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了史学文化、秘书文化的纯洁和社会历史的进步。直笔载于客观公正的史册，尊重历史，还原历史，呵护着历史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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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笔直书，历来是中国古代史官（秘书）遵循的道德准则，也是他们坚持真理的精神支柱，被誉为中国史学和秘书文化中最重要的道德价值与优良传统，推进了史学文化、秘书文化的纯洁和社会历史的进步。
中国人历来讲究道德（或叫德行），强调敦品立德，并强调不同行业本身特有的职业道德。纵观中国古代的秘书工作，特别值得赞赏的是，历代的许多秘书（史官）大都能坚持以求实为荣、曲笔为耻的职业道德和史学人格，拟文记事秉笔直书，成为中国古代秘书工作的优良传统之一。
一、秘书史上载入史册的直书典范
我国历代的许多优秀史官（秘书）历来都把秉笔直书视为持大义、别善恶的神圣事业和崇高美德。为了直书，他们不畏风险，不避斧钺，求实求真，善恶必记，忠于职守，表现了中国古代史官人格上的高风亮节。文天祥在《正气歌》里，把“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作为“塞于天地之间、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表现之一。这两则古代史官故事，都高扬着一种誓死遵守史官的职业道德、捍卫史官直书实录传统的精神。
齐太史的故事，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齐国大臣崔杼弑其君齐庄公，齐太史乃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知道后要求史官立即删改，史官坚决不改，崔杼大怒，杀了齐太史。齐太史的两个弟弟继承兄长遗志，前仆后继，仍然秉笔直书，也遭到杀害。接着，太史的小弟又大义凛然，直书如故。崔杼慑于太史秘书兄弟仨的浩然正气，无可奈何，只好由他直书下去。为了维护记史的直书实录传统，对历史和后代负责，齐国的太史们一个接一个地不畏强暴，不惜以身殉义，视死如归，成为秘书史上秉笔直书的著名范例！
“董狐笔”的故事发生在公元前607年，晋灵公是个昏君，而晋国正卿（宰相）赵盾（赵简子）是个正直的大臣，经常谏劝晋灵公。晋灵公嫌赵盾碍手碍脚，多次派刺客去暗杀赵盾。赵盾只得逃亡，不过在尚未逃亡出境外时，赵盾的族人赵穿便起兵弑杀了晋灵公。晋太史董狐便在史书上写道：“赵盾弑其君”，并且“示之于朝”。赵盾对董狐说：“我并未弑君。”董狐说：“你是正卿，逃亡没有出境，国君就被杀了，你回来后又默认事实，并未法办弑君的人，当然就等于是你弑君了。”赵盾毫无办法，只好长叹一声，听任董狐书写自己弑君了。后来孔子称董狐为“古之良史”、“书法不隐”。同时，孔子也认为，赵盾不干涉史官秉笔直书的权力，也是“良大夫”。董狐这种不畏权势、刚正不阿，坚持直书实录的史笔精神，自古以来，都是史家和士人学习的典范。①
像上面提到的齐太史和董狐这样“宁可枝头抱香死，不随落叶舞西风”的史官，在中国历史上不胜枚举，他们这种不为权势所动摇，不为淫威所屈服的直书精神，开创了中国古代史学精神之先河。
二、秉笔直书始终是史官、史家效法的优秀传统
唐代著名史学理论家刘知幾在《史通》中，专门写了《直书》、《曲笔》的专篇，来总结唐以前史官（秘书）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他极为推崇三国时期的韦昭、唐代的禇遂良和吴兢等史官。韦昭在主撰《吴书》时，当朝权贵孙皓要求他为其父孙和作“纪”，韦昭坚决不答应，其理由是，孙皓的父亲孙和虽然执政，但没有登上帝位，按照名实相符，应该作“传”；②唐代贞观年间，褚遂良负责记录唐太宗言行，太宗要索取过目，褚遂良坚持原则，不让太宗观看所记的内容。因为中国古代有规定，皇帝是不能查看史官所记的关于他自己的实录的。禇遂良以“不闻帝王躬自观史”为由，当面加以拒绝。太宗问他，“如果我有不足之处，你也一定记录上去？”褚遂良回答道：“我为谏议大夫，兼记您的起居行为，您的一举一动，我都得如实记载”；③《贞观政要》的作者吴兢曾参与《则天皇后实录》的撰写，他曾如实记载了魏元忠事件的原委。宰相张说感到此事于己不利，想让史官“删削数字”，吴兢义正词严斥之道：“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 ④可见，“直笔”历来是秘书史官的职业和学术道德。这种“直笔”精神，一直被正直的史官与史家自觉效法，并付诸实践。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治史中的曲笔也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一个客观存在。《史通》的作者刘之幾曾剖析了它的种种表现，或者以实为虚，以是为非，或者虚美讳饰，任意褒贬。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进程中，给史官造成曲笔的直接原因，主要是史官为当权者的威势所慑。统治者尤其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因所处的地位不同，站的角度不一，涉及利益关系不等，故有时容易与秘书史官发生“曲道”与“直道”的矛盾。统治者希望“曲笔阿时”，佞臣希望“谄言媚主”；正直的史官却要坚持奉守仗义直书的传统道德，于是往往会发生抵牾。一旦矛盾升级、成为不可调和的矛盾时，统治者和佞臣总是不择手段惩罚史官。自古以来，只有“直笔被诛”，极少“曲笔获罪”。这就造成了中国历史上多少秘书史官的千古奇冤。所以，刘之幾感慨道：“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世事如此，而责史臣不能申其强项之风，励其匪躬之节，盖亦难矣”。⑤
但是，透过中国古代几千年扑朔迷离的历史烟云，我们可以看出：曲笔在任何朝代、任何历史时期，都不可能成为公开提倡的行为，任何得计于一时的作史曲笔，终究要被后人揭露和唾弃。唯有秉笔直书的精神，千百年来，始终成为史家效法的传统，从而成为中国史学文化、秘书文化的主流。
三、秉笔直书精神的传统文化价值
在中国古代史学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许多优秀的史学文化传统，它是古代优秀史官们立德修身和学识智慧的集中表现。因此，我们常说的批判地继承古代史学文化遗产，即不仅要研读古代史家所积累的史学研究成果，而且应从中概括和总结出体现于古代史家身上的优秀史学传统和文化价值。不容置疑，秉笔直书、刚正不阿，历来是古代秘书史官遵循的道德准则，也是他们坚持真理的精神支柱。那些可歌可泣的事迹，曾激励历代秘书史官前赴后继、一往无前；秉笔直书、刚正不阿也被誉为中国史学和秘书文化中，最重要的道德价值与优良传统，世代倡导之，秉承之，发扬之!
