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丈夫基山原本住在德里。他任职于一家银行的资深管理人士之后，每三年便会被派到另一座城市工作，所以我们在2006年来到了班加罗尔。我们移居那里之后，雇了一个名叫吉塔的女仆。 尽管吉塔很羞怯，但还是在来到我家
我和我的丈夫基山原本住在德里。他任职于一家银行的资深管理人士之后，每三年便会被派到另一座城市工作，所以我们在2006年来到了班加罗尔。我们移居那里之后，雇了一个名叫吉塔的女仆。
尽管吉塔很羞怯，但还是在来到我家不久就与我谈起了她的私生活——倾诉一个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心声。她的丈夫几乎每个晚上都殴打她，并且将她辛苦赚得的钱用于饮酒和赌博。这些钱原本应该用于抚养3个幼小的孩子。
一天傍晚，在与两个女儿一起吃饭时，我向丈夫谈起了吉塔的悲剧。他表示，无论丈夫和妻子之间发生了什么事，都是家庭的私事。他还劝告我应该把精力放在关注女儿的学习上。我于是同意了这个观点。
吉塔在两年间每天都来我家工作，而她遭受折磨的证据也每天在我面前晃动——由于挨打，她的脸部总是青一块紫一块，且浮肿得很厉害。我感觉到她的状况愈来愈糟糕，但除了稍稍表示同情外，我没有做出什么实际行动来帮助她。
我们的生活仍在继续着。丈夫的事业颇为顺利，我们之间的关系一直很融洽，共同为我们两个美丽的女儿而自豪。
这种日子并没有持续很久。我注意到大女儿迪皮卡似乎在她新闻专业的学习中遇到了波折。我去拜访她的教授，获悉的却是令人震惊的消息：迪皮卡已有4个多月没有来上课。我简直要崩溃了。
基山和我当面质问迪皮卡。她承认自己打算放弃学业，嫁给一个在大学里认识的男青年。我们态度坚决地告诉她，在人生的这一阶段就结婚绝对不行，她必须拿到学位。
迪皮卡很固执，不听劝阻。我们之所以担心，是因为她的男朋友是一个退了学的人，没有工作还酗酒。我觉得如果迪皮卡将婚礼推迟，我就有时间改变她的想法，然而事与愿违。
迪皮卡开始频频参加深夜的聚会。当我试图约束她时，她却以自杀相威胁。没有办法，我只得同意让她嫁给一个酒鬼。
在女儿举行婚礼后两个月的一天深夜，家里的门铃响了。门一打开，迪皮卡哭泣着一头扎进我的怀里。我将她扶到屋子里，就看到她脸、脖子和胳膊上到处是淤肿。迪皮卡向我们叙述她的丈夫酗酒后殴打她的情景，我马上回忆起吉塔曾向我诉说的那些可怕的事。
迪皮卡逃回娘家后，我极力想找到一个能说服自己的理由。为什么我的女儿会遭遇这一后果？难道不是因为我这个做母亲的忽视了作为人类的责任，拒绝帮助自己的女仆吗？难道不应该对我们自己敲响警钟，告诫自己应该尽一份力量来阻止任何不公正，而不管此事发生在谁的身上吗？
我感到心都要碎了。我和丈夫总认为家庭暴力只会发生在穷人家庭，而富有家庭和具有现代素养家庭的子女，婚后的生活总是幸福的。
当我询问迪皮卡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对自己受到的虐待保持沉默时，她回答道：“妈，每次我想要拿起电话告诉你这些事时，我都会想起吉塔面对过同样的命运，爸爸和你总是不肯吱声，从不干预。事实上，爸爸很明确地要你别插手，因为这是丈夫和妻子之间的争议。所以我除了让自己成为一个保持沉默的牺牲品，又能有什么办法？”
袖手旁观的行为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我找到吉塔，让她带着3个孩子搬到我的家中。我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来保护我的女仆和我的女儿不再被人虐待，我要让她们生活在一个有爱心的环境中。
我联系了一个律师，他向法庭递交了起诉状，指控吉塔的丈夫和我女儿的丈夫对妻子实施家庭暴力和折磨，要求离婚。多亏上帝的恩赐，我们起诉方以强有力的证据和证人最终打赢了两场官司。
尽管吉塔和迪皮卡获得了她们需要的帮助，但我们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家庭暴力受害者都能得到这种援助。于是，我们来到附近的警察局，请他们通知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与我们联系。我们将自己的经验告知这些妇女，为她们提供法律上的指导。
随后，我们创建了乌尔迪梅特（ultimate），一个在班加罗尔地区和附近村庄服务的非政府组织。它的宗旨是唤起妇女们的法律意识，提供免费法律援助。这个民间机构还提供各种培训，包括绣花、缝纫、基本电脑操作、油漆技术、园艺，并组织村庄里的妇女们自由讨论社会问题。
迪皮卡后来再婚，与丈夫幸福地居住在琛纳，并生了一个男孩。在我丈夫又调到德里后，吉塔也返回了自己的家乡，并继续为乌尔迪梅特工作。这个组织目前由班加罗尔的一群教师运作着。
回顾往事，我意识到如果我早一点帮助吉塔，就可以为我的女儿树立一个正确的榜样，避免我们一家人遭受那些痛苦。我如今懂得，我们不应等到家庭暴力敲响自己家门时才申诉自己的权利，贡献自己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