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的力量(薛金福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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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的力量(薛金福著）
		公司的力量(薛金福著）

1898年9月21日凌晨，紫禁城风云突变，慈禧太后突然闯进光绪皇帝寝宫，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捕杀维新人物，持续103天的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改良生机就此断送，但是新思潮正在启迪全国民众。康有为并非维新思想的创始人，其维新思想受实业家郑观应启迪。郑观应是一位最先全面触及启蒙思潮各项基本问题的启蒙运动前驱，他在洋务运动期间就提出商战、科举改章、修订法律、实行立宪等先进改革。他的著名著作《盛世危言》直接启迪了引领潮流并改变中国历史的三大人物：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甚至光绪皇帝读过《盛世危言》后，深受启发并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将该书刷印二千部，分送臣工阅看。
维新变法期间，各种传播新思想、救国图强的学会纷纷建立。到1897年底，各地已建立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学会33个，新式学堂17所，出版报刊19种。到1898年，学会、学堂和报馆达300多个。
1894年4月，一名年仅28岁的广东香山的热血青年孙中山找到其同乡郑观应，托郑观应将其救国八千言《上李傅相书》转交给李鸿章。当时孙中山一腔热血主张变法自强，不料遭李鸿章冷遇，遂赴檀香山创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从此，孙中山便对腐朽的清政府彻底死心转投革命，并于次年策划广州起义，事败后流亡海外。
而另外一位对大清王朝死心的人，其身份和举动足以震铄古今。这位草根出身的江苏南通人，在1894年（光绪20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辰恩科会试中高中状元。而仅仅几年后，接受过维新思想的他看到恩师翁同龢被罢官，大清王朝暮霭沉沉，官场险恶难测，断然放弃仕途，选择“下海”经商。这位勇士的名字叫做张謇。
状元“下海”经商，估计是唐代开科举以来最大的笑话，就在文明开化的今天也有人说三道四。张謇“下海”经商的行为，颠覆了千百年来所有人的价值取向，今日看来就像金石掷地，锵锵响亮，发出时代明流的声音。
虽然张謇精于商业，但是状元办厂开始并没有得到众人的认可。1895年，张謇开始筹办“大生纱厂”，名取自《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采取股份制的形式。但是直到1899年4月大生纱厂才投入生产，“首尾五载，阅月四十有四”。在这44个月中，大生纱厂的招股集资历经曲折，几次濒临夭折。张謇属当时时代难以理解的“另类”，但是这种“另类”才代表着中国的未来。
虽然甲午战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破产，但是洋务运动却促使中国近代企业的启蒙和兴起。更重要的是，洋务运动直接推动了民智开化，新思潮日渐涌动，越来越多民众甚至绅士接受并投身商业。继官办商人、买办商人之后，绅士商人和民族商人相继登上了历史舞台，战战兢兢地推动这个屈辱了半个多世纪的国家缓慢前行。“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抚有蛮夷，以属华夏，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在张謇的影响下，另外一位状元陆润痒亦投身商海创办纱厂；咸丰朝老状元孙家鼐则命其儿子孙多森和孙多鑫放弃仕途，创办了阜峰面粉厂，这是中国第一家机器面粉厂。从1895年到1898年，全国各省新开设的资本在万两以上的厂矿共62家，资本总额达1246.5万两白银，远远超过甲午战争前20余年的总数；从增长速度来看，平均每年设厂数是甲午战争前的7倍，平均每年的投资数则是甲午战争前的15.5倍。更为可幸的是，国人思想日渐开化，逐步接受了建矿厂、修铁路、埋电缆、办银行等工业实业。状元破土投身工商“末业”，民众积极开厂兴业，世纪之交的中国迎来了希望的曙光。
