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也从五四爱国运动中得出一些偏颇的认识。他们不是把五四那样的群众运动，看作改革当时名不符实的民主共和制度的手段和推动力量，而视之为夺取或摧毁现行制度的手段。用陈独秀的话来说是：“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15)要民众用“直接行动”达到自己的目的。本来，偏颇乃至极端的观念所在皆有，在正常的情况下，它可以在自由讨论中逐步化解。但当时的武装力量都归某一武人或党派所有。这些偏颇观念与武装力量相结合，强制推行，以“革命”和“国民”名义建立极权统治就成为现实了。
以胡适为代表的另一些新文化运动领袖的态度有所不同。他们关注的焦点是维护和扩大个人自由。胡适和蒋梦麟在五四运动一周年之际提醒学生，最不可少的精神之一是在团体生活中，要“容纳反对党的意见。现在学生会议的会场上，对于不肯迎合群众心理的言论，往往有许多威压的表示，这是暴民～，不是民治精神。民治主义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使各方面的意见，都可自由发表。”(16)
他们发表这些意见也蕴含着对社会制度的认真思考。在他们看来，首先要敢于拿世界现代文明的成就为参照系，以批判的态度深刻地进行民族自省，勇于揭露本国有那么多“不如人”之处。其次，深信“文明不是拢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拢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17)在原有基础上，切切实实地改革，一步一步前进。再次，深信现代社会正常运作不可缺少的条件是有充分的言论和集会结社等自由。为此，积极组织和参与扩大自由度的抗争。例如，他们
和李大钊等人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书信秘密不受限制的自由，要求废除袁世凯及其继承者制定的五个侵犯公民自由的法令。
当北京发生暴徒火烧《晨报》事件，而陈独秀说“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的时候，胡适十分沉痛地指出：“《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睛里为是为非，决没有‘该’被自命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示必真非。’……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而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18)他们坚持新文化运动的初衷，而同立志要弘扬孔家学说的梁漱溟在争自由这个不容含糊的重大问题上互相呼应了。
不幸言中，几年后国民党的～统治就建立起来了，新文化运动也随之被扼杀，没有完成思想革命的历史重任。
历史不可能重演。在饱尝以自由为祭品的“大革命”苦果后的中国人，重温这段尘封多年的争论，也许可以汲取一些有益的历史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