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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投入可以从宏观上控制卫生服务需求的增长，而减少卫生投入将刺激卫生服务需求和卫生总费用的过快增长，从而以有限的财力实现更大的社会效应。投入不足和医疗服务需求的的增长，要求有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并建设更加强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但固有体系中的矛盾与问题却一直制约着资金的投入，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产权问题。医院产权的不明晰不仅不利于医院的管理，而且也不利于吸收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医疗服务行业中来。虽然政府实施了医院的分类管理政策，社会也有大量资金热切希望进入到医疗服务领域中来，以弥补投入不足问题，但产权问题却将他们挡在了门外。
行业受困两因素
医药行业作为公共卫生保障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进入新世纪以后，也不得不面临专利和价格的双重压力。我国％的化学药物都是仿制的，加入ｗｔｏ以后由于知识产权的保护，许多新药难以再进行仿制，我国绝大部分制药企业将面临没有新药生产的局面；我国生物技术制药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与美国相比，我国的差距已渐渐拉大，传统中药的发展虽然受到了高度的重视，但是现代化历程依然是漫漫长路，因此我国医药行业的发展依然不能乐观。
除了专利因素，近几年一直困扰医药行业的主要问题还有价格，其形成的主要原因除了药品的定价机制存在问题外，医疗体制的因素也是主要原因，因为药品依然是医院的主要收入来源。
从发展趋势看，价格问题将在今后较长时期内困扰我国的医药行业，零售药店的药品价格战已开始在国内蔓延，医院药房与零售药店的价格差将在今后逐步消除，为了减轻财政支出的压力，上海今年已开始限制高价药品在招标采购中的比例，这样将促使具有单独定价资质的外资企业也不得不加入到降价的队伍中来。药品的降价虽然利弊都有，但总体看来还是利大于弊，从长远看有利于我国医药行业的健康发展。
卫生政策——合适方为最好
从非典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的各个方面的影响来看，没有人会否认公共卫生也是生产力。非典的爆发，不仅给我国造成了几千亿元的损失，而且使我国与全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员往来和物质流通的障碍，如果非典发生在经济不景气的年代，那么对经济的影响可能不是短期可以恢复的。
目前，就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保险体系的完善，究竟如何选择卫生政策而言，其是长期以来许多学者一直在探讨的主要问题。
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卫生政策，即使是发达国家对于卫生服务业的发展也不完全相同，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特色和优势，但他们有几个共同点：一是有经济学理论作为基础；二是用立法方式来保证；三是卫生服务业比较完善。
按照经济理论可以分为两种：即需求理论模式和供给理论模式，前者主要以美国为代表，后者主要有英国、日本、德国、瑞士和加拿大。但即使是选择以供给理论模式的四个国家，他们的财政补偿方式也不一样。英国和加拿大主要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负担卫生保健费用，通过国家的总预算来确定卫生保健费用的数量；瑞士则是由地方政府负责资助卫生保健费用；德国和日本则采取由保险公司通过一种公混合性的计划来资助。英国实行人人享有卫生保健服务，加拿大、日本和德国采取强制性的卫生保险计划，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卫生事业属于政府行为，因此要提高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减少浪费。为了合理分配卫生资源，减少过度利用，这些国家往往要根据预算计划或病人的实际需求调控医院的病床和设备采购费用。
但美国却完全不一样，它实行市场调控原则，消费者可以自行决定是购买保险还是在接受卫生服务过程中直接支付费用，因此，消费者成为调控卫生资源配置效率和保险费率的主要力量。由此我们可以发现，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完美的医疗模式能够完全照搬。医疗卫生体制的选择必须符合一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就目前我国的国情而言，政府必须照顾大多数群众的基本医疗保障，因此对于基本的社区医院、农村卫生院、以及中心城市大型医院，毫无疑义是政府投资发展的医疗主体；此外政府在最大程度满足人民的基本医疗保障的同时，还要对医疗卫生支出进行控制，以抑制其过度增长，这就决定了我国不会完全照搬美国的模式。
差距大发展空间更大
另一方面，我国收入的巨大差别又使一部分人群具有较高的支付能力，他们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也不仅仅满足于基本医疗，个性化服务、追求舒适和高效已成为这部分人群的消费特点，因此我国医疗服务业在满足大多数人基本医疗需求的同时，还得发展其他形式的医疗服务，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各种特色专科医院和营利性医院的蓬勃发展就是这种趋势的必然体现，但目前这部分医疗资源还非常弱小，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总之，我国国情的特殊性，决定了我国公共卫生安全必须从基本国情出发，实施既不同于发达国家也不雷同于计划体制下的医疗卫生政策，但必须吸取二者中的合理成分，以服务于我国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的健康生活。政府应该加强投入和政策调控，以较小的社会成本满足更广泛的人民群众的基本卫生保障，另一方面，政府也可以通过政府采购等方式，支持大型制药企业和医疗研究机构的技术创新，以更加强大的实力保障我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安全、健康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