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家名称 | 信用等级 | 购买信息 | 订购本书 |
印度:受伤的文明(第2版)(V.S.奈保尔) | |||
印度:受伤的文明(第2版)(V.S.奈保尔) |
1975年,在甘地夫人颁布“紧急状态”令前后,奈保尔再次探访他暖昧难明的祖籍印度。与第一次(《幽黯国度》)感受到的震惊、愤怒、羞愧与鄙夷不同,这次他感到自己的游历“不能仅仅是看风景”。那么他看到了什么呢?让我们一起在《印度三部曲:印度--受伤的文明》里了解下吧。
1975年,在甘地夫人颁布“紧急状态”令前后,奈保尔再次探访他暖昧难明的祖籍印度。与第一次(《幽黯国度》)感受到的震惊、愤怒、羞愧与鄙夷不同,这次他感到自己的游历“不能仅仅是看风景”。在满目疮痍的现实表象下,他看到的印度,是其被殖民的历史、几千年的宗教文化、种姓制度、甘地主义_……共同影响塑形的结果。作为被征服者,印度“知性上已寄生于别的文明”,因此,独立后的印度,显得“毫无创造力、知性桔竭、无力自卫”,“是个早已被挫败的国度”。
这一次的探访,奈保尔对印度和印度文化投入了更为复杂的理性和情感。尖俏的讽刺让位于沉郁乃至悲怆的分析与描述。千年古国的难题一一揭示,现实中的国度却未找到再生的原点。
奈保尔的技法与魄力毋庸置疑…一文笔洗练,观察敏锐。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本书颇为激越,但也证明像奈保尔这样的小说家,可更快速也更有效地指出问题所在,比之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小组和各式专家有过之而无不及。
LOUIS HEREN,《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作者:(英)V.S.奈保尔 译者:宋念申
奈保尔爵士(Sir Vidiadhar Surajprasad Naipaul,1932-),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1932年出生于特里尼达岛上的一个印度移民家庭。1950年获奖学金进入牛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1953年取得学位后迁居伦敦,任职英国广播公司(BBC),1957年以《神秘按摩师》正式开始写作生涯。
奈保尔的作品以小说和游记为主,两者均获高度评价。代表作有:《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河湾》、《印度三部曲》等。
在成为诺贝尔奖得主之前,奈保尔已获无数荣誉,如英国最富声望的布克奖、毛姆小说奖、莱思纪念奖、霍桑登奖等。1993年,获颁第一届大卫·柯恩英国文学奖(David Cohen British Literature Award),该奖旨在表扬“尚在人世的英国作家一生的成就”。
前言
第一部 受伤的文明
第一章 旧有平衡
第二章 土崩瓦解的世界
第二部 土地上的新主张
第三章 摩天大楼与分间出租的宿舍
第四章 谷仓
第三部 执迷而非观念
第五章 洞察之缺陷
第六章 综合与模仿
第七章 失乐园
第八章 复兴或是继续
附录 奈保尔作品年表
孟买机场的灯光照着雨天;午夜过后一两个小时,飞机缓缓滑行人港,猛吹着水泥路面上的季风黏土。这会儿是八月中,雨季还有两周才能正式结束(尽管这个雨季可能延长)。狭小潮湿的机场楼里,有早些时候海湾航空公司航班上的旅客。所谓海湾是那个聚集了很多石油国家的波斯湾。在这些旅客中,印度商人们身着西服,等待着海关人员格外仔细的盘查;有几个日本人;一些阿拉伯人身着传统沙漠服装,这类服装如今在机场或者异国城市里出现,就像是一群新的、突然风行起来的拜金教祭司身上的白色长袍;还有两个缠着头巾、皮肤黝黑的锡克工匠,他们完成了在石油国家的工作后回到印度,带着扁平的箱子以及同样扁平的、黄色软革质的新皮鞋。
这些日子,世界上的熙来攘往有了新的面貌。又一次走运的阿拉伯人散布到了沙漠以外的地方。印度则再一次处于这个新阿拉伯世界的外围,如同公元8世纪一样,那时候新兴的伊斯兰教四方广布,阿拉伯人(据说是在一个17岁男孩的领导下)侵占了印度信德王国。历史学家们说,这只是一段插曲。但是信德如今已不属印度,印度自从阿拉伯入侵以来就缩小了。没有任何文明对外在世界那么缺乏抵御能力;没有一个国家那么轻易就被侵袭和劫掠,而从灾难中学到的又那么少。阿拉伯人征服信德500年后,穆斯林在德里建立其统治,那是外国人的统治,人民分裂了;而外族的统治——前500年是穆斯林,后150年是英国人——直到1947年才在德里结束。
印度的历史很容易被叠缩;这次游历印度,我在一个北方城市碰到个年轻人,一个年轻的公务员。他说他的阿拉伯祖先早在800年前、12世纪伊斯兰大扩张的时期就来到了印度。我问他住在什么地方,他说:“我这一家在德里住了500年了。”这话在欧洲听起来会被当成是吹牛,在印度可不是。这是个正派人家,一向正派,他们的姓氏“古来氏”(Qureshi)显示着这家人几个世纪以来履行的宗教职务。家中一员进入行政部门工作,这打破了承继了800年的、静止的传统。年轻人对比了他的家庭与那些穆斯林石匠和采石工的家庭,那些是莫卧儿宫殿与清真寺的建造者们的后代,在德里,他们仍然围坐在沙.贾汗(Shah Jehan)的贾马·马斯吉德(Jama Masjid)大清真寺,像祖先们一样,他们是穷困潦倒、衣衫褴褛的工匠。每个人面前都放上祖传手艺的工具,期待受到雇佣,准备为什么人去修建一座德里新城。
20世纪后期的印度看起来依然故我,仍然根深蒂固于自己的文明,它花了很多时间才明白,独立的含义远不只是英国人的离开;独立的印度,是个早已被挫败的国度;纯粹的印度历史在很久前就结束了。随着“紧急状态”的出现,人们已经有必要抗拒新的印度衰亡的惊栗感了。
印度于我是个难以表述的国家。它不是我的家也不可能成为我的家;而我对它却不能拒斥或漠视;我的游历不能仅仅是看风景。一下子,我离它那么近却又那么远。我的祖先百年前从恒河平原迁出,在世界另一边的特里尼达,他们和其他人建立了印度人的社区,我在那里长大。那个社区与甘地1893年在南非见到的印度人社区相比,组成更为单一,与印度也更加隔绝。
印度,这个我1962年第一次探访的国度,对我来说是一块十分陌生的土地。100年的时间足以洗净我许多印度式的宗教态度。不具备这样的态度,对印度的悲苦几乎就无法承受——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我花了很长时间来适应印度给我的这种陌生感,来确定是什么把我从这个国家分离,同时,也明白了,像我这样一个来自微小而遥远的新世界社区的人,其“印度式”态度,与那些仍然认为印度是个整体的人的态度会有多么大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