名称，因为原本通往重庆的桥梁遭到炸毁，最近的替代桥梁则位于好几公里之外，这座小村庄因此无法与任何城市和市场联络，只能自己种植作物为生。由于土壤贫瘠，农具简陋，村里生产的粮食一直都不够喂饱所有人。每隔几年，天气与政治的变化就会导致饥荒，造成居民丧生，儿童挨饿。在上个世纪的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这座村庄失去了不少人。饥荒的状态终于在二十年以后结束，但存活下来的居民也只能依赖政府的补助勉强生活。一如世界各地的农村，六公里的村民从没认为乡下生活有任何安宁或贴近自然之处。在他们眼中，乡下生活乃是一种单调乏味而且枯燥的生存状态。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国社会开始快速进入了市场经济，于是国内的村庄也就突然获准了可以为市场需求而开发非农业用地。因此，徐钦全老人在会议上提出了他解救村庄的方法之后，现场毫无异议：村里所有的土地都将成为非农业用地。自此，六公里就不再是乡村，而是摇身一变成为乡村居民迁徙的目的地。
十五年后，六公里成了重庆市郊一公里处一个盘桓在一条四线大道旁的幽灵，在密集耸立的公寓大楼之间，突然出现一片闪闪发光的海市蜃楼，只见一望无际的灰色与褐色方块在山坡上连绵而下，形成一团毫无章法的水晶结构，彻底淹没了地貌。靠近细看，才发现这些水晶原来是房屋与商店，是居民在未经规划也没有申请许可的情况下以砖块与水泥搭建而成的二三层楼房，交叠耸立，以难以置信的角度突出于地表之上。在徐钦全提出改革方案之后不到十年，这座原本只有七十人的村落已经增加了超过一万名居民：十几年内，这附近的几座村庄已结合成一片居民多达二十万人的聚集区，其中绝大多数人的户口都不在这里。这里不再是一座偏远的村庄，甚至也不再是市郊的外围地区，而是重庆市颇具重要性的一部分。重庆市的人口多达一千万左右，摩天高楼四处林立，人口密集和繁忙的程度与曼哈顿相仿。重庆市每年增加超过二十万人口以及四百万未登记的流动人口，很可能是全世界成长速度最快的城市。
这样的成长得到来自于六公里这类地区的人口增长助力。像六公里这样由离开乡下的人口自行建构而成的聚落，在中国被称为都市村庄，重庆市周围就出现了好几百座这样的村庄，尽管市政府并不承认这些聚落的存在。这些地区的街道与房屋都按照居民的不同来源而划分；居民对于和自己来自同一个地区的邻居都称为“老乡”。在中国各地，每年至少有四千万农民涌入这类城市飞地。不过，这些人当中也有一大部分——也许多达半数——最后还是会回到乡间村庄去，也许是因为都市生活太过辛苦，也许是因为衣食无着，也有出于个人喜好的选择。能够在都市飞地留下来的人通常具有非常坚定的决心。
在外人眼中，六公里是一座肮脏腐臭的贫民窟。通往山谷底部的幽静古径现在已经成了一条繁忙的街道，两旁是杂乱的房屋，沿街都是商店，有卖手机的、肉贩、冒着蒸气飘散着呛辣香味的小吃店，还有卖衣服、卖工具、卖高速纺纱机的摊贩，热闹嘈杂，蜿蜒长达两公里，深入令人晕头转向的杂乱小巷与不知通往何处的阶梯，看来就像是把幻觉艺术之父埃舍尔的画颠倒了过来一样。头顶上满是电线和有线电视的线路；废水从水泥地涌出，流过房屋四周，沿着开放的水沟灌入一条臭气熏天的河流，流淌在山谷底部的水泥桥梁下。垃圾与废弃物似乎无处不在，在每一栋房子的后面堆积成山。每一条巷道上都停放着不同规格的车辆：自行车、三轮助力车以及各种排量的小汽车。所有的空间都挤满了人，所有人都繁忙不已，而且举目所及完全看不到一丝绿意。从这个观点来看，你也许会认为这里是穷人迫不得已的栖身之地，是这个庞大的国家里遭到社会摒弃的失败者最后的容身之处，是落魄失志者的收容所。
不过，你一旦从主干道走入通往山谷底部的泥土小径，即可看出六公里的真正本质，在山谷顶端，在每一扇窗户的后面，在每一栋水泥房屋粗陋的门口里面，都可见到繁忙不休的活动。在山谷顶端，也就是徐钦全在1995年做出重大决定的那个地点附近，你会不禁注意到由煤渣砖盖成的长方形建筑，塞在一个陡峭的角落里，不断发出吵闹的声响，并且散发着怡人的杉木香味。
这里是王建一家的工厂兼住所。三十九岁的王建在四年前从八十公里外的南永村搬到这里，身上带着七百元人民币，是他从事两年木工攒下的积蓄。他租下一个小房间，捡拾了一些废弃的木料和铁料，然后开始以手工制作传统的中式洗浴木桶。这种木桶颇受新兴中产阶级的喜爱。他花了两天时间做出第一批木桶，然后卖了出去，每个木桶能赚五十元人民币。一年后，他赚的钱已够他买些电动工具和一间较大的工作室。他把老婆、儿子、还有儿媳妇以及仍在襁褓中的孙子一起接了过来。他们睡觉、煮饭、洗衣、用餐都在工作室后方一个没有窗户的空间里，只用一张塑胶帘布隔开。比起他们当初在村里勉强居住的小屋子，这个空间不但更拥挤，也更缺乏隐私。
