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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年代(珍藏版)(高华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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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年代(珍藏版)(高华著) | |
![革命年代(珍藏版) [平装]](http://img.reader8.com/uploadfile/2012/1112/20121112014718690.jpg)
《革命年代（珍藏版）》这本集子所收的是高华最近二十年所写的部分文章，最早的一篇写于1988年，最近的一篇写于2008年11月。文章所论及的，无论是近代转型、孙科、还是延安的新话语、建国初50－60年代的社会变迁等等，都发生在一种叫做“革命”的大背景下，虽然每一次的“革命”的内容、目标不一；而文章的内容则涵盖国民革命、共产主义革命、“继续革命”，故以《革命年代》为书名。
这本集子既不是对革命的呐喊，也不是对革命的批驳与诘难，而是我对生活其中的那个已经远去的革命年代的一份思索和纪念。
我与高华有数面之缘，我曾经专程到南京他家中采访过他，很有自己坚持的一位学者，为做学问折损了自己的生命。他不齿与谄媚逢迎者为伍的风骨令人尊敬。
——杨锦麟（香港卫视执行台长）
高华先生是一个非常纯粹的学者，他在生活中是一个谦谦君子，不像他在学术著作和文章中那样锋芒毕露……
他的著作，已经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成为了经典。每一年都会有各种好书的评选，有些年度好书，可能是和当年的一些历史事件和现实关怀有关。但是，能够沉淀下来的不是很多，高华先生的著作，就经受住了考验。
如果高华先生活到八九十岁，他的成就真的是不可限量。
——王奇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真的是令人十分难过！仅57岁，比我还年轻啊。我与高华先生仅一面之缘，他来我校，我们一起吃过一次饭。他已患病，话不多，但还是很有精神，对今后的研究抱有信心。我对他的现代史研究、党史研究是很佩服的。如天假以年，哪怕只给他十年时间，又该有多少精辟的论著问世。
——陈子善（华东师大教授）
高华先生肯定是近代史学界研究党史的佼佼者。在近现代史研究领域，还有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两方面，他都领风气之先。他的研究有很强的个性，也有很强烈的现实关怀。他的研究表现了一个学者的诚实、正直和独立思考。
——杨奎松（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惊悉高华教授昨晚去世，十分悲痛！前段时间，我和公明兄还在为高教授的医疗费用募捐，希望他能获得更好治疗，可惜还是英年早逝！高华教授是位值得所有人尊敬和铭记的优秀史学家，他非常热心地担任信孚教育集团客座教授，为信孚师生上课。言犹在耳历历在目。斯人顿逝，痛心不已。
——信力建（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
高华，1954年生于南京，“文革”期间曾做过八年工人，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民国史、中国左翼文化史以及当代中国史的研究，代表作有《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身份和差异：1949-1965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在历史的“风陵渡”口》等。
行走在历史的河流（代自序）
南京十年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
对五四激进主义的再思考
南京国民政府权威的建立与困境
力行社的成立时间及组织层构考释
“太子”孙科
论大革命时期的孙科
从拥蒋到反蒋：1928-1931年的孙科
民主与集权的悖论：孙科与《五五宪草》
孙科与国民政府的对苏外交（1932-1945）
抗战胜利前后孙科政治态度的转变——兼论孙科的“多变”
孙科的宪政理念及其限度
孙科的晚年岁月
革命词语
重新认识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
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
抗战前夕延安发生的一场争论
