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也有比较充分的结社自由，阶层、倾向和志趣各异的人们可以自由地组成各种团体，表达自己的意愿。在派系林立，人声喧哗，看似无序的表象中，形成了公民自由活动的空间。
李大钊曾经热切地期望“惟当顺世界文明之潮流”，“由中流社会之有恒产者自进而造成新中心势力，以为国本之所托。”(8)经过20年的生聚，在沿海各大城市中，人们已可切实感受到这个势力的存在。
这个中流社会的成员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清末民初实行经济自由方针培育出来的中产阶级。他们有自己的包括商会在内的各种组织，办报、参政议政，日益活跃。另一是知识分子群体——大学教授、中学教师、新闻记者和其他知识阶层。他们有比较稳定和优厚的收入，知识结构较新，成了文化更新的推动者和政府与社会运作状况的监察人和批判者。
现代社会要稳定和发展，必须在政府以外，形成一个运作良好的市民社会和公共空间，以言论自由、结社会自由为基本框架，各种势力相互角逐和牵制，公民权利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政府的行为方能受到认真的监督，其错误才有可能得到及时的纠正。五四时期，这样的社会雏形已在中国浮现，这是促使徐世昌改弦更张的根本原因。
分歧后面的制度思考
5月，“五四”运动的风云正席卷全国，北京的报刊掀起了一场关于五四示威～事件涉及的法律和道德问题的辩论。
争论的各方都没有对～示威本身提出异义。他们都受过现代教育或现代思想的薰陶，深知现代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是拥有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他们完全有权通过口头、书面和其他手段(集会、～等等)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志。“五四”集会～示威，合情、合理、合法。
问题出在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和痛打正在曹宅的章宗祥。梁漱溟提出：“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绝不能说我们所作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我们民众的举动，就犯法也可以使得。在事实上讲，试问这几年来那一件不是借着国～思四个大字不受法律的制裁才闹到今天这个地步?”因此，他说：“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厅去提起公诉， 学生去遵判服罪。”(9)问题提行非常尖锐，归纳起来是：
1.是不是性质正义就可以不择手段?
2.如何处理“国民公意”与个人自由的关系?
3.在当时的条件下，如何建立真正的“～”?
梁漱溟反对以“国民公意”或事物本身的正义性为藉口，走上背离法治，任意采用非法手段的道路。让“五四”痛打“卖～”的学生接受法庭的审判!在当时乃至今日都会被人们视之为冒天下大不韪的迂腐之见。不过，这貌似荒唐的主张体现着一个思想家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深刻思考。
反对梁漱溟主张的意见占上风。最具代表性的有两点：
一是法律应该为正义事业服务。他们说：“我们人类现在既已承认～是合乎正义的，国家和法律也应该跟着我们人类往一条路上走。那些道德上承认，法律上不承认的话，是野蛮时代的法律，专以维持秩序作目的的……这种法律观，单是救济人治之弊的，在现在的国家内，实在没有什么功用。”(10)
二是群众的正义行动可以侵犯个人自由。“梁君说无论什么人，有他的自由，不许他人侵犯 ，这话本来极是。可是侵犯人的，要是出于群众的行动，那就不能这样的说法了。法国在欧战初起的时候有个极有名的社会党领袖，因为主张平和，给群众打死，后来并没有发生法律上的问题。这种事情实例不知有多少。”(11)
保障公民自由，让中国人摆脱奴隶心态和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堂堂正正地站起来，始终是新文化运动的基本诉求。《青年》杂志从创刊之日起，便严正宣告：“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12)“须有敬重少数意见与独立意见之雅量，不得恃多数之威势，抹煞异己者之主张。”这是不应违反的”金科玉律”!(13)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道德义愤空前高涨 ，群众出现了失控的过火行动，思想家们面临要不要维护新文化运动基本宗旨的严重抉择。
多数人迷惘了!他们认为以“正义”、“国民公意”、“群众行动”的名义，就可以侵犯个人的自由。这个思想迷误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开端。几年后，国民党承袭了这个侵犯个人自由的观点，把它推衍到极端，在“国民革命”和“国民政府”的旗号下，以“革命”和“国民”的名义，建立了剥夺个人自由特别是言论自由的～统治。其灾难性后果是众所周知的。国民党接受这一思想影响不是偶然的。其主要领袖孙文在辛亥革命后一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