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文化建设论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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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腐败分子和有腐败行为的人不断地感到反腐败力量的强大，使他们不得不痛改前非或悬崖勒马；报刊、电视、广播、互联网等舆论监督工具及时地向广大人民群众通报反腐倡廉情况，让人民群众在获得反腐倡廉信息后，既能及时地监督党和政府的反腐倡廉工作，又能及时地监督政府及公务人员的从政行为。
二、国外成功的廉政文化建设方面的经验借鉴
总结国外廉政文化建设的经验，对于我们开展廉政文化建设，注重廉政文化的艺术性、创新性、特色性，发挥廉政文化的教育、示范、熏陶、导向作用，都有借鉴意义。一个共同点是，举凡廉政做得好的国家，都有良好的廉政文化。共同点集中在以下几点：
（一）注重道德建设。如美国非常重视从政道德对防治腐败的重要作用，并上升到道德立法。1978年，美国国会通过《政府道德法》，1989年，通过《道德改革法》，1992年联邦政府道德署颁布的《行政部门雇员道德行为准则》，集中体现了从政的道德要求和行为规范。并设立了联邦政府的道德建设指导机关——道德署。进一步加强了对政府官员的道德约束。新加坡把公务员的人生信仰、道德操守放在第一位，其次才强调外在的法纪约束功能。对政府官员和公务员，从开始任职，就要写出宣誓书宣誓，进行道德自律。在德国，每个公务员在上岗前需签“廉政合约”，并在国旗下宣誓，要以“传统的普鲁士官员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做到廉洁奉公，公私分明。
（二）强化新闻媒体监督。在西方，新闻媒体对社会弊端的批判，尤其是对政治腐败现象的揭露，发挥了重要的监督作用。瑞典前副首相莫娜•萨林1995年因使用公务信用卡购买个人衣物引起非议而被迫辞职；日本首相森喜朗与黑社会头目吃饭的照片就是被新闻媒体曝光的。类似的事件，西方国家中很多，这样的新闻监督，不仅促进了社会良心和公民道德、政治意识的觉醒，而且对腐败分子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从而提高了政府官员的腐败成本。　　
（三）突出垂范榜样力量。领导人如果率先垂范，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恪尽职守，克己奉公，成为大家的榜样和楷模。这种榜样的力量影响深远。日本的“耻感文化”视名誉和尊严至高无上，普遍形成了“官德降，民德毁”的观念，比较重视官员的榜样力量。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从政40多年，其本人的言行就是一部廉政的活教材，对于推动新加坡的廉政建设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韩国前总统金泳三1993年上任伊始，就带头公布自己的家庭财产，压缩总统办公费用，关闭总统府高尔夫球厂，降低总统午餐标准，为廉政建设开了好头。实践证明，廉政文化和廉洁文化建设的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领导人物能够以身作则，各级政府高层领导人能够树立好的榜样，没有人可以超越法律。
三、我国廉政文化建设的基础
中华民族在从古到今的发展历程中，积淀了廉政文化，为新时期承前启后，探索廉政文化建设新途径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从思想基础来看，廉政文化包含在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共同文化之中，包含在四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思想之中，体现在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之中。中国古代先贤倡导为政清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立身准则见诸于经史子集，士大夫讲究礼义廉耻、清廉自守、重义轻利的故事史不绝书，老百姓渴盼清官、歌颂包公的社会心理渗透在民间传说和戏曲里面。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就是为了消除剥削阶级的腐败统治所带来的社会不公平现象的历史。我们党的第一代、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带领中华民族革命、建设的过程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包含了丰富的廉政思想。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江泽民同志在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反腐倡廉思想，不断深化我们党对执政规律和反腐倡廉工作规律的认识。