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屈原的传说尚未广泛流传前，端午的习俗仍因袭对恶日的禁忌，以保健、避疫为主要原则。崔寔(逝于一七○)的《四民月令》记载：「是月(五月)五日可作酢;合止利黄连丸、霍乱丸;采葸耳，取蟾诸，以合创药，及东行蝼蛄」。除了治难产的缕蛄外，其余都是治下痢、中暑等夏季常见疾病的丸药。
应劭的《风俗通》则记载：「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命辟兵缯，一名五色缕，一名朱索，辟兵及鬼，命人不病瘟」。光从「长命」、「续命」等名称看来，就可以知道，当时人是多么畏惧恶日对生命所造成的威胁。不仅在实际上制作治病的丸药，在心理防卫上，也要仰赖五彩丝来抵御那超自然，不可见的鬼魅及兵灾。
尽管有这些顾忌在，端午的生命力并未因之减，积极祈禳的习俗仍随处可见。周处(二四○-约二九九)的《风土记》记载晋朝新兴的端午习俗有：「采艾悬户上，踏百草、竞渡」等。悬艾固然是为了禳毒，踏百草就是后来称为「斗百草」的游戏。而被视为端午特色的竞渡习俗，也在此时出现。据宗懔(约四九八-五六五)的《荆楚岁时记》按语：「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故命舟楫以拯之」。《史记》中并未确实记载屈原投江的日期，此说颢然是受了传说的影响。事实上，竞渡、祈禳。表面上是为拯救屈原而举行的竞渡，基本精神仍不脱恶日驱邪崇的本意。
南北朝时，端午又称为「浴兰节」，荆楚一带有采艾的习俗。采艾要在鸡未鸣以前就出发，挑选最具人形的艾草带回去挂在门上，或是用来针灸。据说这种艾草，在针灸的时候别具有疗效。一般人则将艾草扎成虎形，或是剪彩作为小虎，再粘贴艾叶于其上，在端午节时配戴。除了采艾之外，也采菖蒲来泡酒。
到了唐朝时，端午已成了个重要的节日，宫廷中也有种种的庆祝活动。唐朝的皇帝多在端午日赏赐臣下。王溥(九二二-九八二)的《唐会要》卷三五记载，贞观十八年唐太宗以御笔题字的「飞白扇」赐给长孙无忌及杨师道。他说：「五日旧俗，必用服玩相贺。今朕各赐君飞白扇二，庶动清风以增美德」。不只是宠臣有赏，一般文武官员也各有赏赐。马缟(约十世纪中叶)的《中华古今注》记载贞观中，端午赐文官黑玳瑁腰带，武官黑银腰带。《唐书.礼乐志》也记载，天宝年间于端午节以衣、扇献于祖陵。
王仁裕(八八○-九五六)的《开元天宝遗事》卷上记载唐玄宗时：「宫中每到端午节，造粉团、角黍，贮于金盘中。以小角造弓子，纤巧可爱，架箭射盘中粉团，中者得食。盖粉团滑腻而难射也。都中盛行此戏」。不过，这只是豪奢人家才玩得起的游戏，一般人家在端午只能以经济实惠的扇子来应景。李淖(约八八○以后在世)的《秦中岁时记》记载：「端什前两日，东市谓之扇市，车马特盛」。溤贽(约九○四前后在世)的《云仙杂记》卷一引《金门岁节记》也说：「洛阳人家......，端午以花丝楼阁插鬓，赠遗避瘟扇。」(早期的扇子大多以蒲叶制成，由于菖蒲具有禳毒的功效，所谓的避瘟扇，或由此化而来)。
唐朝新兴的端午习俗，还有所谓的「五时图」。段成式(约八○三-八六三)的《酉阳杂俎》卷一记载：「北朝妇人，五日进五时图、五时花，施之帐上。」所谓「五时图」、就是在纸上画蛇、蝎、蟾蜍、蜥蜴、蜈公，也称「五毒符」。据说这五种有毒的生物只有同时存在时，才不敢互相斗争，得以和不共处。所以，挂五时图就可以防止这些毒虫作怪。宋朝的端午节物，比起历代，更见精致。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序于一一四七年)卷八记载：端午节物，百索、艾花、银样鼓儿，花花巧画扇，香糖果子、粽小，白团。紫苏、菖蒲、木瓜、并皆茸切，以香药相和，用梅红匣子盛裹。自五月一日及端午前一，日卖桃、柳、葵花、蒲叶、佛道艾。次日家家铺陈于门首，与五色水团、茶酒供养。又钉艾人于门上，士庶递相宴赏。陈示靓(约一二二五-一二六四)的《岁时广记》卷二一引《岁时杂记》提及一种「端五以赤白彩造如囊，以彩线贯之，搐使如花形。或带或钉门上，以禳赤口白舌，又谓之搐钱」。以及另一种「蚌粉铃」：「端五日以蚌粉纳帛中，缀之以绵，若数珠。令小儿带之以吸汗也」。这些随身携带的袋囊，内容物几经变化，从吸汗的蚌粉、驱邪的灵符、铜钱，辟虫的雄黄粉，发展成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