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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信贷风险的市场化定价实现信贷资源在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市场化配置。（二）考虑金融脆弱性的特点，中国的金融战略应着眼于防范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所谓的金融脆弱性既指金融业的高杠杆率特点，也指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融资中风险的积累。由于金融业在经济领域的广泛渗透，金融领域的风险即便是微观的、个别的，最终也有可能演变成为宏观的、系统性的风险。关于金融的脆弱性，已故华盛顿大学教授海曼 明斯基（hyman p. minsky）有过系统阐述，他把金融脆弱性直接与经济周期中金融市场内生的投机性泡沫相联系，在繁荣时期当企业现金流超出偿债需求时，会产生投机性狂热，不久就会使债务超出正常营业收入能偿还的水平，引发金融危机。由于投机性借贷泡沫，银行收缩信贷，使能够偿债的企业也难以获得贷款，结果经济收缩。这种金融体系从稳定到危机的缓慢过程就被称为“明斯基时刻”。关于金融脆弱性也有其他的解释如“安全边界说”、“信息不对称性”等。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格夫（kenneth rogoff）与马里兰大学教授莱因哈特（carmer reinhart）合著的《这次不一样？8金融荒唐史》充分揭示了金融脆弱性的存在及对宏观经济的系统性负面冲击。许多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在从金融压抑到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更易引发金融脆弱性。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因为中国“十二五”期间必将是国内逐步消除金融压抑、金融自由化进一步推进的时期，利率市场化将加快推动，金融机构业务经营的行政管制也将放宽，民营资本的准入将放松，资本流动管制将进一步开放，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加快。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又与金融脆弱性相关。尽管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出现因金融脆弱性而导致的金融危机，但因个别金融机构的风险、个别市场风险带来的局部冲击还时有发生。因此，防范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守住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要作为一个重要的国家战略来考虑，要做到这一点，就是要在推进国内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坚持宏观审慎管理。
（三）中国的金融战略要在坚持宏观审慎原则的基础上梳理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中的国家利益
全球金融危机后，通过的g20首尔峰会形成了“宏观审慎管理”的基础性框架。中国作为g20的一员需要遵守这一框架。如前所述，坚持宏观审慎管理是防范金融脆弱性的内在需要，但各国在实施宏观审慎管理时都会顾及自身的国家利益。宏观审慎管理中有关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银行资本充足率、保险偿付能力、投资银行的杠杆比率等）、会计准则（对金融资产的分类及计价方法直接影响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和金融市场的稳定）、信用评级（反映出信用风险的等级和借贷成本）、逆周期管理（涉及宏观财政、货币政策）等看似是金融标准问题，实则涉及金融稳定和重大国家利益。因此，在这些标准酝酿过程中，欧美金融机构高度重视，从国家利益角度参与并力争主导有关讨论和规则制定。目前，基本框架虽已形成，但在实际实施过程中有缓冲过程，并有一定选择性。对此，必须从中国金融长远发展和中长期金融业发展与稳定的战略角度来重视研究这一问题，并根据中国的国情和国家利益制定具体的宏观审慎政策措施。
（四）中国的金融战略要在把握外汇储备规模的适度性的基础上，完善国家外汇资产配置战略，通过对规模庞大的外汇储备的运用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
理论上一国外汇储备的适度规模可根据进口用汇、偿还外债所需外汇、对外投资等因素确定，目前中国外汇储备超过2.8万亿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比重近30%，应当说中国的外汇储备已属超适度规模，远远超过维护货币稳定的需要。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美元成为国际本位货币之后，美元资产成为世界主要的储备货币，中国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的比重超过60%，而且以收益率较低的债券为主。本质上，一国外汇储备是本国居民的外汇储蓄。而自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若以黄金价格计算，美元价值下跌超过97%；若以原油价格计算，美元价值下跌超过96%，外汇储备贬值的风险不可谓不大，也使得此类外汇储备失去了储蓄的意义。因此，在外汇储备管理上，一是要配合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进出口战略和汇率改革进程，把握适度的外汇储备规模。二是要通过外汇资产运用体现中国的战略利益，参与和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利用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根本性缺陷的契机，探讨如何体现和保护债权国的应有利益，对债务国通过货币贬值、通货膨胀等方式逃避债务施以约束。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三季度末全球外汇储备总额8.986万亿美元，其中美元资产占5.5万亿美元，但各债权国对美国财政、货币政策鲜有话语权。三是把握美元和欧元这两个最主要的储备货币的变化趋势，加强外汇资产的战略配置研究。当前尤其应把握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提供的战略机遇，关注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发行债券以及欧洲市场的直接投资机会，加快推进外汇储备的多元化，进一步建立与欧元区的战略合作关系。但同时也要防范主权债务危机国家债务重组、违约的风险。四是拓宽外汇储备的投资渠道，通过直接采购资源、参股并购境外资源类公司等多种方式，加强对能源、金属、农产品等战略资源的投资和储备，这不仅有利于缓解制约经济发展的能源和资源瓶颈问题，也有利于实现外汇资产的增值保值。