胡锦涛同志指出，坚决惩治腐败是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有效预防腐败更是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强调要进一步加大预防腐败的工作力度，在加强教育、完善制度、强化监督上下工夫，通过深化改革、创新体制，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建立完善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胡锦涛同志关于反腐倡廉的论述，体现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要求，也是新时期发展廉政文化的具体体现。
(二)从制度基础来看，廉政文化蕴含在制度建设之中。在制度设计上，我国春秋时期就设有言官和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记言”的言官，其职能就是弹劾有过错的官员，规谏君王的过失。在选拔人才上，除了强调能力，还要求对父母孝敬，清廉自守（汉代的“孝廉”）。新中国成立的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进程，也是不断追求平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过程。近一段时期来，党和国家把广大人民反腐倡廉的要求、意志和实践经验上升为法律、制度，先后颁布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和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内监督条例（试行）》、《纪律处分条例》、《行政许可法》、《公务员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条例，使各级领导干部、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纪依法自觉规范自身行为。廉政制度建设是思想成果、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外化，是既往文化的积淀结果，也是开启将来文化建设的依据。
(三)从实践基础来看，廉政文化渗透于人的行为之中。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人的实践行为，可以反映出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古人探求理想者“朝闻道，夕死可也”， 追求的是“留取丹心照汗青”，为国献身者只求“马革裹尸”。古人如是，今人也是如此。为了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无数的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任长霞们呕心沥血，献身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这些都是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作用于人的实践的典型表现。也是我们今天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
四、新形势下加强廉政文化建设要消除的障碍
为什么反腐败取得了明显成就而人民群众却不满意？为什么反腐败斗争已进行了多年，腐败现象仍然屡禁不止？这些现象的严重性，已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全国而言，腐败现象还表现出了很强的顽固性和再生性，目前仍然处在一个变化多发时期，因此，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是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一项战略性任务。我们提倡一种文化的建立，必然是因为另一种对立文化的存在，因此，认真分析当前存在的腐败文化因素，有助于我们对症下药，倡建新的文化。概括地说，新形势下加强廉政文化建设要控制、减消以下四点积弊。
（一）陈腐思想的积弊。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如官本位、“人治”观念、家长制观念等，都存留在今天人们的观念中，这都是导致贪渎文化的思想基础。比如说“官本位”，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相当长时间内实行的单一行政化的管理体制，造成了客观存在的官本位，只有当了官才能有特权和利益，人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在分析一些腐败案件时，可以从中看到这种传统消极社会文化现象。比如“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比如“跑官要官，高投入更高产出”，在这种积弊下，腐败并不象老鼠过街，而已经被视为见怪不怪， “笑贫不笑贪”的现象也相当普遍，还比如，一些贪官，本人生活并不奢侈，贪赃的动机在于为子孙“造福”，这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族观念很有关系。
