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明确提出保障人权。在“公民基本权利”的前面增加“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人权以前被列为禁区，把人权写进宪法是我国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使老百姓梦想成真，这是前所未有的，表明中国政府对人权的高度重视。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多次强调要“以人为本”，国家对人权问题越来越重视，保障人权已经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二是从国际上看，我国签署了二个国际人权公约。1997年10月政府签署《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200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予以批准，1998年10月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个B公约人大常委会尚未审批(因为公约中有“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定，即被告拥有沉默权，这跟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不一致[6])。按照国际法规定，条约必须遵守，对于中国政府加入的国际条约，我们要承认其效力，遵守其规定，除了个别条款中国政府声明保留的以外。对这两个公约，我国又没有声明保留。
(七)、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据统计，我国严重缺乏社会保障体制，有80%的劳动者没有基本养老保险，有90%的人缺乏医疗保险。 这次修宪增加了有关社会保障的内容，即“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支柱，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以人为本”首先就要落实公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让群众看病有医保、退休有养老、生活有保障，并根据财力，逐步加大社保力度。
(八)、扩大国家主席职权。 在第80条中增加了国家主席进行国事活动的职权，这将对我国的政治生活产生重大影响。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对外交往大量增多，各国元首互访频繁。这就要求国家主席能够参与更多的国内外活动，承担更多的工作。因此赋予国家主席进行国事活动的权力就显得非常必要。
(九)、把“戒严”改成“紧急状态”。 这是吸取应对“非典”和“禽流感”的教训，“戒严”就是实行军事管制，只适用于危害国家安全的动乱、暴乱和严重骚乱，应对以后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恐怖袭击或者重大事故，用“戒严”已经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而“紧急状态”的适用范围更广，与国际通行做法相一致。直接规定紧急状态的有三个条款，涉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家主席和国务院的紧急状态决定权。把传统的非常状态改变为现代的非常状态，与时俱进，保证了国家长治久安。公共危机往往是社会变革的起因和理由，将“紧急状态”入宪是为了保证国家政权不因为发生公共危机而动摇和改变。《紧急状态法》作为贯彻实施宪法原则，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一部重要法律已经列入2004年的立法规划中。该法将调整紧急状态下对政府的授权和对公民权利的限制和保障，这是一个国家宪政水平、法治化程度提高的重要标志。
此外，这次修宪还把序言中“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修改为“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把宪法第59条“全国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改为“全国分为省、自治区、特别行政区和直辖市”，扩大全国人大代表的组成范围;把宪法第98条中乡镇权力机关的任期由原来的3年延长为5年;在第四章中增加“国歌”，并把国歌确定为《义勇军进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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