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些年，我还是负责为报社报道各种案件的记者。我正加速赶往案发现场，抢夺那些能够争夺读者眼球的“独家猛料”。听广播里介绍说，一位老人在家门前的便道上倒车时，意外地将几岁大的孩子碾在车轮下，血肉模糊。孩子当场身亡。又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天灾人祸!
当我到达时，警车和各种新闻媒体已经将现场围个水泄不通。我努力朝里面挤了挤，终于瞥见一位身穿棉布衣、站在轻型货车旁的老人。所有的闪光灯都“噼里啪啦”地朝他闪个不停，所有的麦克风都争先恐后地递向他的嘴边。老人看上去十分迷茫，机械地回答着各种提问。大多数时间，他只是翕动着嘴唇，眨着眼睛，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过了一会，记者们放弃了对老人的纠缠。他们跟随警察走进白色的小屋。直到今天，我依然记得老人和我交谈的画面。遭受重大创伤的他低头望着孩子倒下的地方。房子周围是块刚挖好的花圃。里面还堆着黑黑的肥料。
“我刚把车倒在那，本打算把肥料播洒一下，”老人悲伤地说，尽管我什么也没有问。“我不知道我的小宝贝也跑到了门外。”他伸手指指花圃。然后又无力地垂落下来。很显然，他再次陷入深深的自责与痛苦的悔恨中。我离开他，向屋里走去。希望能找到孩子生前的照片。
几分钟后，我终于搜集到足够的细节和小女孩一张5寸照片。我又去厨房转转，警察说，孩子的尸体就放在那。这时，警察、记者们和摄影师们都带着自己的“成果”满意离开，我终于有机会走进厨房探视一番。于是，我看到下面的场景：
塑料贴面的桌子上是一张雪白发亮的床单，里面裹着小女孩娇小柔弱的尸体。丝丝光线通过窗户照射进来，给它抹上一层圣洁的光辉。不知道老人是何时摆脱人群的叨扰，来到桌子旁边的椅子上坐下。他侧面对着我，根本没有意识到我的存在。老人正望着孩子的尸体发呆，仿佛世界的喧嚣与他没有任何瓜葛。
房间里出奇地安静，我看到，老人向前倾了倾身子，伸出不断颤抖的胳膊，从头到脚，一遍遍抚摸孙女的尸体。过了好长一会，他又把脸悄悄贴在孩子身上。仿佛害怕把她吵醒似的，动作轻柔而细腻。然后他保持这样的姿势，像雕塑一样纹丝不动。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一张唯美、极具震撼力的照片即将产生。我估测了一下室内的光线强度，调整好镜头和距离，拧亮闪光灯泡。举起相机，准备将这幅难得的画面记录在胶卷上。如果拍摄出来，这张照片的每一部分都完美得无可挑剔：穿棉衣的老人，闪耀在阳光下的白发、裹在被单里的孩子、挂在窗边墙上的世博会纪念品烘托出这个家庭的简朴气氛。窗外。警察们正检查那个肇事的车轮。孩子的父母悲痛地拥抱在一起。
我在那里站了很久，却迟迟按不下快门。职业的敏感告诉我，这张照片有太大的叙事价值。不能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然而我又不愿意闯入这位可怜老人内心的悲恸世界，撩开他的伤疤，展示给各位报纸读者。
最终，我悄悄放下自己的相机，偷偷地走开了。回去的路上。我总在思考一个问题：我是否有资格当一名新闻记者。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放弃。当然，我也从不敢告诉上司和同行我错失了多么完美的一张图片。
每一天，报刊杂志、新闻广播都会展示数不清的、表达痛苦与绝望的图片。普通人的不幸遭遇反而成了满足大家猎奇心理的娱乐手段。每当看到这些新闻时，我都会想起那一天。
当然，直到现在，我都固执地认为我是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