（二）功利思想的侵蚀。改革开放以来，中外文化的交流既有融合互补，又有冲突碰撞，西方的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盛行一时。随着社会转型深入，物质利益激励机制被不断功利化，所折射出的文化理念，广泛地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导致了市场经济体制实践的负面效应。一些人在利益最大化原则推动下，为了追逐最大利益，不择手段，追求非生产性利润；或通过“寻租”，获取非法利益。种种现象表明，个别贪污现象不可怕，可怕的是腐朽文化成为一种精神潜流，成为一种“势”、一种“场”。
（三）体制机制的漏洞。目前表现出来的腐败现象，就其直接原因来说，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个人品质型”的腐败，即由于少数目的不纯、品质恶劣的坏人混进了党政队伍，他们必然会带来各种腐败的因素和表现；另一种则有所不同，不是由于当事人个人品质一贯不好，而是由于他们所处的地位和环境缺少足够的引导、制约和监督，这种表现为较大面积并且不断再生的腐败现象，往往暴露出某种体制上的一般弱点，因此可以称之为“体制型的腐败”。这种腐败，仅靠现有的法规和政策也难以奏效。由于这种腐败的土壤在于体制的缺位或漏洞，所以对它的治理也要从体制本身及其执行机制的完善着眼，不是靠“发现一个处理一个”这种个案化处理就能根除的。
（四）监督体制的缺失。目前我们通常的监督渠道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党内的自我监督，包括依照领导关系自上而下的检查监督和专职纪检监察机构的监督在内；另一条是群众监督或社会监督，包括舆论监督等在内。就国情而言，自上而下的监督比自下而上的监督更有效。但是，单纯依靠自上而下的监督，面临以少监多，管不胜管的困境；自下而上的监督，从表面上看具有以多监少，无所不在的优势，但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限制，主要是相应的权力机制保障机制不到位，基本处于无效状态。其中力量最强最有效果的媒体监督，也只能是报道会议精神、制度出台或是已落网的腐败事件，对于提前的介入监督也处于无力状态。自下而上，除非能与“自上而下”的机制相连接，赋予权利及保障，才能发挥力量。
五、廉政文化建设路径的探索
针对党风廉政建设的严峻形势，中央提出了教育、法制和监督三管齐下的方略。胡锦涛同志指出，要切实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把监督的关口前移，并要求中央和国家机关要发挥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优势，通过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机制，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坚持标本兼治，逐步建立起教育、制度、监督三者并重的预防和惩处腐败的体系等等。中央的决策和方略不仅明确了党风廉政建设的目标和意义，更在于指出了廉政文化建设的方向和途径，笔者认为新形势下廉政文化建设有两个着力点。一是鲜明的一党执政立场，围绕这个中心设计廉政文化建设体制机制；二是通过廉政文化的建设和推动，逐步建立起教育、制度、监督三者并重的预防和惩处腐败的文化体系，从而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为切实地贯彻中央的决策，将中央的方略变为有效的行动，我们要从廉政文化的整体层次上考虑怎样使这三个环节在廉政文化建设实践中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一）廉政文化建设之教育层面
在新时期新形势的视野中，廉政文化建设中的教育要义也要形成体制化，才能使廉政文化建设历久弥新，形成长效机制，长久的浸润影响，达到潜移默化、春风化雨的扎根作用。这就意味着教育的内容要科学化、系统化、稳定化，廉政教育的形式也要组织化、合理化、稳定化。主要有三个方面。
1、以德为本知耻为勇的廉政思想品德教育。从以上叙述可以知道，从古到今，从国内到国外，无不注重思想道德的约束力，值得我们继承借鉴、传承发扬。我们是儒家大国，历史文化博大精深，常为其它民族所借鉴引用并发扬光大，守着老祖宗的本我们为什么不用。因此，必须取之精华，大力弘扬以德为本知耻为勇的思想品德教育。如儒家思想中的“以德为政”，道德高于一切的主张， 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只有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论语》里的“行己有耻”、“知耻近乎勇”， 欧阳修说“廉耻，立人之大节”。道德的基本特点之一，是以荣耻标准对社会现象进行评价。有些党员干部，在腐败问题上，他们不知什么叫耻，不知以什么为荣，奉行的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以权谋私有本事、有能力”；“人不为已，天诛地灭”；以及“金钱至上”、“享乐主义”，在这种极端腐朽落后的思想指导下，私欲膨胀，为所欲为，走向腐败，教训是极其深刻的。我们党一贯重视荣辱观建设，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说过：“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八荣八耻的内涵和外延，丰富了廉政文化建设的内容。集优秀思想之大成，立具我特色的道德观廉耻观，上升到规则规范的角度，通过教育宣传的途径深入人心，思想的升华可以外化为自觉的行为，形成自律。
