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分等易造成机构臃肿，经费开支浩繁等不良现象。当时的大小官吏都希望官阶越高越好，并竭力往上爬，秘书也是如此。所以在秘书机构中，长官的官阶越高，机构中较低等级的秘书人员就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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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秘书属于文职官员，其职级的分等自然也就遵循民国时期的官等法的规定。民国时期的官等有四：即特任、简任、荐任和委任。民国时期的官等法沿自日本，日本的文官一向分为“就任”、“敕任”、“奏任”及“判任”四等。除亲任官外．其他敕任官及奏任官共分九等。因此民国元年十月十六日北京政府公布了中央行政官官等法，把中央行政官分成若干等：除特任以外，共有九等，第一、二等为简任官，第三、四、五等为荐任官，第六、七、八、九等为委任官。这就是“特任”、“简任”、“荐任”、“委任’’等名词最初正式见于中国的法令之中。这样，民国第一个官等法就确定下来了。即使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期，“特任”、“简任”等的分等法也依旧保留下来。国民政府时期继续采用北京政府时期的官史分等原则，且又颁布文官官等条例，将官吏分为特等及一二三四各等，以特任官为特等，而以简任、荐任、委任各官分配于一二三四等的相当级。在原则上，这种分等方法与民国元年的分等方法只足大同小异。后来，国民政府为了支付薪俸的需要，又把每个官等分成若下级，除特任外，简任八级、荐任十二级、委任十六级，按等级的高低作为支付薪俸的标准。
秘书等级除特任以外，自简任以下的各级各等，即有简任秘书、荐任秘书和委任秘书。北洋政府时期，国务院秘书长为简任，国务院秘书、佥事及各省政府、都督府的秘书长为荐任，国务院秘书厅主事为委任。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政府和五院各部及省政府各厅的秘书长均为简任，秘书科长为荐任，其他秘书工作人员包括书记官、办事员、一二三等科员等均为委任。市政府的秘书等级则根据院辖市和省辖市的不同而有所区别，院辖市的秘书长官称秘书长为简任，省辖市的秘书长官称主任秘书为荐任，秘书机构中的其他科员则都为委任。县政府及各局的秘书都是委任。由此可见，这一时期，随着国民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行政级别的变化，秘书的官阶也依次为简任、荐任和委任。而且，秘书作为政府中的文职官员，和政府其他官员一样享有较高的官阶，地位高，职权大。
民国时期对秘书同其他官吏一样进行分等，尽管体现了当时秘书的特殊地位，但其带来的弊病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秘书分等在办文时徒增手续、稽延时间，不利于提高办事效率。秘书处在办理文件时，因为秘书有等级之分，所以稿件也分初核、复核。如在国民政府的教育部、财政部、内政部和审计部，一般都由荐任秘书先行分核文稿，再由简任秘书总核余件分办，而后才送部长次长核判。这样，办文手续冗繁且浪费时问，不利于提高办事效率。
其次，这种分等易造成机构臃肿，经费开支浩繁等不良现象。当时的大小官吏都希望官阶越高越好，并竭力往上爬，秘书也是如此。所以在秘书机构中，长官的官阶越高，机构中较低等级的秘书人员就越多，机构的编制就越大，而薪俸的支出也就越多。长此以往，造成机构臃肿，经费开支浩繁的不良局面，这也可以说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政治腐败，国民经济入不敷出的原因之一。
再次，这种分等分级在实际中易出现混乱。因为这种分等不是职务上的分等，而是官阶上的划分，所以，简任秘书与荐任秘书之间或者荐任秘书与委任秘书之间，并没有严格的职务上的区别，同职务，又有简任，又有荐任。同时为了支付薪俸又把每等分出多种不同的级别，这样，同为简任、荐任或委任秘书，其中却又包含了多种职务性质小同、地位高低悬殊的秘书人员。可见，这种分等分级在实际上作中显得有些混乱，并没有多少实在意义。
令天，我国各级各类秘书人员的职级正是借鉴了古往今来各种体制的利弊，着重于提前效率、突出参谋助手职能，而作了科学合理的划分与没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