革命大众主义的政治动员和社会改革：抗战
时期根据地的教育
“新人”的诞生
在革命词语的高地上
历史漩涡中的朱瑞
沙飞：在祖国的天空中自由飞舞的一颗沙粒革命女性陈琮英
时代遄流
鞍钢工人与“鞍钢宪法”
“大跃进”运动与国家权力的扩张：以江苏省为例
能不说丁玲
初读《杨尚昆日记》
读《七律·有所思》
观察与史料
叙事视角的多样性与当代史研究：以50年代
历史研究为例
小人物，大历史
当代中国史史料的若干问题
台北所藏大陆20世纪50-60年代资料过眼录海峡两岸孙中山研究的趋同
反思中的开拓——茅家琦先生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见解
六十年后再论国民党大陆失败之原因
难忘吐露港畔的“学术家园”
后记
他用小故事讲清了大问题
杨奎松
一
最早知道高华病危的消息，是读到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的黄凯平12月2日夜里的来信。信称：高老师现在每周需换三次血，他家人说，他已是到了病危之时，时日不多了。想到高老师正是学术成熟期，很多思考都未付诸文字，和高老师的学生商量后，希望能有一两位同辈学人与他长聊几次，每次都录下声音，既为高华老师留下他的思考，也为学界少些遗憾。因此，他们分别联系了秦晖和我，秦晖老师已经答应尽快前去南京，想知道我近期是否方便来做这件事情。
凯平的来信让我很吃惊。因为不久前我还和高华通过电话，一两周前他还表示想要我帮他在华东师大再招一位他认为很不错的博士考生。因此，我有些疑惑地答复凯平说，我很愿意来做这件事，但一、我要弄清楚这个消息是否准确。二、我要知道这是不是他和他家人的想法。
我所以没有马上承诺去做凯平他们希望的这件事情，不是怀疑高华病危的消息有假，而是内心里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现实。我曾经两度照顾过病危的患者，我非常清楚身为家属在亲人病危时的心情。越是危重的病人，就越是需要休息和避免交叉感染的危险，太多外人的探视，特别是长时间的交谈，只会给病人带来更大的危险。做家属的，总是希望会有奇迹出现，事实上我也亲历过这样的奇迹。因此，当凯平第二天来信表示同意我的意见时，我在回信中特别写了这样一句话希望他了解。我说：“说到底，高华固然是我们大家的，但最主要还是他的亲人的。”
的确，这是我由衷的想法，而且我真的不觉得他会这样快离去。
二
接到凯平的来信后，我就开始联系去南京探视的事情。高华在电话里的声音依旧很洪亮，他还在关心那个准备跟他读学位的学生，“你来，我正好可以和你说说那个同学的情况。”
由于华东师大这边的几位高华的老朋友也都想去看他，因此必须要协调时间，而大家的时间一直凑不到一起，最后拖到12月16日才成行，还是我们前次探视时的几位：沈志华、李丹慧、张济顺和我，仍有一两位教授因事当天无法同往。
病床上的高华同我们上次探视时几乎没有两样，虽因黄疸面色略黄，人稍显削瘦，却仍旧谈笑风生，两眼炯炯有神。据他和太太讲，癌症的控制一直非常好，至今都没有发现有转移的情况，这次住进来主要是肝的功能出了问题，出现了黄疸，连输了三次血之后，黄疸已经明显消退了，目前的治疗主要是保肝，即设法使肝功能恢复正常。
25年前我因感染急性肝炎不仅住过院，出过黄疸，而且一度还发展到病危的程度，当时浑身上下像是涂了厚厚一层黄色粉末，一碰都会往下掉似的，因此看到高华当时黄疸的情况，真的觉得他已经度过了最危险的阶段。
因为两年前我们在香港开会时，太太曾给高华拍过几张很不错的照片，这次来的时候，太太特别要求过来再拍几张，为高华做一个相册送给他。但看到半躺在床上的高华，我还是多少有点犹豫，因此小声问高华的太太小刘“能和高华合个影吗？”
没想到高华听到了，大声说：“可以。”说着，便侧身要坐起来。我连忙问：“行不行？”高华笑得很开心，说：“没问题。”他接着指挥小刘把床头摇起来，后面塞上枕头，挺直身子坐起来，并且一边叫小刘帮他把头发梳好，一边对小刘介绍我太太说：“她技术很好的，非常专业。”开始拍照时，他还特别叮嘱道：“不要把被子照进去，只照上半身就好。”
每拍一张，太太都会拿相机的显示框显示给他看，他总是赞不绝口地给予肯定。他特别叮嘱我太太，记得把香港会上的照片一块发给他看。小刘也再三说：你们回去从电脑上把照片发过来就可以了。
临走的时候，我最后一个和高华握手道别。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定要好起来，我们还等着你一起来做当代史呢！”
离开病房的时候，大家的心情比来时都多少有些兴奋。以至于小刘送我们到电梯口的路上，我们没有一个人问小刘大夫私下里是怎么说的。因为大家都觉得还有下次……
三