2、全民受教育是基础，党政干部是重点。党政干部的廉洁，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因此，党政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是廉政文化教育的重中之重。培育党政干部的理想信念、宗旨观念和从政道德。共产主义理想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和精神支柱。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先进性的集中体现。党员干部修身立德，其本质要求就是要确立崇高理想，增强宗旨观念，并为之不懈奋斗，把内在的道德要求付之于长期的从政实践。培育党政干部的政治理论素养和精神境界。党政干部廉洁从政的根基在于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必须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党员干部的头脑，从根本上增强政治免疫力。要引导党员干部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严于律己，慎于小节，自觉抵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想的侵袭，经得住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长期执政的考验。培育党政干部的公共伦理观念。公共伦理包括党政干部在从事公共管理时应该遵循的伦理规范和广大公民在从事社会活动时应该遵循的伦理规范。前者称为官德，后者称为公德。在公共伦理中，官德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它是政府赢得民心、民意的重要砝码，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着政权的稳固和国家的兴衰。党政干部的伦理行为，常常昭示着社会的伦理导向，在整个社会道德中发挥着表率作用。因此说党员干部的教育是重点，不能偏废。同时，群众基础是土壤，把廉政文化建设与正在开展的企业文化、校园文化、机关文化、家庭文化、社区文化、农村文化建设等有机结合起来，与广泛开展的公民道德建设结合起来，不断拓宽廉政文化建设领域，营造全社会尊廉崇廉的良好风尚。
3、创新教育形式，丰富教育载体。坚持典型导廉，增强廉政文化的教育性。充分挖掘、积极提炼古今社会生活中勤政廉政方面的先进典型，发挥先进典型人物的榜样和示范作用。让他们的爱民之情、为民之举、富民之策、律己之行令全社会为之动情，从而形成弘扬正气、尚廉倡廉的社会风尚。建立“警示教育基地”，增强廉政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组织党员干部到监狱等场地开展警示教育活动，通过违纪违法党员干部现身说法，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钱物面前坚守气节，一尘不染，一身正气。坚持思想武装，增强廉政文化渗透性。开展全民读书活动。“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通过“廉文荐读”，寓教于文，让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通过读书，走向睿智，走向廉政。编发“反腐倡廉知识读本”和学习资料，熟读精思，引导党员干部群众在读书中思考，在读书中不断提高免疫力，增强战斗力。坚持活动促廉，增强廉政文化的实践性。以群众喜闻乐见的电影电视、文艺晚会、地方戏曲小品、演讲辩论、随处可见的广告等形式多样的廉政文化教育活动为载体，让廉政文化进社区、进家庭、进学校进企业，努力增强廉政文化的实践性，使廉政文化入耳入脑入心。
（二）廉政文化建设之法制层面
