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拒绝精确完美，本文作者为电视编导，是一篇小学作文，全文共计4200字，作文仅供学习交流，严禁抄袭。
拒绝精确完美
——关于备课和教材
一
如果给我一个机会，让我站在教师节万人集会的演讲台上，我一定要象马丁·路德金那样，用充满激情的声音喊出“我有一个梦想”。
我梦想，教师有一天能够眉飞色舞地站在讲台上，放纵他语言的野马，情感的流云，想怎么表达就怎么表达，想议论什么就议论什么，想把自己的课上成什么样，就上成什么样。我梦想，教师能够有践踏教材的自由，想不考试就可以不考试，想上多少课就上多少课，想领着自己的弟子走出学校，去山川名胜中云游，就能够飘然而行，谁也不能干涉。我梦想，教师是一个学者，一个文人，一个艺术家，而不是一个只懂得给教材守死孝、给分数守活寡的教书匠。他平常要会弹琴，会作画，会写作，也会喝酒和咏诗。他不在乎金钱和社会地位，当然更不在乎什么分数。他不党不群，不向任何权威和势力低头，不去迎合任何意识形态。他是一棵婆娑自在的大树，上面栖息着无数鸟儿，风雨冰霜都奈何他不得。我梦想，教师都摘去了他们的眼镜，裸露出他们的一双双明眸，而且总是抬着头走路，逼视周围的一切。除了教授弟子之外，他们能够朝气蓬勃地议论天下命运，相互商榷国是，通过各种媒体的渠道来议政，表达他们的看法。而不是永远呆坐在会议室里，象学生一样一言不发地听着文件传达。他们视野开阔，胸襟博大，眼睛里放射着夺人的智慧光彩。他们不再需要教师节的可怜关怀，不再需要用这样的节日来为自己打气壮胆，自己为自己唱赞歌，更不需要被人强行思想改造。恰恰相反，他们总是象自己的祖师爷孔子那样，野心勃勃地努力想来改造我们这个不完美的社会。我有一个梦想，永远在心中不可泯灭，我梦想总有一天，教师会与其他文人一样，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真正灵魂。
这一天会到来吗？说心里话，我自己也不相信。梦想是这样的完美，这样让人砰然心动，以至于显得如此虚幻和遥不可及，象一个吹弹得破的易碎的乌托邦，放在那里教我们心痛。
人们总是喜欢把教师形容为蜡烛。这种比喻，在我看来有一种残酷的美。岂止是蜡烛，今天的教师完全是一支残烛，一支风中的残烛，流泪的残烛。记得几年前，英国王妃戴安娜车祸丧生，著名歌星约翰·艾尔顿在葬礼上为她唱了一曲《风中的蜡烛》，让全世界尊敬她的人都洒下一掬伤心的眼泪。“再见，英格兰的玫瑰，你的生命象风中的蜡烛。”可是在中国的教师面前，戴安娜又算什么风中的蜡烛呢？朋友啊，她也算蜡烛，这支蜡烛未免太巨大了。她象广场上的高大圆柱，上面燃烧着熊熊的火炬。那种风吹不灭的皇家气派，我们只能远远地摇头叹息。中国的教师，特别是那些中小学的教师，那些贫困地区的民办教师，他们才是风中的蜡烛。孱弱，卑微，黯淡，萎靡，随时都会被风吹灭。
我又能说什么呢？难堪的现实象是对瑰丽梦想的嘲弄，瑰丽的梦想同时也就成了对难堪现实的诅咒。马丁·路德金那样浪漫的诗人情怀，不过几十年时间，就被社会真正地演绎起来，而且是那样有声有色。我们的梦想也会有这样的结果吗？蜡烛啊摇曳的蜡烛，你为什么不是雪亮的探灯，为什么不是穿透力强大的激光，为什么不是璀璨绚丽的焰火呢？在微弱的烛光下，我们只能用这样虚幻的梦想，来解救自己。
二
我关心谁来拯救教师的灵魂。但是，我更关心谁来拯救学生的灵魂。我要谈论的是，怎样才算一个对得起学生的教师，怎样去备书上课才有意义，怎样来看待我们面前的那些教材。
很多年前，我在一所大学里执教，给学生讲授唐诗宋词。那时候我年轻，整天想着怎样使自己出类拔萃。我除了认真备课之外，还设计了许多随堂交流，在课堂上与学生相互对诗，让他们用文言文写诗话，作题跋，考他们当堂吟诗填词的能力，还让他们学着校勘注释。我尽量不使用统一教材，完全让学生按照我的备课思路走，常常龙飞凤舞，把整个黑板写得到处都是要点。我很卖力地做这件事，上起课来十分投入，用学生的话说是非常忘情。渲染起来，连自己也激动不已。我崇拜闻一多，模仿过闻一多那种诗人气质的讲课方式，努力把上课当作写诗一样，尽量注意它的疏密节奏，注意它的情节性和抒情性，使整个课堂弥漫着某种意境和情趣。不少学生毕业前告诉我，我是他们遇到过的最优秀的教师之一。