16日去探视过高华后，我17日就去了北京，18日晚上在参加《看历史》的一个颁奖晚会上，见到了高华的老朋友、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原负责人熊景明。景明也多时没有见到过高华了，因此她向我仔细地询问了我高华的情况，并为我们看到的情况感到宽慰和高兴。然而，她不经意间讲出的一句话却让我非常吃惊。她说：这次高华住院后大夫曾估计说，高华最多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听到这句话，我才意识到凯平月初来信所言并非高华学生的猜测，而是有大夫讲过这样的话。想到当年住肝病医院时，同病房和隔壁病房先后去世的两位病友，前两天还好好的，过两天人就不在了，不禁又开始担心起来。尤其是想到高华夫妇很想要看到那些照片，就更是有点不安。
19日，我和太太按计划去了香港，24日晚上回到上海。第二天我就叫太太赶快加工冲印高华的照片并订做相册。太太忙了一天，到傍晚才弄好。26日一早，我们就叫了快递员上门，准备抓紧把相册发出去。
上午9点刚过，快递员按响了门铃，而我书房里的电话也几乎同时响了起来。我叫太太去开门，自己进书房接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个陌生的声音，说：“我是高华的学生，高华老师……去……”我的头“嗡”了一下，没有听清对方说的是什么意思，直到听到里面说：“30日上午举办告别仪式……”我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当时的我，一边听着电话，一边想起太太正在把相册交给快递员，一时间变得不知所措。
放下电话，我在书桌前闷坐了好长一段时间，脑海中总是会浮现出高华那俊逸方正、微微带笑的面孔，更总是觉得自己做错了些什么：没有把他未发表的思考录下来；没有让他看到他特别想要看到的照片……
说到高华的病，我内心里最感纠结，甚至会感到愧疚的，还不是这些，而是高华的工作调动问题。
四
我是2003年到华东师大来做特聘的。来后，我一直很注意为华师引介人才。第一个引介的是沈志华，第二个就是高华。
对于沈志华来华师，我做的具体工作不多。但对高华，我一直在两边做联系和推动的工作。
因为我多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参加民国史研究较多，和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民国史的人比较熟悉，知道他们内部人事关系较复杂。高华在南大取得博士学位后，也算是民国史研究队伍中人，却始终融不进南大民国史研究的圈子，正高职称的问题解决得也不顺利。尤其是他的《红太阳》一书在香港出版后，各种意见纷纷攘攘，一时争议不断，在重视民国史研究的南大历史系，他的处境就更显尴尬。
鉴于我初来华东师大时，现当代史研究力量薄弱，高华的能力、学问和声望，肯定极有助于华东师大现当代史研究地位的提升，因此我便主动联系高华，尝试动员他转来华师。对于高华当时面临的种种困难，我则一一设法向校方探询可能的解决办法。在当时任党委书记的张济顺教授的全力支持下，这件事很快就顺利运行起来。记得当时为他孩子的问题、太太工作的问题，包括他来上海临时住所的问题，我每件事都直接请示张书记和学校的有关部门领导，然后挨个部门去跑。光是他的临时住房，从最初房管处提供的一室，换成他所希望的两室，我就跑过好几次。就是房子确定后内部设置、水电煤气的具体情况，我也专门去房子里一一检查过。
还记得一切谈妥后高华夫妇一起到华东师大来的那一次，我领着他们去看了在华师二村定好的临时住房，两口子当时可以说是发自内心地感到高兴。我也以为一切都不成问题了。
为了最后落实高华夫妇调来华东师大工作的事情，那一年我推迟了去日本的访学。事情办妥后，我即前往日本，并且停留了半年时间。这期间，我得知小刘已经在华东师大正式上班；南京大学也同意高华调来上海了；在学校帮助下，高华已在新校区附近买好了新的房子……
然而，当我再从日本回到上海，却意外得知，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高华无法调入上海，他的工作调动被迫停止了。
我这里不想复述我所得知的导致“不可抗拒的原因”的理由是否成立，我只想说的是，这个消息对华东师大、对我来说，再难接受，也不致造成怎样的创伤，而对高华来说，这一消息则不啻一种沉重的精神打击。无论我们再做多少补救的工作，如保留他在华东师大的教职、招生及相关待遇等等，都无法挽回此次挫折对高华身心所造成的伤害。
我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高华原来就患有慢性肝炎，并有过部分肝硬化的情况。同时，高华虽然性格刚毅耿直，对名利地位乃至生死看得很开，但如许纪霖所言，他个人及家庭过去的经历，决定了他仍旧会对一些事情看得较重，甚至会感到紧张。尽管事情发生后，他当面还会开解我们说“没关系”，他的一些表现还是让我清楚地感觉到了他内心承受的压力实际很大。这不仅因为这件事证明了他在政治上的处境，而且因为他的工作调动早就成了一些人热炒的话题，个别人甚至在网上对他冷嘲热讽，进行人身攻击。如今调动不成，自然更容易被人风言风语，这对他本来就有病灶的身体显然极为不利。
