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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与刀(珍藏版)((美国)本尼迪克特著) | |||
菊与刀(珍藏版)((美国)本尼迪克特著) |
《菊与刀(珍藏版)》是一部通览日本文化、解读其矛盾性格的惊世之作,是全世界公认的现代“日本学”开山之源,行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我们了解日本不得不读的经典著作,最经典学术畅销书。20世纪50年代美国用它改造日本,80年代世界用它分析日本,21世纪,中国用它认识与重新发现日本。被翻译成30种语言,销售逾3000万册。
作者:(美国)本尼迪克特(Benedict.R.) 译者:田伟华
前言
第一章 任务——研究日本
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
第三章 各得其所,各安其分
第四章 明治维新
第五章 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
第六章 报恩于万一
第七章 “情义最难接受”
第八章 洗刷污名
第九章 人情的世界
第十章 道德的困境
第十一章 自我修养
第十二章 儿童学习
第十三章 投降来的日本人
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l),美国人类学家,是20世纪初为数不多的女性学者之一,受到法兰兹·鲍亚士(Franz Boas)的影响,同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最早提出文化形貌论(Cultural Configuration),认为文化如同个人,具有不同的类型与特征。
1887年6月6日,鲁思·本尼迪克特出生于纽约市,本名鲁思·富尔顿。父亲佛雷迪·富尔顿是名外科医生,母亲碧翠丝·夏塔克则受过高等教育。鲁思一岁时,父亲染上怪病,全家被迫迁往雪南哥山谷的农庄与祖父母居住。第二年,妹妹玛洁莉·富尔顿诞生,几星期后父亲病逝,全家顿时陷入贫困之中。
母亲为了养家,在鲁思五岁时便到附近的诺维镇上做了一名教师,并兼任图书馆员的工作。1894年,为了配合工作需要,母亲带着她和妹妹迁居到蒙大拿州、明尼苏达州和水牛城等地,暑假时又回到娘家与一位寡居的阿姨同住。高中时,鲁思开始从事写作。由于患有轻微的重听,小时候的鲁思反应有些迟钝,常被亲戚和其他人误认为有些痴呆,因而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但也养成了她文静甚至孤僻的个性。
1905年,鲁思与妹妹一同就读于瓦萨学院,主修英国文学。1909年自学院毕业后,鲁思同母亲居住在水牛城,并在慈善组织会社工作一年,然后又前往洛杉矶的西湖女子学校任教一年,隔年又前往加州的帕萨迪纳教书。1913年,鲁思与康奈尔威尔医学院的生物化学家史坦利·本尼迪克特坠人情网,两人于1914年结婚。
1919年,在前往社会研究新学院旁听了人类学家艾尔丝·帕森思和亚历山大·戈登怀瑟的课程之后,鲁思·本尼迪克特对人类学产生了兴趣,因此1921年鲁思-本尼迪克特决定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在法兰兹·鲍亚士指导下学习三个学期。由于当时已年满35岁,依校方规定无法领取奖学金,因此必须兼任编辑和教师职务才能维持生活,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大学附近租了一栋小房子住。1922年拿到博士学位后,她接任法兰兹·鲍亚士的助教,同时继续旁听鲍亚士的课程。
1923年,鲁思·本尼迪克特担任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讲师,并讲授了几门美术课程。1924年夏天,她首次到祖尼人部落进行田野调查,1925年夏天她到柯契地族和皮马族进行调查,1931年又带领学生到麦斯卡罗族进行研究。在这些短期田野调查之中,鲁思一方面纪录整理了大量即将消失的传说和仪式,另一方面又逐渐构思出文化形貌论(Cultural Configuration)的想法。
1931年,鲁思·本尼迪克特正式与丈夫史坦利-本尼迪克特分居,同年接任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助理教授的职位。
1932年,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著作:《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出版。在著作中,鲁思描述了三个种族(普布罗族、多布族和夸奇乌托族国)不同的文化,并引用尼采的论述,以日神型、酒神型与夸大妄想型这三种人格特质分析三个民族的性格,并认为文化本身其实如同个人,可以分成许多不同的人格类型,每种类型使文化产生不同的差异,也塑造出民族集体的性格。由此引申,她暗示出了强烈的文化相对论观点:每种文化各有自身的特性,因此不存在谁好谁坏,谁优谁劣的绝对判别。另外,鲁思引用了大量心理学,特别是精神分析的术语与观点描述文化,并首先把个人的文化适应与成长置入研究文化的项目之中。这在当时的人类学界引起相当大的讨论,也对鲁思·本尼迪克特之后的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
1939年暑假,鲁思·本尼迪克特带领学生到黑足族进行田野调查后,回到加州的姨妈家休假一年,同时专心撰写《种族:科学与政治》,希望透过该书表达反对纳粹种族中心论的立场。隔年秋天,她受布林茅尔学院邀请发表了以“和谐”(Synergy)为题的演讲,借此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谐为促进人类进步之社会,与此相反者则为恶,应为人们所唾弃。
1941年,随着战事日渐升温,鲁思·本尼迪克特被邀请担任国家研究会饮食习惯委员会委员,开始研究文化与饮食之间的关系。在这段时间内,她逐渐展开对国民性格的研究,并提出一些报告与摘要。1943年,鲁思开始接触各参战国的文化资料,并出版了一系列介绍罗马尼亚、泰国等国的著作,以及名为《人类的种族》的小册子。
由于遭到排挤,鲁思放弃欧洲文化的研究,转而投入研究日本文化的团队,由于她巧妙回避掉当时研究者对心理学研究方式的论战,使其成果远远比他人丰硕。1945年,她请假回到加州专心写作《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并于隔年完书付梓。
《菊与刀》是鲁思·本尼迪克特以文化遥距研究法做出来的成果:她从当时日本发布的宣传电影、集中营中的日裔美国人和战俘的访谈纪录以及日本人的文学作品中收集资料,重新建构出日本文化以及对日本战后重建的期许。书中,她不但以文化形貌论谈论了日本文化的特质,还从孩子教养的角度剖析日本人的生命史,其细腻的描述摆脱了学术上的论战,开启了西方对日本文化的研究热潮,使得战前对日本一无所知的情形彻底扭转过来。《菊与刀》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美国对日本的接管政策,其中如保留日本天皇等建议都为当局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