但是到了四年级下半学期，学校按规定举行毕业会考，测试他们对所学课程的掌握程度，结果每一届学生都令我失望。四年中他们所学过的东西浓缩在一张考卷上，让他们回答，他们竟然大半都忘记了。他们曾经那么狂热喜爱的唐诗宋词，那么沉迷的古典文学，竟然在短短的一、两年时间里都还给了我。大多数人的毕业考试成绩只有四、五十分，好一点的，也不过六、七十分，远远达不到我们期望的水平。
我为这种结果感到沮丧，仿佛庄稼人遭遇了彻底的歉收，辛辛苦苦白忙了一场。送走每一届学生，我都要问自己，我究竟该不该继续这样卖力地把课上好？这种我自己觉得精美抒情的课，究竟有没有意义？我陷在两难选择的苦恼中。
后来，我有机会带大学生到中学去实习，旁听了不少中学教师的课，还观摩了一些特级教师的公开课。与他们相比，我发现我上课还不够讲究，还显得过于随意，浪漫的情怀与唯美的追求，使课堂的教学活动不那么严谨，也不那么高效。而他们的课才是真正的完美无缺，非常精确，每一个知识点都被准确地命中，在恰当的落点上爆炸开花。恰当的提问，恰当的板书，恰当的作业，一切设计得那么好，让你简直无可挑剔。课上完了，教师该讲的知识都讲到了，学生该掌握的内容都掌握了。双方都心满意足，意犹未尽，显出踌躇满志的样子来。
但为什么，我总是怀念那些不完美的课呢？我从内心拒绝这些精确的课。
读研究生使我有机会接触到许多老先生。这些老先生，大多是在民国年间的大学里浸染过的旧文人。他们的上课方式完全是另一个极端。
以我的导师为例，他给我们讲课，从来就是东拉西扯，常常从一个话题枝蔓开去，说到哪里算哪里，说多长时间算多长时间。他总是随心所欲地给我们讲一大堆逸闻秘事，或者给我们指点许多考证线索，要不然，就是随便谈谈做人的道理，讲他当年与做汉奸的学者龙榆生怎样绝交，讲当年学生们的对联“此去应成千古恨，归来不值一文钱”，讲明朝灭亡之后，贪生怕死的文人千方百计找借口，不肯赴死，有的说：“水太冷，不宜自尽。”有的说：“小妾舍不得我死，奈何。”听学长们说，当年先生在大学讲台上，真是风流倜傥，一卷书，一只笛子，边讲，边吹，边唱。学期结束时，没有其他考试，只在黑板上写一个词牌，让大家当场填词一首而已。用今天的标准衡量，我是不是应该说，先生根本就不会上课。
并不是他一个人如此。我多次听到前辈们谈论，也从许多回忆录中了解到，旧时代许多大名鼎鼎的学者很不擅长讲课，或者说很不守上课的规矩。据说有的教授竟然眼睛不敢看自己的学生，站在那里从头讲到尾，眼睛始终定定地看着窗外。有的教授口吃，吞吞吐吐说不清楚。尽管非常有学问，却表达不出来。更多的教授是故意逞才显能，在讲课时自由发挥，想怎么来就怎么来，想胡说八道就胡说八道。你来不来听，是你的自由。你既然选修他的课，坐在他的教室里，那么怎么讲就是他的自由了。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研究领域，可以说各怀绝技，但脾气秉性完全不同，讲起课来，谁也不受别人的约束。旧清华、旧北大、西南联大、旧中央大学，当年的名校里面这样的教授比比皆是。
课，总是这样残缺不全，到处都是不规范的教学，不规范的考试，教材混乱，师资鱼龙混杂。但是，他们带出来的学生都非常优秀。这些学生也特别热爱他们的老师，怀念他们的老师。这是事实，谁也不能不承认。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三
艺术上有所谓残缺的美。上课也许正需要这种残缺之美？一个学生，他渴望的究竟是什么？是在可以预料中被精确地设计，还是宁愿被各种意想不到自由地袭击？
静下心来，我回忆着自己当学生的切身感受。我从七岁开始读书，差不多当了二十一年的学生。遇到过知青教师、老干部教师、工农兵教师、师范毕业的正规教师、和学者型教师，甚至还有幸遇到过几位国学大师级的老先生教师。我敢说，大多数学生不会喜欢讲课严谨精确，一丝不苟。倒是那些个性强烈、天马行空的古怪老师，经常受到学生的欢迎，给我们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在我看来，除了花钱的学生家长，没有什么人会在乎课堂上究竟有多少知识点，他们在乎的是不要把听课变成一场苦役，一场与知识点搏斗的记忆较量。年轻的心灵总是愿意追随放纵，在快意的激情中，不知不觉完成对知识的占有。