1900年，距离第一次工业革命已经过去200多年，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早已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并实现工业化，开始步入工业与资本相结合的金融资本时代，即垄断帝国主义阶段。进入垄断帝国主义阶段，西方列强主要以金融资本输出的方式形成垄断市场之势。
此时，创办于1871年的德雷克塞尔-摩根公司已经更名为J.P．摩根公司，以金融资本为利剑，向钢铁、铁路以及公用事业等国民经济命脉领域扩张势力，开始形成足以统治当时美国经济的垄断资本财团。此时，爱迪生已经拥有留声机、电影摄影机、双向电报、高真空白炽灯泡等诸多发明专利，并由1878年创立的爱迪生电灯公司经营相关产品。1892年，老摩根通过风险投资的形式将爱迪生电灯公司和汤姆森-休斯顿电气公司合并成一家公司，之后这家公司在电气领域里称雄了一个多世纪，也是自道o琼斯工业指数1896年设立以来唯一至今仍在指数榜上的公司--他的名字叫通用电气（GE）。另外，与摩根财团匹敌的洛克菲勒财团，以大通曼哈顿银行为核心，构建了涉及石油、化工、军火、汽车、航空等产业的金融网络联合事业--托拉斯。
金融资本的天性就是逐利，金融资本不断地游走世界寻找利润的血腥味。被摩根财团注入了金融资本的通用公司就像打了鸡血一样疯狂地逐利，而被金融大佬注入了金融资本的帝国主义就像着了魔一样疯狂的瓜分世界。
1900年，是中国农历庚子年，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这直接导致了义和团起事，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号召，拔电杆、毁铁路、烧教堂、杀洋人和教民。英、法、德、奥、意、日、俄、美八个帝国主义国家借口清政府排外，联合进兵中国。同年8月，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侵略军在华屠杀人民，掠夺财物，犯下滔天罪行。这就是让国人咬牙切齿、悲恸无泪的“庚子国变”。
此时，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中有了美国，与整个欧洲陷入自1870年后几十年的工人运动泥潭相比，美国工业化道路一帆风顺，并后来居上大有替代英国成为世界头号帝国主义强国之势。庚子国变仅六年后，通用电气就开始同中国发展贸易，成为当时在中国最活跃、最具影响力的外国公司之一。1908年，通用电气在沈阳建立了第一家灯泡厂。
“庚子国变”的第二年，清政府被迫与列强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条约包括清政府赔款各国本息共计9亿8千多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清政府10余年的财政收入。 条约签订不久大清顶梁柱李鸿章郁郁而终，此时风雨飘摇的清政府已经完全沦为帝国主义的走狗，而中国民众已经对腐朽的清政府彻底失去信心。社会变革已经由自上而下转变成自下而上，由改革变成革命。而这种转变的推动力量便是公司的力量，国家的命运正在悄然改变！
由于“东南互保”，南方政局相对稳定，张謇的大生纱厂在度过艰难的创业期后迎来了第一个高潮。投产后的第二年，大生纱厂盈利5万两，第三年的1900年盈利达10万两。大生纱厂蒸蒸日上时，张謇准备再锦上添花，于1901年决定再招20万两新股，竟在一年之内就成功募资达20.75万两。1907年后，大生二厂投产，并很快吸收了100万两。此时，大生纱厂及分厂正式注册为“大生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到1908年大生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累计纯利达到190多万两。
