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关于外出务工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问题。农民进城打工，在城里购房置家的情况越来越多，这部分人虽然成了“城里人”，但不会轻易放弃在农村的承包土地。外出务工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6条规定，在法定承包期内，除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人口外，一律不得收回土地。可见，对外出务工农民土地收回问题，法律是严格限定了条件的，对实践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以人地矛盾突出为由，放宽条件收回外出务工农民土地发包给他人的行为应予禁止。凡遇此种情况，外出务工农民起诉请求还回承包地的法院应予支持。
3.关于违背农民意愿强迫流转土地问题。法律规定承包方依法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自主权，不受任何组织和个人的妨碍或强迫。未经承包方书面委托，发包方和其他组织、个人不得代表承包方签订土地流转合同，强迫农民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或者借口经过民主议定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强迫农民流转土地的，流转关系无效。农户起诉要求收回返还被强迫流转的承包地的，法院应当保护。
4.关于以抛荒为由收回农户承包地的问题。承包方弃耕抛荒土地有复杂的原因，特别是以前农业税赋较重，许多农民认为外出打工比在家种地划算，导致一些土地荒芜。从法律和政策来看，无论是《土地承包法》或《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及国务院《关于尽快恢复摞荒耕地生产的紧急通知》或《关于妥善解决当前土地承包纠纷的紧急通知》，都未规定可以收回抛荒的承包地。据此，审判实践中，应从维护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利益出发，对《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以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回农户抛荒承包地，现在承包方起诉要求返还承包地的请求，原则上应予支持。
5.关于出嫁女、上门婿承包地问题。出嫁女和上门婿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无论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结婚后从新居住地取得，还是保留结婚前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总的原则是不能使其权利落空。在个案处理中可以区别情况对待：对承包期内当事人结婚后从新居住地取得承包土地的，发包方可以收回其原承包地;对结婚后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
6.关于客观情况变化致合同履行显失公正的问题。涉及土地流转的合同，签约时只能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法律、政策背景，双方权利义务的约定适合于合同签订时的情况。但是，土地问题受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政策变化影响极大，不同时期客观条件的变化，国家农业基础政策的调整，往往会打破合同双方权利义务的平衡关系，使得土地流转合同继续履行失去了公平基础，从而引发纠纷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借鉴了情势变更原则，为解决相关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实践中，有的发包人起诉要求确认合同无效，但案件的实质并非合同无效，而是客观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不能轻易否定合同的效力，破坏合同的严肃性;但如果驳回原告请求，继续履行合同，则不利于保护农民的基本权利。因此，法官应对当事人进行法律释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后，法院可以分析发生变更的客观情况，按照公平原则处理，从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两方面，使案件得到妥善处理。
7.关于案件审理中证据适用问题。农村土地纠纷案件当事人的证据能力一般较差，而且土地纠纷案件的成因也比较复杂，审理中对证据的认定应把握两个方面：一是按照农村实际，注重经验法则的运用;二是在遵从《证据规则》相关规定的前提下，适当增加依职权调取证据的力度，尽可能在使用证据时符合客观真实。
四、解决农村土地纠纷问题的建议
当前，农村土地纠纷问题突出，反映到法院案件中来的只是一部分。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实际存在的土地纠纷问题，仅靠法院运用司法程序是不够的，必须建立综合治理机制，纳入统筹安排，健全防范机制，及时排查、发现和消除涉及农村土地问题的不安定因素,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各项工作的顺利推进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1.加强农村土地问题的法律研究。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程中，必须围绕农村稳定、发展大局，有针对性地开展农村土地问题调研活动，发现和分析涉及农村土地方面的新情况、新问题。从政策和法律的层面积极探索新形势下避免和处理农村土地纠纷问题的新机制、新方法。虽然最高院出台了《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承包纠纷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解释》，为审理土地承包、流转、集体收益分配等提供了依据，但一些争议较大，未形成共识的问题仍未加规范，有的问题需要在物权法中加以明确，而农地问题研究滞后，不能适应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急需高度重视。