我问自己，一堂课讲下来，能够成为一件完整的艺术品么？我想不能。教师不能只追求讲课自身的完美。你讲得非常完美，对学生来说不一定就完美。
这几年，我从事电视艺术工作，写了一些电视片的解说词。很长时间我才明白，解说词绝不能是一篇完美的散文。如果它完美了，那电视片就完美不了，电视画面会因为图解文字而变得支离破碎，跟在解说后面疲于奔命。镜头画面必须有它自己的延伸逻辑，解说词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配合画面出现。画面和现场声音已经说清楚了的，解说词就没有必要再来重复。解说词应该给人草蛇灰线的感觉，时而现身，时而隐匿，不能从头说到尾。镜头和解说词分开来看，都应该是残缺不全的作品，组合在一起阴阳辉映，才变成完美的电视艺术品。这种情形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教师的讲课和学生的听课，当然不完全与拍电视写解说词相同，但分则残缺，合则完美，道理与电视一样。我觉得教师一定要学会克制自己，绝不能一味追求把课讲得好，讲得精彩，讲得那样滴水不漏。
我更愿意把讲课看成是一场与学生周旋的游戏。邻居夫妇俩经常抱怨他们的独生女喂饭难，什么好吃的东西，孩子都不感兴趣，每顿饭都要折腾他们一、两个小时，常常是追着喂，玩着喂，讲着故事喂，甚至要打一顿再喂。弄得小夫妻俩和老人疲惫不堪。我知道这是他们当父母当得太卖力了，太完美了，以至于把他们的孩子纵容成了傻瓜接受者，丧失了最基本的吃饭本能。完美的哺育，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失败的周旋。就象我拼命要当一个好教师，成天挖空心思，试图把每一节课都讲得精彩绝伦一样。
教育是什么？教育不就是喂饭吗，不就是一些人把自己的知识能力喂给另一些人吗。你可以把食物衔到他们嘴边喂，也可以把食物藏在附近，让他们自己觅食；可以自己在那里吃给他们看，让他们纷纷模仿，也可以把他们绑起来，一个个掰开嘴强行填喂。教师和学生象在玩着太极拳大推手，双方的力量此消彼长，相互倚赖，相克相生。教师喂养得越不费劲，学生接受起来就必须越费劲；教师喂养得越卖力，学生接受起来就可以越不用心。想想也是，高度凝练的古典诗歌不容易理解，不象白话散文那样通俗易懂，过一眼就明白，但是它们却逼得读者慢慢进化出敏锐细腻的想象力和理解力，造就了读者丰富的内心世界；中国画非常抽象，中国的书法变化无穷，都不好懂，它们高傲而挑剔，拒绝漫不经心的欣赏，结果培养出欣赏者高雅深邃的审美情操与艺术品位。相反的例子是电影电视，尤其是电视，它们那么的生动直观，看起来不需要动任何脑筋。结果呢，看电视演变成了无聊的消遣，唯一的结果是在打发时间的同时，也打发了自己的心智和理解力。现代文明给我们带来的恶果之一，就是少数人的智慧使我们大多数人变得越来越愚蠢。食物制造得日益精美可口，而我们的消化系统却在一点点衰弱，功能逐渐退化。商品的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容易使用，而我们正在变得越来越笨，越来越懒，越来越象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傻瓜。
于是我反躬自问：究竟有没有必要把每堂课都讲得那样深入浅出，生动有趣？有没有必要整天琢磨着上一堂完美的课，精确的课？课讲得越精彩就越是好教师吗？看来未必。
我相信会有读者要激烈地与我商榷：大学的教育方式，应该与中小学不一样。数理化的上课方式，应该与文史哲不一样。对待好学自律的学生，应该与对待懒惰的学生不一样。不努力上好课，难道应该努力上坏课，马马虎虎对付学生，做一个不负责任的教师？这些意见我都想过，我尊重这些观点，这些非常符合唯物辩证法的科学观点。但我还是要请它们靠边站。它们太匠气了，太中庸而失去了力量，没有破坏性和创造性，更没有坚持人文理想，不值得让它们站在中间影响我们的思维。对待今天这样腐朽而又失败的教育方式，就应当有一种践踏的冲动，你别无选择。