正由于有了中国古代秘书文化的“直笔”精神，通过历代诸多史家的努力，不仅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真实可信的文化史料，而且留下了许多举世罕见的、内容宏丰的精神财富与瑰宝。在笔者看来，“秉笔直书”精神所体现的优秀传统文化价值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求真求实的经世致用精神。中国古代史官（秘书）和史家所追求的治史理想目标，可以用“学兼天人，会通古今”这八个字来描述。因此，中国古代有代表性的史家及其著作，一般都具有恢宏的历史视野。他们以秉笔直书的精神、包容一切的气势来阐述历史的发展过程；用求真务实的精神，探究历史的前因后果；他们对国家治乱兴衰给以极大的关注，表现出饱满的求真务实情怀。这种秉笔直书的品质、求真务实的情怀，成为了后世学者以“经世致用”为出发点和归宿的传统治学精神。
2．德、识、才、学并举的史学人格。中国古代史学的兴旺发达，固然得益于儒家历来推崇的“经史并重”的文化传统，但显然也与历代优秀史官们自觉追求德、识、才、学并举的理想人格分不开。史家十分注重自身的德性和学识修养，而秉笔直书、刚正不阿的崇高精神，正是史家以修身立德为己任、重视德、识、才、学之修养的结果。张载的“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正是秘书史官心境的真实写照。他们不仅崇尚“史德”，而且才华横溢、学富五车；他们用“直笔”折射出的史学人格和道德观，成为中华优秀传统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秘书学的又一优秀文化传统。
3．对皇（王）权产生一定的制约力量。历代史官直书实录的优良传统，不但保证了我国有着一以贯之的真实记载史事的大量历史著作，而且这类历史著作对权及顶峰的最高统治者和权重位高的大臣来说，多少总要使他们有所顾忌——担心见不得人的事情被载于史册，继而遗臭于后世；反过来，历史上凡是有作为的统治者都公开倡导秘书史官“直笔修书”。因此史官的“直书”，既是统治者“鉴往知来”的可靠保证和载体，也能对皇（王）权产生某种制约力量。
4．推进了史学文化、秘书文化的纯洁和社会历史的进步。直笔载于客观公正的史册，尊重历史，还原历史，呵护着历史的进程。它强调以事实为依据，反对杜撰、歪曲和伪造，其思想基础是唯物的。直笔也反过来显衬、凸现当时那个年代曲笔的种种劣迹：无耻的文人、昏庸的皇帝、颠倒的事实、弥天的谎言、谄媚的奉承……。这对统治者、尤其是最高当权者，也有一种心理的震慑和历史的威胁：即使禁书、焚书，也无济于事；即使坑人、腰斩，也家喻户晓。“书”网恢恢，疏而不漏；直笔耿耿，传而不绝！因此，直笔所表现出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基础，对促进秘书文化的纯洁、社会历史的进步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
今天，我们新形势下的各级各类秘书工作，虽然是奉命而作、应事而作、代机关立言，但秘书仍要继承和发扬不为名、不为利、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保持“淡泊名志、宠辱不惊”的心理常态。前人曾说：“无欲则刚”，又说：“人到无求品自高”，确实如此。如果一个秘书有权欲，则不免越位揽权；有利欲，则不免以权谋私；有名欲，则不免显示炫耀；秘书如有多欲，则必困于名缰利锁，或走权门，找靠山，拉关系，送财物，卑词厚颜，低三下四；或被人利用，看人眼色，仰人鼻息，没有自尊、自重和自爱，更谈不上骨气和气节。秘书要刚正硬直，就要无贪欲、权欲、名欲、利欲。唯“无欲”，则可刚正不阿，才能做到“穷不移志，危不改节”。因此，一个理想的、优秀的、对时代和人民负责的秘书，应当既具有坚强的党性、纯正的品德、谦虚的态度、细致的作风，又具有思想开放、与时俱进、说实话、干实事的精神；既勤敏诚实、埋头务实、富有创造性，又长于辞章、娴于辞令，善于出谋划策；既尊重领导、服务领导，又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个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