其一，是法律、制度的健全。法制不仅意味着要遵法用法，更意味着依法办事的制度化。有两个层面：一是以宪法为首的国家法律体系是每个公民都必须遵守的共同规则，我们每个党员和干部都必须带着严格遵守，绝不能例外。因此遵守国家法律，用国家法律来处理有关问题，理所当然是廉政文化建设中法制的一个含义，并且是它的底限；二是还有比对普通公民更高的要求，这就是要将对于执政党的每个党员、领导干部来说必要的规则和规范，如党纪、政纪、职责等等规定加以制度化、体制化，这是我国廉政文化建设中法制的特殊内涵。总起来说：党政系统自身不仅有健全的规则和规范，而且这些规则和规范都能够切实执行，行之有效；能够使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有章可循，做到一切符合党规政纪，不仅守法，而且遵纪、尽责，等等，这些则是党风廉政建设中“法制”的完整内涵。很多事实告诉我们：党员干部腐败行为的终点都是触犯法律，而他们的起点，却都发端于对党规和政纪的超越。因此要用法制来保证党风廉政建设，我们就不能忽视对执行党规和政纪的保证，也就是要在党内用法治代替人治，从体制上健全党规政纪的落实和执行方式。用制度本身，用程序本身，来树立和弘扬敬畏法制、亲近法制的廉政文化意识。成为一种不敢不愿的行为，成为令人敬畏的紧箍咒。毛泽东也曾说过这样的话：“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
其二，法制的层面，笔者认为还有一个廉政文化观念需要培养、具体体制需要落实。就是廉政机构的独立性。请恕笔者的直言，目前的反贪机构，其作出的成绩应歌功颂德，但目前体制下其制肘所在也显而易见。正如笔者如前所述，体制上的缺失，是本的缺失，没有法制层面的支撑，廉政文化将没有基点，再怎么建设也只能触及皮毛。在这方面，可以充分借鉴世界各国和港澳地区的经验。 1974年，香港廉政公署（ICAC）成立。为保证治贪有效性，廉政公署直属香港最高行政长官，可以对任何一级官员行使调查权。成立之初，廉政公署选择当时腐败最严重的领域——警察系统重拳出击，连破数案，迅速树立了廉政公署的威信，众多贪官一时噤若寒蝉。新加坡从１９５９年人民行动党执政至今，五十年间无人悍动其执政地位，主要原因就是其成功的廉政建设，长久地保持一党执政。新加坡成立的反贪污调查局，局长由总理任命，其工作则由政府总理直接领导。反贪污调查局具有广泛权力。调查局既是行政机构，又是执法机关。该局可以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逮捕涉嫌人员，有权没收贪污罪犯的全部贿赂。贪污者除被罚款外还可以被叛徒刑；调查局有权调查贪污人在银行的存款、股票数额、费用账户，甚至可以查找其家人的账目；犯罪人职位越高惩处越重。正如我们所认同的：体制作为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做法形式，是党风廉政建设中最应该有所作为，也最能够有所作为的一个文化平台。
（三）廉政文化建设之监督层面
从目前现有的情况来看，尽管还有法制教育体制上的欠缺和漏洞，但不能否认的是，我们的反腐措施不可谓不多，力度和决心不可谓不大，教育也不可谓不广，但腐败就像一颗毒瘤，打而不死，反而不败，严重侵蚀着党的肌体，影响着党的形象，毒害着社会的风气。一边是我们大张旗鼓地进行反腐，一边却是腐败案件一件接一件，腐败分子前腐后继。前车之鉴，并没有成为后事之师！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的监督缺位和不到位！由于监督的缺位和不到位，让制度和措施都成了摆设。如果监督到位了，谁还有机会去贪呢？如果监督到位了，那么有谁能贪而不被发现呢？如果监督到位了，谁又还敢抱有侥幸心理呢？在监督层面上，笔者以为必须解决好三个问题。一是由谁来监督。世上最有效的监督体制，莫过于上下结合的一体化监督体制。建立这种体制的关键，在于保证群众监督的权力得到充分实现，使它与上级的监督权力有同等的意义。应加大公众举报与投诉的保护力度，制定相关的保护法规，将群众的检举权和揭发权落到实处；应本着宣传有纪律的原则，强化新闻媒全的监督作用，给予新闻媒体更多的自行调查的权利和报道权利。形成全社会的对腐败行为的监督，这样的监督才能有力；二是如何监督。事后监督是马后炮，事中监督是无从下手，只有从开始进行监督，提前进入，全程监督，才能达到监督的目的。就如同“上医、中医、下医”的理论。三是如何处理监督中发现的问题。笔者以为，对腐败分子和财产（包括不明财产）的处理事关反腐工作的成败。对腐败分子处理太轻不足以震摄来者，起不到警示作用，导致有的人抱着“牺牲我一个，幸福几代人”的“信念”疯狂进行腐败。新加坡对官员腐败采取有罪推定，如果一个官员被发现生活阔气，或拥有与收入不相称的财产，法院就可以此作为受贿的证据，给予严惩。新加坡对犯罪的规定很明确，不考量官职大小、从政背景、违法者多寡等各种因素，只要被发现触线的人都会受到处理。抓好监督这个反腐“瓶颈”，窃以为会比从其它方面着手更快见效！
（四）廉政建设之文化氛围
文化是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的重要社会环境，文化是由内而外、发自内心的最坚定最自觉最有力的防腐之墙。教育、制度、监督三位一体的廉政文化建设体制，从个人道德的教育，社会氛围培育，制度的无所不在和到位，有力有效的社会监督、媒体监督措施，营造廉政清洁的社会氛围，这是我们廉政文化建设的终极目标。在内化于心、外化于形的崇廉文化氛围中，贪污受贿、侵吞社会财富等行为将如同偷盗抢劫一样，被视为卑鄙肮脏的不义之举，没有生存空间。在全社会努力构建以廉为美、以廉为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廉政文化，将确保和巩固党的事业和基业，促进社会政治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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