在这里宣布精确完美的课不受欢迎，也就宣布了细心备课这件事必须予以驱逐。在我看来，备课是多余的，讨巧的，是一种刻于应对的算计。教师不应该这样仔细地备课，更不应该临时备课。作为文人，尤其不应该细备课，不应该倚赖临时的备课，甚至根本就不应该备课。我从心里诅咒备课。听我说一句，文人应该把那些备课的时间拿来喝酒读书，读天下一切有趣的书，管它是好书禁书，只要有趣就行。除了教材之外的任何闲书，都取来灯下佐酒，岂不快哉。而教材，不妨拿去烧掉，烧成灰烬，祭酒。
四
我倾向于把备课理解为一件坏事，丑事，甚至是某种恶行，近乎朝廷小人的奸佞行为，市井商人的欺诈动作。
备课是一种对知识的精确打击。海湾战争爆发后，据说全世界都被美国人的高科技战争吓坏了。他们的导弹竟然能够那样精确地攻击远距离目标，而不伤害到附近的无辜。这被称作外科手术式的打击。比起二次大战时期的伦敦大轰炸、东京大轰炸来，这种精确打击既避免了无谓的牺牲，也节省了大量军火，将战争缩小到最低的规模。可是读书不能这么干。读书就是要尽可能地扩大攻击面，进行狂轰滥炸。古人劝我们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从来就没有教我们急用先学，要用到什么再读什么。不管我们能不能做到古人那样的地毯式轰炸，来读尽天下的好书，至少我们应该大范围涉猎，尽可能多读一点。不能计算上课的成本和代价。这是天下读书人的共识，最简单的读书道理。备课，正是在这一点上背叛了祖宗。
它是典型的急用先学：明天要教什么课，今天就读什么书。明天要讲解多少，今天就准备多少。教材上让我说什么，我就按要求说什么。没有浪费一点备课材料，没有多用一点读书时间，成本消耗最低。在这种情况下，学生象是遇到了一个精明的商人，除了教材上的东西，什么都不肯多给。不是他不肯多给，他实在没有更多的东西可以给。他来之前算计得太精确了。
备课还在某种意义上欺骗了学生。他并没有博览群书，做到相关的知识都了然于胸。他不过提前一点时间，象学生一样学了学教材，而且还利用了教参资料，有现成的答案放在那里。他就这样临时强记了一番，划拉下几个要点，就跑去上课了。在我看来他不过是个偷步抢跑的伪君子，站在讲台上侃侃而谈，煞有介事，真好象什么都懂似的，早就上知天文，下通地理，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都在关心。我觉得，这种备课先生实在不配当老师，他只不过是一个学生，一个狡猾的学生。他利用时间差，成功地把教材上那一点不值钱的知识贩卖给了其他学生。他利用年龄优势和职业优势，算计了他的那群年幼的同学。他只能算一个商人，一个从事知识中介的小商贩。
苛刻地说，备课并不是读书。就象商人囤积了一大堆东西，并不是自己要用。他并不想永久占有这些商品，只不过在手上过一下，加了暴利之后要再去转给别人。教师备课所囤积的那些知识也一样，是急着要脱手的，急着要拿去炫耀，并且尽快变现成相应的职称、工资、荣誉、威望，不会真正被他的大脑所吸收。我当过多年的大学教师，我深信备课不叫做读书。尤其是那些临时抱佛脚的备课。那些备下的内容记得快，忘得也快，随记随忘，教完也就忘得差不多了。学生模仿这种投机方式来对付上课，叫做备书。来对付考试，叫做备考。不教不读，不考不记，随教随忘，随考随丢。象狗熊掰苞米棒子。大家都在应付一个仪式，一个叫做上课的知识转卖仪式。卖的人想：管他要不要呢，反正我已经给过他们了。买的人想：管他给的是什么呢，反正我伸着手作出要的样子了。教育这么神圣的事情，因为备课，结果变成了一场虚伪的客套和敷衍。不再有教师，不再有学生，我们都成了平时不读书、急来瞎对付的善于随机应变的小人。
