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世亨移动鼠标。苹果电脑里开始播放当年的歌曲，穿着宽衣裳肥裤子的黑人小孩开始无所事事地游荡。“这是RussellSimmons的歌，一首叫《DearMama》，一首叫《KeepYourHeadUp》，讲的都是不回家的小孩的故事。当年我们除了迈克尔·乔丹，最喜欢的就是他。不过后来他被人枪杀了。”
2009年冬天，陈冠希29岁，潘世亨28岁。假使真要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回忆往事，那么画面简直就跟歌里唱的一模一样。至少，在陈冠希的记忆里，这不是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倒更像《阿飞正传》或者《美国往事》。
“我9岁从加拿大回香港。15岁认识Kelvin。他比我小一个年级。在国际学校，我有很多朋友，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有。我已经是老大了。Kelvin跟着我，帮忙做了很多事情。他很想成为我们的一员。我们抽烟、喝酒。凌晨三四点回到家，发现爸爸还是没回家，家里还是没有人。”
“家里都不太管我们，放学了也没地方去，慢慢就混熟了。”潘世亨说。
潘世亨和陈冠希一样，也是单亲家庭的孩子。他的父亲是一家美资建筑公司的职业经理人，长年出差在外。当年，他住渣甸山，陈冠希住中环，他去过陈冠希家，被他家漫画书之多给惊着了。不过他最羡慕的，是陈冠希能够在13岁的时候就拥有一部摩托罗拉蜂窝手提电话。
古惑仔的故事仍然在上演。这个季节，一过晚上十二点，在香港兰桂坊和湾仔酒吧街，你能够见着很多这样年纪的男孩子，他们一样穿着限量版的牛仔裤和球鞋，T恤和卫衣外套都是最时髦的款式……不过，陈冠希和潘世亨已经跟他们不一样了。采访的前一天下午，我们在铜锣湾的CLOT办公室见到陈冠希。他穿着自己新设计的一件带帽运动外套，指给我们看，那两只布里克小熊玩偶是他亲自设计的。听说他的背包里长年放着一个笔记本，他一有空就会在上面写写画画，设计新的图样。他身上穿的褐色花纹的卫衣，就是2009秋冬新的服装系列，叫做“从黄昏到黎明”。他在运动外套的拉链上缀上一颗又一颗施华洛世奇水钻，方便全天穿着。“我们崇拜24小时工作的人。”他说。
“我已经不喜欢玩了。”潘世亨说，“这5年来，我每天都在想工作的事情。一天不工作，我就觉得不爽。”
如果说陈冠希和潘世亨的搭档算是个摇滚乐队的话，他们一个像是主音歌手，一个像是制作人。陈冠希负责所有产品的想法和设计。他是个有艺术家脾气和远见的人，经常有很多天马行空的疯狂创意。和陈冠希相比，潘世亨更加理性、冷静、关注细节和执行力。“他就是公司的吉祥物，他帅，穿什么都好看。我胖，老是在后面打电话，做无聊的事情。一般客户都是我们两个一起去见，然后他就闪了，我在后面跟进。”
有一段时间，陈冠希和潘世亨因为公司业务来往密切，他们甚至租住在同一所公寓里。关于这段生涯，潘世亨语焉不详，倒是陈冠希愿意略微谈谈。
“我们是兄弟，但是每天下班回家也要为工作争执。后来我们都搬出去住，情况就好多了。我从娱乐圈学到了这个道理——我爱你，但是你还是不能拍这部电影。生意就是生意，哥们就是哥们。没有永远的商业伙伴，但是义气是永远的。”
一个是梦想家，一个是经理人。2009年春夏，CLOT推出了陈冠希设计的“TheColorofEmotion”系列服装，以蓝、黄、黑、绿、红五款颜色主打，每种颜色代表当天的心情，供搭配穿着。这个创意在推出市场之前遭到了潘世亨的反对。
“他觉得这太复杂了，市场接受不了。但是我很坚持。我是老板。和陈冠希合作，一定要懂得我的风格。在设计上，他要尊重我，在市场上，我尊重他。比如，我们台湾的店面我觉得要400平米，他觉得200平米就够了，我听他的。”
陈冠希是个工作狂。他在自己所到之处营造出了类似家庭和工作室的氛围。有时候，他去朋友家打游戏，也会随时打电话把工作人员约过来，一边玩一边开会讨论商业计划。他是一个自信的明星人物，在追光灯下过惯了，他的光环曾经让潘世亨很不适应。
“别人觉得我像他的影子。我很不开心。朋友之间也有竞争。”他说，“不过一觉醒来，我还是爱我的工作。”
陈冠希不只是一个工作狂，他还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拼命地工作。2009年11月20日，CMD旗下的歌手DJTommy推出了一份USB唱片，里面收录了一首陈冠希的歌曲，名叫《问世上有几多爱》。陈冠希原计划把这首歌收录在2008年1月推出的个人专辑中，专辑的名字就叫做《钱》。这项唱片出版计划虽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被搁置了，不过这些歌词简直是了解陈冠希的某种精神密码——“爸爸对不起，我以前经常偷你的钱，到处去Party”、“我会努力赚钱养家”。
“我早就知道，兄弟不是一生一世的，钱是一定要赚的。”陈冠希坐在湾仔君悦酒店的大堂里，说，“我书读得很好，13岁以前每门课都是A。数学最好，因为我爱钱。我在酒店打工，在球鞋店打工，因为没有钱就买不了我喜欢的球鞋。我想，卖毒品也好，怎么都好，一定要赚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