尽管如此，却没有人想要回乡下去：这里虽然肮脏狭小，生活却比乡下好得多。“在这里，你只要找对了谋生方式，就可以让你的子孙获得成功的机会——在乡下，你只能努力填饱肚子。”王先生一面用一条铁带拴住木桶，一面用连珠炮般的四川方言说着，“我们那个村里和我一样离乡背井的人，我猜有五分之一都是自己创业。而且，几乎所有人都离开了——只有老人还留在那里，那里已经变成一个空村子了。”
王先生和他的太太仍然会把收入的三分之一寄回村里，供养他们仍然健在的父母。一年前，他在六公里买下了同一条路上的一家餐厅让他儿子经营。老王的获利空间很小，因为竞争非常激烈：重庆还有另外十二家洗浴木桶工厂，其中一家同样也在六公里。“我的工厂产量最高，”他说：“可是利润不一定是最高的。”因此他们还得存许多年的钱，并且祈求洗浴木桶业的热潮不退，才有能力买下自己的公寓，把孙子送上大学，并且举家离开六公里。不过，等到他们梦想成真的那一天，说不定六公里也已经成了他们梦想中的城市。
这座山谷看起来犹如一幅灰色的立体派画作，草草搭建而成的水泥建筑里藏着许许多多在政府记录上并不存在的微小企业。在木桶工厂的同一条街上，可以见到另一个大型冷藏库，一家粉末颜料搅拌厂，一家工厂以五六部大型机器输出刺绣团，另一家生产电动马达线圈，还有一个地方酸味刺鼻，只见许多十七八岁的小工人正在弯着腰操作塑封机，制作吹气海滩玩具。这里有着各式各样的家庭工厂，制作橱窗道具、塑钢窗户、工业用空调管，生产廉价木质家具、木质装饰床架、高压变压器、电脑车床加工而成的摩托车零件，以及不锈钢抽油烟机。这些以亚洲各地为主要目标销售市场的工厂全都创立于近十几年，老板不是外来的乡村移民，就是第一波乡村移民的员工。
在每一栋素面的水泥方块建筑里，都可以听到同样的故事：从外地搬迁而来，努力奋斗，供养家人，认真储蓄，规划未来，仔细盘算自己的每一步。住在六公里的所有居民，还有这个地区的十二万人口，都是1995年以来移入的乡下村民。这里虽然肮脏、拥挤、生活困苦，而且这些人经常把子女和老人遗留在乡下，但他们只要在这里撑过头几个月，就会决定留下来长期奋斗，因为他们认为在这里才有希望。大多数人都经历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自我否定以及极度贫困的生活。几乎所有人都寄钱回家供养村里的老人，再存一点钱准备让自己的孩子日后到城里接受教育，而这几乎就用掉了他们全部的收入。所有人都不断盘算着自己的前途，一方面是乡下让人难以忍受的贫困生活，另一方面是城市难以负担的生活开支，同时也盼望着有一天能时来运转，得以突破这两方面的窘境。
换句话说，这个地方的主要功能是作为他们迁徙目的地的门槛。如同世界各地都市外围的新兴区域，六公里也具有一套特定的功能。这里不只是供人居住、工作、睡觉、吃饭、购物，而是具有社会最重要的过渡功能的地点。在这里，除了最基本的生存之外，其他各种重要活动的目的都在于把这些村民乃至整座村庄带进都市的世界，带进社会与经济生活的核心，让他们得以接受教育和文化适应，融入主流社会，享有可长久的繁荣生活。落脚城市不但聚集了处于过渡期的居民——外来人口一旦到了这里，即可转变为“核心”的都市人，在社会、经济与政治等方面都得以在都市里享有可长久的前途——而且本身也处于过渡时期的地区，因为这里的街道、住宅，还有居住在这里的家庭，有一天都将成为核心都市的一部分，不然就是在追求目标的路途中败下阵来，陷入贫穷的深渊，或是遭到捣毁拆除。
落脚城市和其他都会地区有着极为鲜明的差异，不只因为这里住的都是外来的乡村人口，也不只因为这里的市容充满了临时拼凑的色彩，总是变化不休，而是因为这里的每一条街道、每一间住家和每一个工作场所，都不断联系着两个方向。一方面，落脚城市与来源地乡村保持长久而紧密的关系，人员、金钱与知识的往返流通不曾止息，从而使得下一波的村民迁徙活动得以发生，也让村里的老年人得以照顾、年轻人得以教育、村庄本身也得以拥有建设发展所需的资金。另一方面，落脚城市也和既有城市具有重要而深切的联系：其政治体制、商业关系、社会网络与买卖交易等一个个的立足点，目的在于让来自乡村的新进人口能够在主流社会的边缘站定脚步——不论这样的立足有多么如履薄冰——从而谋取机会把自己和自己的下一代推向都市核心，以求获得社会的接纳，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六公里生产许多产品、贩卖许多产品，也容纳了许多人口，但许许多多令人眼花缭乱的活动，都有着一项核心的目标，一个共同的使命。六公里是一座落脚城市。在城市的外围地区，这里就是新的世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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