（五）中国的金融战略还应在不断完善有管理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基础上，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一步发挥与中国实体经济地位相符的金融影响力
首先要不断完善有管理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发挥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的作用，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剧，各方因素决定了人民币汇率调整需要更加灵活。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跃升世界第二，过去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已不适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钉住美元不见得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人民币升值预期下外汇占款持续增长对国内货币供给和通货膨胀都造成很大压力，货币政策需要更强的自主性、针对性和灵活性，需要加快推进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改革。而且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更多参与国际事务、发挥大国作用的呼声日益高涨，中国应以大国心态看待人民币汇率改革问题，认识到人民币汇率问题将日益成为中国参与全球化竞争的核心问题之一，也必然成为影响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变量。其次要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一国货币的国际化程度是一国经济、政治实力的体现，是综合国力的体现。人民币国际化将带来直接的铸币税收益，并极大地增强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定价能力，对于增强中国实体经济和金融行业的竞争力、拓宽金融体系的广度和深度都具有重要意义。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要在坚持主动性、渐进性、可控性的前提下，逐步开放资本账户的可兑换。要加快本土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完善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定价机制，提高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要推动人民币成为区域化货币，并将香港市场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桥梁。目前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境外人民币优质债券利率较低，应把握历史契机，鼓励境内企业到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人民币国际化的终极目标是使人民币既成为结算、支付货币，也成为投资货币，更重要的是成为储备货币。成为全球储备货币之一才能使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在全球金融体系中更好地体现中国的利益。
（六）中国的金融战略还应立足于建立与大国崛起相适应的大国金融
中国和平崛起主要体现为综合国力的增强，体现为中国国家竞争力的上升。在实体经济领域，中国的制造业特别是产业链的中低端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但产业链的高端（特别是高科技、战略新兴产业等方面）竞争力还与中国经济及制造业的规模、地位不相称，金融行业在推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创新技术的市场化转化等方面还亟待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虚拟经济领域，金融业的全球竞争力还有很大差距。尽管中国某些金融机构的市值在全球的同行业中排名靠前，受金融危机冲击也不大，但这是以一定程度的垄断、政策保护、国家力量支撑及市场保护为依托的。中国金融业整体的国际竞争力与西方还有差距，在金融的国际竞争中总体上处于守势。由于竞争力上的差距，金融业的对等开放形成了对中国事实上的不对等：第一，中国金融机构的国际化程度整体上很低，国际业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第二，中国在国际金融规则制订中话语权少，基本上还是规则的遵守者而非制订者，至今还常常以与国际接轨为荣；第三，中国本币还未国际化，长期积累的外汇储备在安全性、收益性方面都处于被动地位；第四，中国还缺乏大批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高端金融人才。因此，要建立起与大国崛起相适应的大国金融不仅仅要在“大”上做文章，更重要的是要在“强”上做文章。为此，中国要逐步提高金融机构的国际化程度，不能满足于关起门来做老大，同时要培养大批熟悉国际规则、熟悉国际市场运作、具有国际市场操作经验的高端人才来引领中国的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国际金融规则的制订，将中国的利益和声音体现到这些规则中。在此基础上，实实在在地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推动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逐步淡化金融资源配置、金融市场运作、金融机构管理中的行政化色彩，更好地发挥市场的效率。所谓“强金融”就是“强人才、强货币、强机构、强市场”，大国金融就体现在这“四强”上，所以，中国的金融战略要在“四强”上下大工夫、做大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