备课总是试图将一堂课上得精确，规范，严密，科学，极度的高效，尽可能的完美。本来是自然而然的心灵交流，水流云在的情趣游戏，经过备课，变成了流水线作业，变成了为博取分数而战的僵硬技术。一切意外的邂逅，以及随之而来的会心一笑，一切智慧的突然碰撞的可能，一切遭遇挑战而束手无策的尴尬，都被事先扼杀在精确的计算之中。这是我所不喜欢的。去问问，孔子备过课吗？苏格拉底备过课吗？他们是怎样给学生们上课的，我们有谁知道？我们究竟应该把人当作标准件来生产，还是应该用人本的态度、生活化的方式来自然地影响他们？我曾经遇到过好些擅长开公开课的高级教师，他们常常为自己的讲课水平而得意洋洋。我非常尊重他们的劳动，也非常羡慕这种得意洋洋的神情。但是有时候他们骄傲是因为他们能够在讲完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听到下课铃敲响。他们觉得那是他们的真正水平。对此我实在不敢苟同。我只能说，他们确实非常有经验，一丝不苟地设计了完美的课。可惜，学生成了他这堂完美的课的奴才，成了他展示自己眼疾手快的标准件。这不好。
我所梦想的好课，应该完全抛开备课笔记，抛开教材，凭着自己平常读书所积累起来的才、学、识，也就是个人的才华、知识、见地，用文人火山一样的激情，冰雪一样的理智，鹞鹰一样的眼光，圣人一样的良知，去纵情高谈阔论，大化无碍任奔驰。象长风，卷地而来呼啸而去，象瀑布，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一泻千里，象野马不受任何拘绊，仰天嘶鸣，象狡蛇灵活地出没于草丛中，总是见首不见尾，象雪天遇到远方的朋友来访，围炉话旧，既亲切又陶醉，象公堂上遇到了敌手，不得已要挺身舌战群儒，既咄咄逼人又娓娓动听。你口若悬河，旁若无人，你锋芒毕露，汪洋恣肆。你可以让学生目瞪口呆，感到不可理喻；也可以让学生哄堂大笑，感到从未有过的痛快淋漓；你可以让学生眼睛潮湿，感到莫名的痛苦和悲凉；你也可以记错某些细节，观点偏激，只能备一家之说；你可以不沿着规定的教学计划，离题万里，大谈特谈你目前所关注的话题……这些，都不影响它成为一节令人难忘的好课。但是，你不能没有激情，不能没有自己的思想，不能没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如果你所讲授的内容全部是在那里重复教材上的东西，如果你叙述得清清楚楚，但却平平淡淡没有课魂，如果你一味想把文化的传授变成枯燥乏味的考试技巧传授，那么无论你的课多么有条理，多么扣紧教材，计算精确，都只能是误人子弟的垃圾课，无聊课。你应该想到，学生没有你也许更好。
这哪里还是上课，这简直是放纵自己，对学生不负责任。你会摇头说。你还会说，医生要先备皮，然后才能做手术；工匠要先备料，然后才能造房子；商人要先备货，然后才能生意开张。古代人出门远行，必须先在家里备好上路的干粮，然后才能动身外出。什么事情不作充分的准备，能够做好吗？教师怎么能够不备课呢？
如果有不满的家长这样质问我，我只能回过头，用悲悯的眼光看他。我会为他的孩子深深担忧。这些家长怎么就没有想过，备皮、备料、备货、备粮，与教师的上课备课全然不同。那些都是准备些简单的东西，是做具体的事情，而上课，是要备一个活生生的人啊。岂止是准备一篇两篇教材，三本两本书籍，要教好书，得要有十年二十年的资格素质的缓慢培养。教师要做的准备，不是写几行字、翻几页参考书这样的具体事情，而是去耐心地复制传统文化的整个基因。要谈备课，得备人生的大课，备人文素养和人格精神的大课。学生在校读书，就是他们整个人生阶段的备课。文人每天的书画翰墨、诗酒文章，纵论天下，谈笑人生，就是他们所必须备的课。他们每天读书论道，关注周围的现实生活，你以为那不是在备课？那正是他们必须下功夫备好的最重要的课啊。当我们这样做了之后，我们才能够产生表达的欲望，产生传授知识和想法的冲动，只等有一个讲台给你，只等有一群学生坐在你面前。胸中积累了千言万语，何愁上不了那些具体的文史哲课程。
所以，我忍不住要劝当教师的文人朋友，别去整天备课，把你的那些备课笔记投到火里烧掉吧，找出《芥子园画谱》来，找出《史记》来，擦亮你的酒壶，和你的眼睛。
五
我不仅诅咒备课，而且痛恨教材。没有教材，教师不至于这样投机取巧地沉溺于备课；没有备课，天下也就不会冒出这么多自称是大法的教材。备课和教材，共同合谋了一场对学生的欺诈。