果然，就在他重回南大上班不久，他就被查出可能患上了早期肝癌！
谁能说我在这件事情上不是帮了高华的倒忙呢？！
五
在中国，成了争议人物，有时会莫名地引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即使是在象牙塔里做学问的人也不例外。高华之成为争议人物，包括他的工作调动也会被一些人拿来“诛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高华成为争议人物，源于他那本《红太阳》的书。其实，中国历史研究中许多看起来敏感的事情，多半都是有时间性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讨论陈独秀“右倾”是“投降主义”，还是“机会主义”的文章，都不能公开发表，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即使是为陈独秀做翻案文章，否认陈独秀“右倾”，也不再有敏感问题了。
我和高华都是七○届毕业生，都在工厂干过8年，都是在“文革”后的1977年第一批考入大学读书；我们有着大致相似的家庭背景和生长环境；他本来是学历史出身，又是在历史学界中工作，却转来做中共党史研究，我是学党史出身，转到历史学界工作，却仍旧坚持做中共党史研究，我们两人不论在历史学界，还是在党史学界，都属于边缘人，因此，我们之成为好朋友，多少有那么点儿“惺惺相惜”的味道。
但是，细心的读者能够发现，我和高华其实在毛泽东研究或中共党史研究上，也并不就是完全一致，看法相同的。我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出在他的《红太阳》一书的前面，一直到高华再版他的书，他都很少直接提到我的书，也没有针对我书中内容相同但叙述不同的史实进行过讨论。我们不是没有交换过意见，其中在香港中大那一次我们在中大图书馆下面的咖啡馆里足足讨论了两个小时之久。注意到他修订后的版本仍旧没有多少改变，我很直率地说明了我的看法，即我不认为他对当年中共党内高层之间的权力斗争，以及个人动机、情结和心计所作的许多“深描”，有足够的实证依据。他也一一解释了他的思路和逻辑。以后，围绕着和他书中个别史实有关的资料问题，我们还有过几度讨论。
高华的书无论有多少可以或值得商榷之处，它都是一本严肃的学术研究著作。我们可以同意，甚或称赞他的叙述与观点；也可以不同意，甚或批评他的叙述与观点；同样也可以部分欣赏、部分否定他书中的研究，但是，这都不应该妨碍我们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把他的观点和他的书放在学术研究的范围里评价和看待，不应该把这样一种学术研究上的分歧简单地和所谓左右问题扯在一起。
六
上个世纪末，我才刚刚开始对新中国建国史研究发生兴趣，对建国以后党史、国史的许多情况都不熟悉。国内这时研究建国以后党史、国史的机构和一般研究人员，也多不做实证研究，更鲜有微观史研究。哪怕是当时已经出版了大量回忆史料，国内，国外认真阅读、考证和研究者，也寥寥无几。不用说，国内外历史学界，那个时候更没有人会来研究这种当代史问题了。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高华可以称得上是领风气之先和国史研究的开拓者。我最早读到他的一篇论文，是1998年发表在《二十一世纪》上的释读前江苏省委书记江谓清回忆录的文章，题为《北京政争与地方---释读〈江渭清回忆录〉》。这篇文章做得非常漂亮。他结合江渭清回忆所涉时段的各种文献史料与史实，把江的回忆与其他相关领导人的回忆资料详加比照考辨，用他最善长的悟性与敏感，把一个个看似不起眼的小故事、小问题串联起来，进而把中央政争与地方大员之间的复杂关系梳理得清清楚楚，让人叹为观止。
我时常在想，以高华的研究经历和出色的研究能力，他原本决不应该只留我们《红太阳》和《革命年代》这样两三本著作和二三十篇研究论文。他所以成果如此之少，除了他做学问态度严谨和对自己文字的要求太高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恐怕也是因为他选择的这个中共党史，材料的获取和成果的发表都太过困难的缘故。甚至于，他的国史、亦即他研究中国当代史的论文，绝大多数也都是依靠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所藏的资料，发表也大都只能选择在海外的学术刊物上。
改革开放、上大学、读历史、留校做教学研究工作，最终为高华打开了这扇可能通向历史真实的大门。只是，即使是在后毛泽东时代，即使历史已经发展到今天，对于像高华这种坚持要用自己的方法思考历史的学人来说，这条道路依旧坎坷难行，甚至随时都有因一本书，甚或一篇文章遭遇更大困难和灾难的危险。
高华走了，带着他的困惑和遗憾。
中国会有年青一代的高华跟上来吗？