在此期间，张謇创办了拥有10 多万亩耕地的通海垦牧公司，专营棉花种植；后又在唐闸创办了广生油厂、复新面粉厂、资生冶厂等，唐闸镇工业区初具规模。为了便于器材，机器和货物的运输，张謇在唐闸西面沿江兴建了港口──天生港，后又在天生港兴建了发电厂。在短短不到10年的时间，张謇创办了10余家企业，成为当时最为显赫的民营企业家。企业构建了从原料到生产再到运输完整的纺织产业链，成为当时最大的民营企业集团，为中国发达的现代轻纺织业打下坚实的基础，南通也就成为我国早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祥地之一。
与张謇一样，1900年到1911年，中国民族企业获得良好的自生机会。1901年荣德胜与兄荣宗敬等人集股在无锡合办保兴面粉厂，后改名茂新一厂。1905年，兄弟二人又与张石君等7人集股在无锡创办振新纱厂。荣氏家族的辉煌事业从此开始。后来，荣氏家族出了一位新中国副主席--荣毅仁。
国难当头，张謇、荣德胜等民营企业家不像西方资本主义兴起时的资本家一样血腥贪婪地敛财，而是以“实业救国”为担当，办厂兴业，冲击国体。绅士出身的张謇更是在经商成功后，试图谏言改革以图强。张謇创办复旦公学（复旦大学的前身）、农业学校、女子师范学校、通海五属公立中学（即今南通中学）、吴淞商船专科学校等，广开学校，传播思想，启迪民智。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中国东北沦为战场，清政府竟“局外中立”作壁上观，哀鸿遍野刺痛着国人最后仅存的民族自尊。正在开化的民众一时间激愤四起，变革呼声响彻京都，地方总督摇摆不定。中国人常言“穷则思变”，在扼杀了维新变法后，摇摇欲坠的清政府在1905年前后推行了最为激进的变法。
1903年7月，清政府设立商部，下设商务局、劝业道、商律馆、商报馆、公司注册局、商标局等。次年1月，商部颁布《钦定大清商律》，包括《商人通例》和《公司律》，这是中国第一部现代公司法。后又连续颁布《破产律》、《试办银行章程》、《大清矿务章程》等。这些法律构成了中国近代一套相对完整的商法体系，构建了现代商业社会的基石。商法从法律高度确立了公司的地位，保护了公司的利益。
1907年，大生纱厂召开了第一次股东大会，股民第一次在大会上平起平坐地与官股争论如何规范官股决策权力的问题。最终，《公司律》成为了最终的裁判：不分官、商，凡入股者皆为股东，股有大小之别，无官商之分。我们看到，一种保护私有权利的商业秩序正在微妙地萌芽。
另外，清政府不但颁布《商会简明章程》允许并倡导民间创办商人组织，而且专门颁布《奖励公司章程》奖励公司募股。
重农抑商，连绵千年，工商“末业”受如此厚待，实乃空前；如此上行下效，冲击千年士农工商之等级观念。以逐利为本的公司赤裸裸地“强奸”了几千年来奉行的“重义轻利”的伦理道德，“无商不奸”的观念在中国百姓的思想中开始瓦解。杨杏佛感慨：“中兴名臣曾国藩仅赏侯爵，李鸿章不过伯爵，其余百战功臣，竟有望男爵而不得者。今以子男等爵奖励创办实业之工商，一扫千年贱商之陋习，斯诚稀世之创举。”
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这项自隋唐以来延续1300多年封建制度的废除，意味着中国人将从传统落后的儒学中解脱出来，以开放的姿态全面接受西方先进文化，彻底摧毁了社会精英阶层进入仕途之路。清政府对社会精英阶层彻底失去控制，对于清政府而言，这是致命的。
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扫除自由交易的体制障碍，清政府从颁布商法到废除科举，无疑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圣上之名重商奖商，投资于实业者趋之若鹜，费正清在《剑桥中国史》中写道：“只是在1905年-1911年中国工业出现之后，利润的诱惑才占了上风，经济收益才变成主要动机”。
根张忠民在《艰难的变迁--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一书中的计算，从1904年到1910年，全国正式注册的公司大约410家，远远高于1903年可能存在的100多家公司。另有统计，1905-1908年，全国新设厂201家，投资合计达4581万元，年均设厂50家，年增资本1145万元。年均设厂数分别超过洋务运动30年间所设厂数的20多倍与甲午战争后的2.5倍，投资额分别超过5.7倍和2.9倍。到1911年股份制公司已经达到977家。