我见识过许多教材，如果你想问我的看法，我只能说，教材恐怖。教材假如也算书的话，那么它是天下最没有书味的垃圾书。就象太监是最没有人味的废人一样。我认为如果没有教材，这个世界会更加美好，天会更蓝，水会更碧，生命会更加丰富多彩。
教材之所以让人厌恶，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所兜售的并不是最好的东西，而是曾经被认为是最好的东西；不是教育家认为最好的东西，而是政治家认为最好的东西。这就不好玩了。以大学为例，当年我教的文学史课程，指定教材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以及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等几种。八十年代中期，这些教材就已经让人难以忍受了。它们评价古人，总是绕不出爱国主义诗人、同情劳动人民这样的陈词滥调；谈论作品，总是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那一套嗑，守着阶级性人民性的政治思维方式，不敢有所逾越。看到它们不分青红皂白地赞美一切农民起义，丑化和咒骂一切封建上层建筑，总是担心学生会被教唆坏了，会误以为中国几千年文明都是罪恶。
所以我不愿意用这样的教材，我宁愿自己编写，自己印发，按照我认为客观真实的历史脉络，给学生描述另外一个鸢飞鱼跃的人间世界。其实，象我这样做的教师，大学里比比皆是，几乎成为一种风气。教师践踏教育藩篱，蔑视指定教材，在学生面前无情地嘲弄教材，在我看来，并不是要抬高自己的身价，借以赢得学生的尊敬，而是要让学生站在文化潮流的最前沿，接触到现在我们认为是最好的东西，最值得来学习的优秀文化遗产。至少，也要让学生见识见识对权威的挑战，看看什么是观点的较量，结论的决斗，什么是思想自由。
相比之下，中学教师对教材的依赖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中学教材的严重过时和泛政治化，情况更为严重。我妻子是中学语文教师。有一天，我看见她在备课，课文竟然是周立波长篇小说《暴风骤雨》的节选《分马》。多么遥远的革命年代啊，道德纠缠着激情，激情纠缠着体制。我问她，十多岁的孩子，能够理解这种无偿的财产大分配吗？还有一篇课文《愚公移山》。我不知道生活在今天这样一个知识经济时代，教师怎样来解释这些极端的观念。然后我检视了其他年级的语文教材，这些陈腐的教材真是让人叹息不已。想不到进入了二十一世纪，我们的中学教材仍然还是这样一些东西，还是充斥着革命先烈的牺牲事迹，人民领袖的政治说教，文坛斗士诘屈聱牙的论战杂文，以及杨朔、秦牧、刘白羽等人的样板戏式的散文。
想起有学者愤怒地说：“最最可悲的例子也许是那名噪一时、为整整三十年的中国文坛提供了完美无缺的散文模式的杨朔。这个人把中国文人的丑陋和中国文体的丑陋都发展到了极致。那样的不敢正视现实，在尸骨遍野的一片死气中，竟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了胜过天堂的蓬莱仙岛。文风上是那样的矫柔造作，那样地充满八股气，那样地枯燥，那样地无病呻吟，牵强附会，拿腔拿调，那样地千篇一律。每一个文字都充满了叭儿狗的媚笑和媚笑后的沾沾自喜。这几年来，每一次不得不在中学讲坛上大讲杨朔们的散文时，我就象进了地狱一样充满恐惧和绝望。这样罪恶的文字仍在流行，仍在腐蚀下一代的心灵。”（摩罗《丑陋的中国文人》）
我同意把这样一些教材称作罪恶的文字。重新审视一下近百年来中国文坛的创作，客观评价评价那些保守派文学、白区文学、台湾文学，我们眼前的王国维、胡适、林语堂、瞿秋白、徐志摩、朱湘、梁实秋等等文学大师，是那样的璀璨夺目，熠熠闪光。在他们面前，样板散文的浅薄幼稚显露无遗。那些廉价的同情，幼稚的比喻，空洞的赞美，那些八股式的文章结构，虚幻的理想主义豪情，今天任何一个二流作家都会嗤之以鼻，不会去正眼瞧它们。我禁不住想，非要拿这些低劣的东西喂养我们的下一代吗？这些东西，谁有勇气拿到世界上去，与其他民族、其他文化的教材放在一起？我们的后代今后会怎样看我们？
