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死，可是我不敢。”这是台湾兰屿达悟族老人的普遍心声。在该族的传统观念里，照顾生病的老人会引来恶灵。于是，许多老人只能在孤独中悲惨地死去。
不过，现在这一切已经在慢慢改变了——因为一位年轻护士用她的摄像机告诉世界：“我宁愿选择生命被看见。”
一
“现在是白天吗？”一位满脸皱纹、头发蓬乱的老奶奶神情恍惚地从地上爬起身问。
因为无法行动，她用一条破旧的毛毯裹着枯瘦如柴的身躯，躺在木板上度过一天又一天，这种足不出户的生活已让她分不清白昼或黑夜。她已经饿了很久，当义工拿来食品时，她立刻狼狈地吃了起来，饭粒沾满她的嘴巴……
这就是张淑兰拍的纪录片《面对恶灵》。里面一个个镜头让人觉得像是从白晃晃的阳光下走入幽暗隧道，顿时眼前漆黑一片。
《面对恶灵》的播出，扭转了许多兰屿老人的命运，也促使当地年轻人反思传统禁忌对老人生命的戕害。
二
像一般的达悟族女性，张淑兰个头不高，有着鲜明的轮廓。今年31岁的她22岁开始做卫生所护士，25岁起便承担了开展兰屿居家护理的工作，经常一个人骑着摩托车挨村探视久病的老者。
也是从25岁起，她开始拿着摄像机拍老人、拍兰屿、拍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不为人知的故事。
不过，在找到该走的方向前，她也经历过年轻人的彷徨与躁动。
国中毕业后，张淑兰从兰屿被保送到台湾念护校。
好不容易考上专科学校，同学好奇她兰屿原住民的背景，常问她很多关于兰屿的问题，她却答不出来。这才让她惊觉自己对故乡认知的贫乏。
终于，在22岁那年，张淑兰回到兰屿卫生所担任护士，要一展回报乡土的抱负。但她那还没经过沉淀的热情，很快就在繁杂的工作中消退了。张淑兰觉得自己的工作与理想不符，心情郁闷到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有精神病。
就在此时，主管派她到台湾接受居家护理师的训练。受训期间，张淑兰跟着外籍修女到贫困地区拜访修女的“朋友”。他们当中有瞎眼的，也有不能行动的，他们知道修女来时那种兴奋的神情，还有对修女的期待和依赖，让张淑兰万分讶异。
这一切改变了她的人生态度。她想：“我不断地在抱怨什么？”训练结束后，张淑兰马上投入居家护理的工作，一做就是6年。
三
在兰屿，年轻人多半到台湾工作，也没有任何专职照顾老人的机构，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达悟族人习惯将一切恶运都归给“恶灵”，他们深信人老了晦气就上身，照顾老人会引来恶灵……
所以，达悟老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后，会要求子女为他们搭盖临时屋，从此与子女分开居住，希望借助分离换来下一代的平安健康。身体尚好时，他们还会回家与子女一起吃饭，但是一旦生病，就只愿意让子女送饭到临时屋来。
因袭的传统使得张淑兰要照顾老人时被他们拒绝，或被家属排斥，甚至有人怀疑：“她是不是需要病家给什么回报？”
“你们帮老人洗澡，晦气会不断冒出来覆盖你们……”
“孩子回去吧，我已经知道你们是谁了……”
纪录片里，一再传出老人不安的声音。有的老人担心自己的病拖久了，孩子们被误认为不孝，会以绝食早日结束生命，甚至叫孩子将他们直接抬到坟场；有的对生与死都失去勇气，只能将自己关在黑暗中，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在恶灵的魅影下，老人的生命显得卑微渺小，医疗科技的不发达，加上代代相传的禁忌又没人敢打破，这一切使得极需照顾的生病老人，不得不隐身在简陋的临时屋中，寂寞地度过残生。