到1911年，全国各种商人组织近2000个，会董2.3万人，会员达20万人以上，这是当时中国资产阶级的中坚力量。他们以不同的政治立场游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他们中有中立派、立宪派和革命派。
清政府的改革推进到最为核心内容--立宪。此时，拥有经济实力的改良派企业家再次成为历史的推动者。1904年，张謇草拟了《拟请立宪奏稿》，立宪呼声日起。但是宪法一直“犹抱琵琶半遮面”迟迟未见颁布，直到1908年，朝廷才颁布《宪法大纲》，正式宣布预备立宪，预备期为9年。如此长的预备期，立宪派已经不能等，革命派早已失去耐心。
1905年8月，丝商巨富张静江与孙中山在一艘船上偶遇，张静江仰慕孙中山革命之举便问道：“君非实行革命之孙君乎？闻名久矣，余亦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国。近数年在法经商，获资数万，甚欲为君之助，君如有需，请随时电告，余当悉力以应。”他还与孙中山约定汇款的暗号：A、B、C、D、E，分别代表1、2、3、4、5万元。令孙中山没有想到的是，如此萍水相逢的张静江，却成为日后一直为革命事业筹资助款的“革命圣人”。
1905年8月20日，长期流浪海外为革命奔波的孙中山在黑龙会领袖内田良平帮助下，在东京赤坂区头山满提供的民宅二楼榻榻米房里成立中国革命同盟会，并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矛头直指腐朽的封建清王朝。1908年《宪法大纲》颁布三个月后，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前后两天相继去世。大清王朝就像坐在金銮大殿上的三岁溥仪一样，战战兢兢、摇摇欲坠。
自洋务开启兴业先河，民族企业虽荆棘坎坷、栉风沐雨却应明流而动，师夷长技以制夷，大兴民业催生变革之力，办校兴教开化明智，改良立宪撼动国体。不久，在中华之中九省通衢的武昌，火光冲天，硝烟四起。


启示录：弱政府大市场的野蛮生长

“公司”组织的发明足以匹敌蒸汽机、电力和计算机，它以高效配置资源的方式，改变生活，发动战争，甚至主宰国家。人们甚至担心，富可敌国的公司，终有一天会收购国家。
不过国家和公司并非天敌，国家的中心是政治，公司的中心是市场。在公司诞生初期，政府和公司有着共同的目标，那就是逐利！
英国王室与商业大佬们成立一家特许公司--英格兰东印度公司，这家公司除了垄断贸易外，还购买战舰，雇佣军队，驰骋大洋，贸易与掠夺并进，俨然成为了不折不扣的“政府”。我们甚至相信，这家公司才是鸦片战争的真正的幕后策划者，英国政府只是它的工具。
当英国王室将财政大权让位于议会时，英格兰东印度公司迅速衰败。但是，公司并没有就此灭亡。相反，伴随着工业革命的汽笛声，成千上万的小公司蜂拥而起。
就在博尔顿-瓦特公司推出蒸汽机四天后，苏格兰人亚当o斯密出版了《国富论》，这部著作批判了国家力量追逐货币财富的重商主义，并提倡由“看不见的手”来配置资源，促进市场自由交易。
自由市场时代到来，公司重新回到市场的海洋中生机勃发，公司开始在工业、农业、航运、艺术、战争等领域大显身手。此时，政府似乎成为看客或者叫“打下手的”。
中央集权的国家意识无法理解，弱政府大市场中，公司为何能够快速生长。公司就像饥饿难耐的秃鹫，在自由的天空中血腥逐利。自由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了交易成本，公司可以最大限度地逐利。
公司自由逐利的过程中也伴随着一种特征--野蛮。20世纪30年代以前，公司似乎无所不能，对内压榨工人工资，延长工作时间，提供恶劣的工作环境；对外输出假冒伪劣甚至危害生命的产品，控制国家政府，掠夺他国财富，甚至策划世界大战。
虽然公司一直在推动着世界的文明，但是公司自产生之日起就是“天使”与“魔鬼”的合体。
公司的爪牙同样伸向了远东的中国，并以鸦片贸易、坚船利炮的卑劣方式打开中国的大门。只是公司不知道什么是卑劣，什么是高尚，只知道如何赚钱。
公司被洋务派引进中国，就像将地球人被扔到潘多拉星球一样莫名其妙。大清王朝是一个“强大”的政府：高度集权的中央统治、根深蒂固的士农工商等级、男耕女织的农耕生活、三纲五常的孔孟思想、沿袭千年的科举制度、闭关锁国的世外桃源……