如果你说，那我们赶快来修订新教材吧，每年修订一次，这些问题不就解决了吗。那你还是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再完美的教材，还是个教材，不会成为真正的书籍。就象有位朋友曾经告诉我说，一头猪，你把它牵到巴黎艺术殿堂转一圈回来，还是一头猪，不会成为一个艺术家。
我们常说教师是辛苦的园丁，这个比喻可真是恰当：教师手里拿着花匠剪刀，把一片片高低参差、自由生长的树苗和花草，修剪得整整齐齐，一点差别都没有，一点自由的个性都没有。按照教材规定的标准，让他们读一样的书，讲一样的话，写一样风格的文章，做一样的人。然后踏着整齐的步伐，走向社会。对于社会这个大花园来说，风景确实好看。到处都被修剪得整齐划一，美如地毯。只是活泼泼的人成了千篇一律的草芥，成了微不足道的螺丝钉。
其实我觉得，把教师形容为园丁还不够形象，还看不出教材的作用来，不如把他们形容为翻砂工。在翻砂工手里，剪刀变成了模具，随心所欲的修剪变成了规范的操作程序，学校变成了生产人的流水线，教材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想想真是，不要说教材总是那样陈腐了，再完美的教材又能怎么样呢？它们都不过是一种模具而已，用来翻造统一规格的标准人才。这种翻造工作多么简单啊，容易操作，容易管理，也容易检验，到了升学考试的时候划一个尺寸就行了。哪里还需要教师各显神通，去发挥自己的特长呢。从社会的劳动成本来考虑，这是最节省的运作方式。从大规模复制知识的难易程度来考虑，这又是最简便的手段。只不过，这还是什么教育么？这是否更象是一场阴谋，一场把人饲养起来达到某种目的生产游戏？
爱因斯坦极端厌恶这种类似于军事化的制度。他在谈论自己的信仰时说到群众生活中有一种最坏的表现：“一个人能够洋洋得意地随着军乐队在四列纵队里行进，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使我对他轻蔑。他所以长了一个大脑，只是出于误会。单单一根脊髓就可以满足他的全部需要了。文明国家的这种罪恶的渊薮，应当尽快加以消灭。”
想起王小波也曾经告诉我们，不要象猪那样被饲养起来。这不是笑话。假如我们是猪，我们要去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这是我们每个人的尊严，是生命应该拥有的自由。
在憎恨教材的情绪下，我是那么怀念圣人孔子，怀念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遥远的上古时代，他们没有固定的校舍，没有固定的上课时间和上课方式，没有固定的教材。一个圣人式的先生，带着他的一群学生，就这样行走在大自然中，裸露在社会生活的现场。一切都是通过最直接的言传身教，来达到教育的目的。就象母亲在带大自己的儿女，动物在带大自己的幼雏。要什么教材呢？让我们感慨不已的是，人类的教育没有去模仿这种自然生长方式，相反，动物的自然生长却在人类的强迫下，进入了流水线的机械化生产。有校舍：饲养场。有教材：配给饲料。有固定的上课时间和上课方式：定时喂食喂水。最后，每一只鸡或者猪都达到一样的体重要求，可以毕业了，于是出栏。
我知道，今天这个社会已经不能没有教材，更不能没有统一的、可以进行考试的教材。否则整个教育会陷入瘫痪。但这不等于说教材就是好东西，不应当批判。隐君子一旦吸不到毒，会倒在地上痉挛抽搐，口吐白沫，痛苦得想去死。只有继续吸毒才能够缓解症状，使他恢复到正常人状态。我们总不能因此说毒品是好东西。教材，这个世纪毒品，即使今天我们还不能消灭它，至少，我们可以一起来诅咒它，痛恨它。
六
上帝居心叵测。据说它让西方的思想文化逐渐成型，每一代人都不断往上添加，使之变得更完美一点，于是就越来越好；而东方的思想文化是一次成型，一经创造出来就达到完美的极致，后代人只能发挥它、理解它、阐述它，而不可能超越它，这样不断减少，于是思想文化就只能越来越差。所以东方才慢慢落后，让西方追了上来。我虽然不相信这种鬼话，但是验证历史和现实，常常就见了鬼，好象真有那么回事。