这本集子所收的是我最近二十年所写的部分文章，最早的一篇写于1988年，最近的一篇写于2008年11月。文章所论及的，无论是近代转型、孙科、还是延安的新话语、建国初50—60年代的社会变迁等等，都发生在一种叫做“革命”的大背景下，虽然每一次的“革命”的内容、目标不一；而文章的内容则涵盖国民革命、共产主义革命、“继续革命”，故以《革命年代》为书名。
这本集子既不是对革命的呐喊，也不是对革命的批驳与诘难，而是我对生活其中的那个已经远去的革命年代的一份思索和纪念。
有朋友在谈论当代新诗运动的发展脉络时说：“80年代开花，90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70年代。”这句话也可以用于再更广义的范围，今天五六十岁的许多人，都是从70年代出发的。翻读北岛赠我的自选诗集《守夜》（1972—2008）和《七十年代》，不由得回想起自己的70年代：那时你做了什么呢？
今天再回头看，还在“文革”时期的70年代，那是20世纪中国激进主义革命的最后的阶段，整整一代人的思想，都来源于那个革命年代的刺激。我那时也是工人，也在读书和思考，但我是“外省青年”，北京和外省在精神和文化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别。那个时候的北京，在大改组、大动荡之后，还有许多“空隙”，也有较多的文化资源，劫后未毁的“黄皮书”、“灰皮书”以及散藏在各家未及被毁的书籍、音乐唱片成了催生新思想的鼓风机。被打散的新、老“贵族”的孩子们（大院子弟、知识名流的子弟）和一些平民子弟们，在经历了“文革”的狂热后，又重新聚拢，因而有地下读书沙龙，有郭路生（食指）的诗篇《我相信未来》，就是在分布全国的北京下乡的知青中，也有许多思想群落。可是在南京，在军人高度一元化的治理下，人与人是隔绝的，南京的“老贵族”——国民党遗老遗少，早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其文化留存只剩下民国建筑和夏日遮阳的林阴道；大院子弟都去当兵了，至于知识名流，本来人数就很少，“文革”中已被折断了脖子，只剩下一口活气儿，他们的子弟就更谈不上文化反叛了，在贫瘠的文化土壤上是不会产生新思想的，所以南京的知青，除了思念家乡，似乎没有留下什么高远的、让人内心为之跳动的文字记录。人们都在为最基本的生存而奋斗，没有书，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诗，极少思想可交流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在那种环境下，甚至每天都得严格规范自己说的每一句话，而北岛他们有一个多么宝贵的朋友圈，费尔巴哈的话完全正确：窒息的、封闭的环境可以让一切有价值的思想枯萎。
然而，70年代的思想碎片铺就了通往80年代的路，在思想解放和新启蒙的那些狂飙突进的日子里，北方的风吹拂校园，1987年后，南京大学青年教师中有两个思想群落，朋友们随时切磋交流，没有任何世俗功名心，都是那么纯真和坦荡，或许这就是80年代的精神气质。1988年11月，我去北京参加了一次研讨会，见到了景仰已久的老前辈李锐、黎澍、冯兰瑞等。那时我刚参加写了一本当代台湾史的书，于是在会上发言谈台湾权威政治的演变，其时台湾刚解严不久，人们对此话题兴趣较大。也记得萧功秦在会上大谈“新权威”，引起许多与会者的争议，我虽不同意他的观点，却赞他是“真性情”，这句话，他一直记到今天。外省青年在北京，在这历史的交叉点上，看到会场上的一个个雄辩之士，意气风发，忧国忧民，真正感受到了时代风云的激荡，以后风吹云散去，往昔的一切，成为生命中的难忘的记忆，现在回想起理想主义的80年代，还不胜留恋。
在80年代的思想风云中，我也写了一些思想类的文章，但是多和自己的专业有关，有两篇还发表在刚试刊的《上海理论》，由此认识了编辑杨晓榕，很快彼此就成为好朋友。但是严格说，我是那些思想论争的旁观者，这十年，是吸取思想养分，积累、积淀的十年。读了历史，知道了历史研究的“家法”，作为青年教师，我参加了几本有关抗战史和台湾当代史的写作，但是有自己个性色彩的文章并不多，只有收入本书的谈孙科宪政理念的那篇论文。
90年代是沉潜的十年，也是埋头耕耘的十年。在市场化大潮汹涌的大环境下，守住自己的一份小天地，会有些许寂寞，可是这个“市场经济”不是你期盼的吗？今天它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扑面而来，可是我要的难道是这样的“市场化”？不解，也是无力，只有在书斋中面对那些泛黄的书卷才能确定自己的存在。
说来还得感谢我所经历的那个年代：革命年代，既有大震动、大改组、大破坏，也意味着风卷残云、摧枯拉朽，其问有血泪、痛苦、死亡；也有激情和理想，我等有幸或不幸生长在这个年代，它给了我巨大的冲击，也给了我动力和人生的坐标，我和我的那些理想主义的朋友们从此注定了不会为了功名利禄去做研究，也不会心如死水，像研究古董那样去回望过去。于是，就在这喧哗、实利主义的90年代，守着某种信念，以及可能已是陈词滥调的所谓“知识分子的责任”等，开始摸索着观察、研究逝去的年代。