在如此“强大”的政府面前，公司显得不知所措、弱不禁风。公司没有资本的血液，没有自由交易的土壤，没有逐利的动力，甚至没有“生命权”。
与1000多年前，佛教进入中国被“改良”服务于统治一样，清朝开明的士大夫也试图通过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方式“改良”公司，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实现大清王朝复兴。
然而，公司不是佛教，公司所遵循的市场经济规律与清王朝“大一统”的封建统治格格不入。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扼杀统一的商品交易市场，至高无上的圣旨时刻威胁公司的生命，腐朽的官僚体系极大地增加交易成本，“学而优则仕”断送公司经营人才，重农抑商的观念让公司遭受鄙视。
不过，公司就像种子，只要有利可图，它就能破土生长。公司被引进中国后，这种西洋产物催生了中国民族企业。随着外敌入侵，内乱迭起，“强大”的清政府在一次次自救改良中衰败，而中国民族企业却在清政府的衰败过程中曲折发展。20世纪最初十年，羸弱无能的清政府摇摇欲坠，中国民族企业却蒸蒸日上。
这是两股此消彼长的力量，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必然击溃腐朽的封建王朝，除旧立新为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
荷兰、德国、美国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快速推动下完成国家统一，公司真正要统一的不是国家，而是市场。在这些因公司而生的国家，政府似乎成了公司的“儿子”。
甚至有商人忙于公司赚钱而无暇顾及政府。早在15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荷兰商船驰骋大洋，贸易称雄世界，然而荷兰人却没有自己的国家。不过天生就只疯狂经商的荷兰人对“国家”并不感兴趣，他们关心的是谁来保护公司赚取的巨额财富。
有意思的是，荷兰人在国家管理的问题上选择商业手段来解决，先后“聘请”了西班牙和英国来管理他们的国家，保护他们的财产。直到1588年，荷兰人开始通过纳税、选举政府来管理自己的国家。
直至改革开放的今天，中国人都无法理解荷兰人对待政治权力的淡漠和对待商业的狂热。这种似乎匪夷所思的逻辑，恰恰助推了这个西北欧弹丸小国成为近代第一个崛起的大国。
从资本主义开始，市场成为了国家的核心，公司成为了市场的细胞，也成为了国家的生命。而政府“大一统”时代一去不复返，政府虽然毫不情愿但不得不让位于公司。
政府“无能”，公司就在自由市场中快速而野蛮地生长，西方列强也就在这个阶段完成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
然而，公司这种快速野蛮的生长，给殖民国家带来沉重的灾难和无尽的损失。1929年10月23日，纽约42街319米高的克莱斯勒大厦刚刚封顶，这象征着无所不能的公司将人类的财富、权力和智慧托举到一个新的高度。次日，正当华尔街金融大佬们等待股价应声飞涨时，纽约证券交易所刚刚开盘，股市全面崩盘，投资者猝不及防纷纷抛售股票。此次金融危机，人们称之为“大萧条”。
曾经两次让美国化险为夷的摩根财团再次试图扮演救世主的角色，然而这次他们没有那么幸运，美国财团们将巨额的救市资金投入股市，却如石沉大海，化为泡影。
正当所有人都惶恐无措的时候，富兰克林o罗斯福总统发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声音--政府伸出“有形之手”。从此，自由市场经济加入了凯恩斯主义的元素。
虽然我们至今也无法遏止经济危机的发生，但是很显然的道理是绝对的自由就等于没有自由，绝对的自由市场经济必然会以经济危机的方式“回报”自由市场。
改革开放的今天，中国需要为自由市场提供更多的空间，不断地降低公司的交易成本，营造良好的经商环境。但是，“三聚氰胺事件”、“瘦肉精事件”、“重金属污染事件”等公司问题频繁，再次警醒我们，公司的自由发展离不开监管，否则就会野蛮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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