2.充分发挥农村基层组织的作用。加强农村基层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组织建设，增强其权威性和凝聚力，使其在管理农村各项事务，特别是处理土地纠纷问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农村基层干部作为农村各项工作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要学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好农民和农村工作的方法，不断规范自身行为，依法行政，以良好的形象带动群众，取信于民。要依法管理农村与土地相关的承包合同。农村所有经济活动，特别是涉及农民利益的土地承包、土地流转等，凡是能够用合同管理的，都要依法纳入合同管理。签订农村承包合同，必须坚持合法、平等、自愿的原则，严禁损害群众和集体利益，逐步将农村经济和社会事务纳入法制化管理的轨道。农村基层组织与农民最接近，最了解农村土地的现状及纠纷的起因，可因势利导的调解矛盾，把土地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
3.加强政府对农村工作的监督和指导。从农村土地纠纷问题来看，政府对农村土地承包、流转等指导监督不力，导致农村土地工作中出现混乱，产生矛盾纠纷的现象也时有发生。镇政府要加强对村委会和农村工作的监督和指导，通过正确有效的引导、指导和培训，提高农村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实际工作能力。《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8条规定：“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心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可见，镇人民政府对农村土地发包中的部分土地向外发包享有批准权，可以通过批准行为来监督和指导农村发包土地的有序展开。镇人民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土地工作的指导监督力度，政府相关部门要严格按照《土地承包法》等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加强对农村土地经营承包的规范和指导，进一步强化农村基层组织的土地工作。对农村土地发包、流转、局部调整等要登记备案，实行全程监督，减少发生土地纠纷的潜在隐患。针对城市周边土地流转频繁，形式多样的情况，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农村土地流转工作的规范化指导，建立健全土地流转机制，建立土地流转合同的订立、见证、登记制度，根据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确保农村土地有序流转。通过对农村土地流转进行清理、整顿，把土地流转纳入法制化、规范化轨道，切实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4.完善多元化土地纠纷解决机制。一是要拓宽纠纷解决渠道。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 51条的规定，土地纠纷解决方式有三种：调解、仲裁和诉讼。解决土地纠纷矛盾，应当是诉讼、调解、仲裁等多管齐下，为那些不愿意通过诉讼解决纠纷的当事人提供多种救济渠道，使更多的土地纠纷在诉讼外迅速、便利、妥善地得到解决，舒缓法院的压力，使有限的司法资源得到合理的利用。二是要建立农村土地矛盾排查机制。政府相关部门要深入农村开展土地纠纷和不稳定因素的排查调处工作，做到土地问题“早发现、早处置”。对排查中发现的土地纠纷苗头，及时报告相关部门协调处理，职能部门要提前介入，做好纠纷当事人疏导稳控工作，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三是要健全农村土地纠纷处理机制。各级党委、政府要充分认识解决农村土地纠纷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建立健全处理土地纠纷的调解、仲裁机构，组织专人、集中力量，地主动深入农民中及时处理发生的土地纠纷，防止矛盾激化引起不良事端，使调解工作成为预防和解决土地纠纷的第一道防线。
5.提高对无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土地是农民的基本生产资料，农民靠农业为生，无土地则无生计。对农村存在的无地农民导致的人地矛盾问题，应主要通过发展方法解决。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目标，各级政府部门要积极主动地帮助部分无地、少地农民扩大就业领域，优先安排他们参加非农岗位的技能培训、技术学习，通过把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减少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从转变思想观念入手，拓展农民增收致富空间，鼓励农民进城务工经商，走城镇化发展道路，在发展中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改变目前农村社会保障政策中不区分有地无地的情况，对无地农民应实行政策倾斜，适当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缓解农村土地矛盾。
6.积极探索新的土地流转方式。土地资源有限性和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土地价值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呈增长趋势。现实中部份因流转产生的土地纠纷案件，就是因为签订合同时对土地价值增值情况预见不足，流转费用低廉，农民感到很吃亏引起的矛盾。有的采取流转费用随年限变化梯度增加的方法，但实行增加的梯度与土地价值自身的变化不相符合，亦会产生事实上的不公平，导致矛盾发生。目前城市周边农村土地流转中，改变土地使用性质的现象十分普遍，土地不能复耕，从长期来看对农民合法权益是一种损害。针对土地流转的现状，应大胆探索新的土地流转方式，可尝试采用土地使用权入股，将土地实物形态转化为价值形态，推动土地经营权流转，增加农民土地收益，稳定农村土地流转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