进入新世纪后，资本和权力的扩张使得思考的空间更显逼仄，面对着渗入到大学校园的项目化、数字化、标准化的压力，只能自我放逐，而埋头读书和研究，成了自我超越的唯一途径，也是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构成这本集子的那些文章，半数以上是2000年后写的，它们既是学术的，也蕴有“问题意识”，它是不是70年代的种子，在90年代和新世纪结成了“果”？我不知道，但是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作者的变与不变，都在这里立此存照，而所有这一切，都和那个革命年代有关。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要特别感谢《新史学丛书》的策划人向继东先生，我与向先生素未谋面，他在电话中热情相邀，当时我因母亲病重，没有心情和精力整理文稿，是向先生一再催促，才使我坚持下来，他还对如何将我的文章结集，提了很好的建议，促成了此书选题的落实，可以说，没有他的热情，就没有这本书的问世。
广东人民出版社的责编余小华女士、肖风华先生的高效、细致、专业的工作，使本书增色不少，谨向他们表示我的衷心感谢！
2007年，对于我是一个特别艰难的年份，我被检查出患了重病，自那以后，两年过去了，我经历了严峻的生命的考验，妻儿、父母、弟妹、亲友给我巨大的支持和鼓励，我的那些好朋友们、我的学生们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帮助我，他们是我生命的“盐”，他们的名字有长长的一串，在这里我不写出他们的名字，但他们在我心头永远铭记，我永远感激他们！
今年1月，在向继东先生和我联系、催促此书书稿时，我的母亲正在病重之际，我和弟、妹每天奔走于医院，心情万般痛苦，在整理我的这些文章时，几十年来母亲的关爱和教诲时时浮现于脑海，特别在“文革”的艰难岁月中，母亲带领我们一家人，相依为命，互相扶持，才走出了那场暴风雨，往事如昨，历历在目。今年4月底，母亲因病不幸去世，谨以此书献给我慈爱的母亲，以表达我对她的永久的思念！
2009.8于南京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
19世纪中叶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转折时期，当时，面临着“五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古老中国步人了前所未有的、与传统的农业社会迥异的、现代性逐渐增长的历史发展阶段。这条道路在中国充满了深刻的矛盾和冲突。在这条道路上，中国既取得过巨大的成就，也一次次丧失了历史赐予的难得机遇，长期在通往现代的旅途中蹒跚而行。中国变革的艰难无疑与前现代社会的历史遗产有关，也与中国政治中枢的政策选择密切相连，同时它还受到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的巨大影响。中国以迥别于其他国家的特有方式实行社会转型，无论它的成功还是挫折都丰富了人类的经验宝库，为众多的后发展国家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和启示。
一、中国社会转型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基础
数十年来，一个长期在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是，如果没有1840年开始的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中国能否主动开始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从而完成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在这里，我们尝试性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中国所承袭的巨大的遗产中，包孕着可诱发现代社会的因素，这些积极因素在一定条件的作用下可刺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演变；但是，作为总体特征的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却存在着根本性的制度缺陷，它严重阻滞着传统中可现代化因素的成长，如果没有外来刺激，即使中国社会中存在着“资本主义萌芽”，也无法出现资本主义，中国仍将处于前现代状态。