这种假说倒是从另一个方面点醒了我们。中国的儒家文化强调圣人政治，先有完美的圣君，例如周文王那样的人，然后才有美政，才能够教化天下，产生遵章守法的良民，导致一个理想的大同社会。这种文化最致命的要害在于，它假设天下需要一个完美的教师，即一个理想的圣人来给人们膜拜；假设天下所有的百姓都愚昧无知，需要进行开化教育和同化教育，叫做来远人，化四方。它把天下人一律假定为自己的学生，把治理天下简单地理解为上课。于是，完美的思想作为全社会的精神教材，也就应运而生。
尽管我热爱孔子，但我仍然厌恶这种上课文化。我觉得，它会慢慢窒息社会的生机，最终让这个社会变成一具僵尸。比如，有些人会死守着教材讲课，不允许学生质疑教材内容，不允许学生去学习教材以外的东西，甚至不允许学生下课，作其他课外活动，全部生命的意义只能是听课。再比如，有些人会总是努力当一个好教师，不断给别人上最完美的课。他们为了强调课堂纪律，会不惜压制学生的自由天性，把天下变得鸦雀无声。为了能够把教材完整地灌输给学生，不惜采用强迫性的学习办法，把学习变成一场真正的苦役。还有可能，长此以往，天下人会只认识这些完美的教材，而不认识教材以外的任何知识。会把其他一切知识都看作邪教异端来加以排斥。会把天下的一切学问，都变成对教材的分析注疏、发挥理解，而没有其他任何想法。象科举时代的儒生们对待四书五经那样。所有的人都是一种完美的思想，一种类型的知识结构，一种规范化的思维方式，最终是一种层次的低下智商。最不能容忍的是，上课文化根本不相信天下还会有比教师更聪明的学生，还会有比教材更好的书籍，比上课更有意思的事情。尽善尽美的极致已经被供奉在那里，我们只能学习，不能挑战。挑战会被认为大逆不道。
更重要的是，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完美。不可能有完美的课，完美的教材，也不可能有完美的思想，完美的社会。陶渊明给我们虚构了一个想象中的桃花源，托马斯·莫尔给我们虚构了一个尽善尽美的乌托邦，柏拉图给我们虚构了一个理想国，康帕内拉给我们虚构了一个太阳城，都是虚构，没有一个能够找到。两百多年前，法国的雅各宾政治家们充满激情地尝试了一次，结果失败了。国王走上了断头台，千万个人头落地，法国大革命建立起来的理想国，也匆匆走上了历史的断头台。后来，世界上许多民族都不顾一切地尝试过建立完美的社会，包括中国，但都失败了。直到今天，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梦想建立一个纯洁的伊斯兰国家，最终也没有成功。顾准当年在中国人疯狂建造理想国的时候，沉痛地说过一句话。他说：我的研究结论是，尽善尽美的天国不可能降临人间。
为了证明治理天下确实有可能变成上课，我给读者提供一个例证吧。中学里面经常会上公开课。所谓公开课，就是可以让家长或者别的教师前来旁听的完美精确的好课。通常由学校最优秀的教师来开设。我听过许多这样的课，这种课已经变成一种展览，变成了对外的公开表演示范，非常虚假。一切过程都事先设计好，甚至事先演练过，提问什么，谁来回答，上课的时候装再模作样表演一番。对此，我们早就习以为常了，不觉得有什么不妥。直到有一天，一位已经从政的朋友告诉我：他今天去开了一个已经被开过的代表大会。这使我吃了一惊。还有已经被开过的会？原来，那个神圣的大会，已经被一小部分人事先开了一遍，一切都已经程序化地安排好了，连大会决议和选举结果，都已经在会前草拟打印好了，一份份放在文件袋里。只等代表和记者们前来见证这堂完美的大会。这不就是典型的公开课吗？
所以，我才这样厌恶精确完美的课。它只鼓励教师聪明，却把天下的学生变得越来越弱智。它让我们沉溺于完美的理想而漠视现实，不仅虚幻，而且虚伪。
拒绝精确完美 电视编导 132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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