四
面对这一切，张淑兰反而更加坚定了决心：“如果我知道这个生命还有救，我就救到底，为什么要见死不救？”
曾有个阿婆对前来探望的张淑兰大发脾气，拒绝接受清洁和护理——长时间卧床加上就地大小便，她长了很大的褥疮，流着恶臭无比的脓疡。她的绝望转为了愤怒：“你不要来了！我没救了，给我再多的护理都没用！”
无计可施之下，张淑兰想起阿婆是基督徒，便用激将法：“谁说你要死了，你的生命又不是你决定的，是上帝。”
阿婆嗫嚅地问：“真的吗？我还有救吗？”她开始接受治疗，后来慢慢好了，现在的她还常以亲身经历鼓励别人。
兰屿有太多的老人需要关怀与照顾，居家护理的工作也不只是慢性病的追踪与照顾，还包含重症病患长期看护、临终病人的安宁医疗……张淑兰分身乏术，许多老人望穿秋水，殷殷盼望亲如女儿的她来陪伴他们谈天说笑，但等不及再见她一面便过世了。
她知道，自己必须想办法让更多人知道老人的窘境，从而愿意加入照顾和陪伴的行列。
五
张淑兰首先要做的，就是打破年轻一辈对衰老的恐惧和对恶灵的迷信。
她想：千言万语也不如一个真实影像有力。因此原本就爱到处拍照的她开始学录像，然后拿着录像带挨家挨户播放，召募义工。
这些录像片带着兰屿年轻人进入一个他们未曾发现的世界：躲在暗处垂死的老人、满头乱发的老人、睡在肮脏室内的老人、拒绝护理的老人……很多人看了深受感动，下决心加入义工行列。
就这样，张淑兰边拍边找义工，也顺便记录义工工作。一对命运坎坷的老夫妇又推着她走到了另一个新领域。这对孩子不在身边的老夫妇，阿婆瞎眼、阿公中风，他们主动要求张淑兰拍摄，希望他们悲惨的困境能让更多人知道。拍摄过程中，阿婆提到下大雨时无法快跑，只能任雨淋，张淑兰的脑海浮现出大雨中年迈的阿婆无处求授的画面，不禁失声痛哭。
那天离开阿婆阿公后，那种辛酸仍让她边骑车边掉泪。她突然想到，如果把他们的故事拍成纪录片，也许能改变他们的生活。
后来，朋友介绍她认识了一位纪录片导演，导演为她写了计划书，结果计划书一举通过台湾文化艺术基金会的审查，从而造就她的首部纪录片《面对恶灵》。
《面对恶灵》的播出在兰屿是项创举。因为，这无疑是挑战传统，把族人隐讳的话题摊到阳光下。风烛残年的无奈、悲惨、黑暗，赤裸裸地被传达出来。纪录片有组织的内容比起之前片段的影像，更能挑动观者每一根神经。
许多族人看了受不了，再三通过张淑兰的父亲告诉她：不要再放了。
六
张淑兰没有听父亲的话，她向父亲解释：“我宁愿选择生命被看见。”
纪录片继续播映，越来越多的人被感动，并加入义工的行列。如今，张淑兰的义工队伍已增加到70人。他们的身影渐渐深入人心，人们从排斥、疑惧义工，转而接受、期待，甚至像孩子般依赖义工。
张淑兰的下一部纪录片叫《最后的别宿》，其中的女主角之一是一个近90岁的阿婆，她给张淑兰起了一个母语名字“希玛尼芮”，意思是“没有饭吃的人”，在达悟人的语言中这是种祝福，祝福不夸耀的人永远衣食无忧。
越过《面对恶灵》的挑战，《最后的别宿》想说的是独居老人的快乐，就像这位爱哼歌的阿婆。
张淑兰说，她有一个梦想，希望到她四十多岁的时候能够在兰屿盖一座安养中心，除了照顾老人，也可提供精神病患者托育和学习的场所。
看来她要忙的事还很多，她要走的那条路，还在不断地拓宽、延伸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