作为1840年在亚洲东南沿海与西方列强相通的东方大国的中国是长期被西方思想家所钦羡的对象：一个以皇权为核心、职能分明的中央集权官僚政府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下，统治着4.5亿人口，在100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国土上有效地行使着治权；儒家学说中的道德主义和礼仪规范起着整合社会各个阶层的特殊功能；美轮美奂的巍峨宫殿和精美绝伦的工艺珍品体现着中国人的丰富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虽然自然灾害不时减少中国人口，但精耕细作的农业还是大体上维持了中国人的温饱。总之，19世纪中叶之前的中国，尽管不时发生社会动荡和灾荒，但它总是能自我调适，在经历周期性的社会震荡后，重新恢复社会的稳定与繁荣。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被西方长期钦羡、长期保持强大和繁荣、充满自豪与自尊的东方大国，在西方列强的炮舰侵略和随之而来的价值观念的冲击下，却不能再保持昔日的光荣并适时调整自己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重新汇集新的社会力量和自然资源，从而有效地融汇传统与现代因素，以富有活力的转换方式，在西方和近邻日本的成功示范效应的影响下，迈人富强之途。其原因何在？
政治是传统社会的决定因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前现代社会制度构成中最有现代因素的部分就是维系中国社会稳定的支柱——中央集权官僚制，然而也就是它本身的结构性的重大缺陷阻碍了中央集权官僚制向现代政府制度的转换。
中国的中央官僚集权制具有一定的理性色彩。在皇帝之下，内阁、省、县的垂直的行政系统有专门化和职能划分的特点，按照法律和惯例有效地掌管国家行政事务，垂直的监察系统直接受命于皇帝，负责监督各级官吏，以保证政令的执行。不受阶级和财产限制，在科举制基础上建立的官员升迁系统，体现了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和开放性，对维系中国官僚制度的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操作层面上，这样的官僚制度，与依职能分层、各司其责的现代政府制度并不构成严重冲突。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两点：第一，中国的中央官僚集权制对基层的统治力量较弱，朝廷在县以下的支柱是享有功名的乡绅，中央权力并不能完全达到基层，征税及征集劳役实际上依赖于乡绅。处于家族、宗族网核心的乡绅的行为往往严重破坏了中央集权官僚制的合理化因素。所以严格地说，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只存在于县以上的政府机构，县以下的乡村则处于高度分散的无组织状态。显然，这与现代社会所要求的、能够全面协调社会力量处理公共事务的、完善的社会组织结构是相冲突的。第二，中国官僚集权是以儒家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它以道德伦常为基本准绳，在义务与权利的关系上没有明确的界定。儒家规范虽不排斥个人的成就取向，但人情取向更占主要地位。中央官僚集权制的垂直系统固然保证了政令的通行，然而也带来各级官吏不思进取、因循守旧的严重惰性。加之宗族、家族的因素与政治结构互为一体，为派系斗争提供了永恒的竞技场。更为重要的是，儒家意识形态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石，它提供了对世界的全部解释，成为不可逾越的治国安邦的基本原则。它是建立在传统的“中国为天下中心”的世界观之上的，它的丰富性与普遍性，使中国统治者与士大夫相信儒家学说已穷尽世界一切真理。中国既是天下中心，并有着辉煌的无与伦比的历史与成就，那么中国之外的“夷务”就不在中国人关心的范围之内，顺理成章，也就对竞争不感兴趣，没有了变革的紧迫感。至于解决中国国内周期性的政治衰败和政治动荡的良方更无需从“异域”寻觅，在包孕万家的儒家学说的众多派别中自有疗救的方案。经过千余年的儒化，这套由科举制为外在体现的儒家意识形态已完全内化于中国人的心理深层，从而成为回应外部世界挑战的巨大的心理障碍。这样，在与外部世界交往时，中国就很难随形势而改变政策，从而处处显得迟钝与僵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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