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风海雨 超凡脱俗
——苏轼对词的贡献（读书笔记一）
从晚唐五代直到北宋中叶，词人填词被看成是“谑浪游戏”的“诗余薄技”，“词为艳科”差不多是一条戒律；词的内容也被局限于风花雪月、离愁别绪的范围，这当然与礼乐教化不甚相关；人们强调词对音乐的依附性，词只用于侑觞佐舞，风格自然是香艳软媚、充满了脂粉气。温庭筠的花间词，晏殊、欧阳修的名士派，承接的多是温婉蕴藉的词风；教坊派的柳永，以俚语俗态作词，并有反应市井生活的题材，但“偎红倚翠”、“杨柳岸，晓风残月”一类的男女艳情仍是其基调；与苏轼几乎同时的秦观以及后来的周邦彦、李清照，也都坚持词只能表现男女情爱题材，抒发闺怨、闲愁，呈阴柔之美，因此，整个北宋差不多就是婉约词的天下。在这种限制之下，词不允许像诗一样讲求“风人之旨”，反映重大题材，注重讽喻。本来，未把词的面孔弄的古板正经，是可称道的好事，有利于词艺的提高。只可惜这一条戒律太绝对化了，也变成了一种束缚。
在苏轼之前，范仲淹、王安石等人对这张倾向虽也曾出力矫正，但作品不多，力度不大，未成风气。只有待横绝一世的文学巨匠苏轼闯入词的领域，情况才有了大的改变，苏轼敢于冲破传统的狭小框架，使词成为士大夫抒写怀抱，议论古今的工具，词坛面貌随之一变。南宋词论家指出：“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市为舆台矣。”
这段话虽然贬前人创作太过，但确实指出了苏轼在词的革新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苏轼对词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拓宽题材，改变词风，提高词格，开创词派。
拓宽题材
词在苏轼手中，一改原先那种只在樽前花间歌唱的单一格局，吸纳多种题材的内容，开始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苏轼是最早以词抒写远大政治抱负和爱国主义豪情的词人，也是以农事入词的第一人，又是以理趣入词的第一人，还是从心所欲将朋友、师生、夫妻、兄弟间的人伦情感寄寓于词的创造性高手。在苏轼笔下，词不但可以凄艳悱恻，而且言志、伤时、咏史、怀古、说理、谈玄、咏物、酬答、记梦、悼亡、描摹山水、歌咏农事、无所不能。
通过苏词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世相和社会人物。既有宦官、文人、歌女，也有老农、渔父、醉翁、卖瓜人、采桑女、弄潮儿以及为了赶热闹而挤破了“倩罗裙”的天真少女。苏词还描绘出乌鸢舞翔、迎神赛会的风俗，留下卖瓜、缫车响彻全村的忙碌景象，以及桑麻喜人、艾气如薰的美好农村生活。描写出猎，则有“千骑卷平岗”的壮观场面，借以抒发“西北望，射天狼”的报国豪情。怀古则借江山胜迹抒写怀抱，言志则慷慨陈词：“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悼亡则联想到“千里孤坟”的“明月夜，短松冈。”咏物皆力求神似，或写出孤鸿的“拣尽寒枝不肯栖”，或借杨花象征女子的愁思：“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酬寄朋友，则以高旷情怀长出“谁似东坡老，白首忘记”的玄思。而在苏轼之前，则没有悼亡词、农村词题材，词人也从来不在词中抒壮怀和谈哲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