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建设征文——《岳阳楼记》留给我们的文化思考和政治财富（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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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了两种“览物之情”，创造出一悲一喜的意境。通过景物描写营造气氛，水到渠成，即用“形”字诀和“情”字诀，由“形境”过渡到“情境”。连用霪雨、阴风、浊浪、星隐、山潜、商断、船翻、日暮、虎啸、猿啼等十个恐怖的形象。然后推出“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的伤感情境。连用春风、丽日、微波、碧浪、鸟飞、鱼游、芷草、兰花、月色、渔歌等十个美好的形象，推出“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的快乐情境。
第五段，导出哲理，作者将形和情有意推向理的高度，设问：有没有超出上面那两种的情况呢？有，那就不是一般人，而是“古仁人之心”了。这种人超出物质利益的诱惑，超出个人的私念：在朝为官，不忘百姓；被贬江湖，不忘其君。太平时忧天下，危难时担天下。进也忧，退也忧，那么，什么时候才乐呢？到文章快结束时才推出一声绝响，一个响亮的哲理式结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做官要做这样的官，做人要做这样的人！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用的是“理”字诀。这个道理一下讲透了，这个标准一下管了一千年，而且还要永远管下去！这是文章的高潮，全文的主题，是作者一生悟出的真理，也是他的信念。不管哪个时代，哪个国家的官员都有忠奸、公私、贤愚、勤庸之分。而公而忘私、“先忧后乐”是超时代，超阶级的道德文明、政治文明。是人类共同的、永远的精神财富。范仲淹道出了这种为人、为臣的本质的理性的大美，文章就千古不朽了。作者讲完这个结论后，文章又从“理”回转到“情”：“噫，微斯人，吾谁与归”，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写出了一种超时空的向往和惆怅。
第六段，不经意间再轻带一笔转回到记“事”：“时六年九月十五日”，照应文章的开头，像一个绕梁的余音。至此文章形、事、情、理都有（注意本文没有用典），形美、情美、理美三个层次皆具，已达到了一个完美的艺术境界。
这篇文章的核心是阐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理。但如果作者只说出这一句话，这一个理，就不会有多大的感染效果，那不是文学艺术，是口号，是社论。好就好在它有形、有景、有情、有人、有物的铺垫，而且全都用优美的文字来表述，用了许多修辞手法。在“理境”之美出现之前，已先收“形境”、“情境”之效，再加上贯穿始终的文字之美，形美、情美、理美、文美，算是“四美”了，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分别达到了很难得的高度，借用王勃在《滕王阁序》里的一句话，就是“四美具而二难并”了，是一种高难度的美。
2、两类作者，两类文章
虽然我们给出了一个：“一文”的要求、“二为”的宗旨、“三境”的标准、“五诀”的方法，但并不是谁人拿去一套，就可以写出好一篇好文章。就像数学课上，不是老师教给一个公式，人人都得一百分。这还得有一个艰苦的修炼过程。
凡古今文章，从作者角度分有两大类。一类是文人、专业作家。如古代的司马相如、李白、王勃，现代的许多专业作家。作者先从文章形式入手，已娴熟地掌握了艺术技巧，然后再努力去修炼思想，充实内容，但无论如何，由于阅历所限，其思想总难拔到多高的境界。就像一个美人，已得先天之美，又想再成就一番英雄业绩，其难也哉！第二类是政治家、思想家。如古代的贾谊、诸葛亮、魏征、韩愈、范仲淹，近代的林觉民、梁启超，现代如毛泽东等人。这类作者是从思想内容入手。他并不想以文为业，只是由于环境、经历使然，内心积累甚多，如火山之待喷，不吐不快，就借文章的形式表达出来。当然，大部分政治家是写不出好文章的，他们忙于事务，长于公文、讲话、指示等应用文字而不善美文，或者根本就没有修炼到思想的美，很难做到“四美俱而二难并”。但也有少数政治家、思想家，或因小时就有文章阅读或写作训练的童子功（如人外表的先天之美），或政务之余不忘治学（如人形体的后天训练），于是便挟思想之深又借艺术之美，登上了文章的顶峰。就像一个美女后来又成就了伟功大业，既天生丽质，又惊天动地，百里挑一。
因为有两类作家，也就有两类文章。“道德文章”和“文人文章。”中国文学传统很重视政治家的“道德文章”。政治家为文是用个性的话说出个性的思想（如诸葛亮说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毛泽东说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如果只会用共性的语言说共性的思想，就是官话、套话，有理而无美，这不叫文章，也不可能流传。“文人文章”，求“美”而不求“理”，是以个性的语言说出个性的美感。常“美”有余而理不足（如王勃的“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因为文章第一位是表达思想，“理境”为“三境”中最高之境，所以相对来讲，先入艺术之门，再求深造思想难；先登思想之峰，再入艺术之门易。所以真正的大文章家，由政治家、思想家出身的多，而专攻文章，以文为业的反倒少。历史上的范仲淹是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学者，也许他从来也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作家。后人在排唐宋八大家之类的排行榜时，他也无缘入列。但这恰恰是他胜过一般文人之处。或者历史根本就不忍心将他排入文人之列。这倒给我们一个启示，每一个政治家都有条件写出大文章，都应该写出大文章。
所以要弄清《岳阳楼记》的文章之美，还得从思想家和政治家的角度探寻作者的内心世界。
二、我们应该怎样做人
——独立、理性、牺牲的人格之美
人们都熟知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却常忽略了文中的另一句话：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前者是讲政治，怎样为政、为官，后者是讲人格，怎样做人。前者是讲政治观，后者是讲人生观。正因为讲出了这两个人生和政治的基本道理，这篇文章才达到了不朽。其实，一个政治家政治行为的背后都有人格精神在支撑，而且其人格的力量会更长久地作用于后人，存在于历史。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物，指外部世界，不为利动；己，指内心世界，不为私惑。就是说：有信仰、有目标，有精神追求，有道德操守。结合范仲淹的人生实践，可从两个方面来解读他的人格思想。
一是独立精神——无奴气，有志气。
范仲淹有两句诗最能说明他的独立人格：“心焉介如石，可裂不可夺”。他在《岳阳楼记》里向往那些高风亮节的人，说“噫！微斯人，吾谁与归。”我们看看他最希望与哪些人同归呢？
1034年，当范仲淹第二地次被贬到桐庐任上时，他知道这里就是汉代高士严子陵隐居之地。严是汉帝刘秀未发迹时的好友，刘称帝，严坚决隐而不出。这种“不以物喜，不以已悲”的独立精神正是他所追求的。他便为严子陵修了一座祠堂，并亲写了一篇《记》文，文末歌曰：“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这四句话流传甚广，也成了他人格精神的写照。
1038年，范第三次被贬赴润州（今江苏镇江）任上时，途中经彭泽拜谒唐代名相狄仁杰的祠堂。狄刚正不阿不畏武则天的权势被陷入狱，又贬为县令。范当即为其写一碑文，歌颂他：
“呜呼，武暴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隨，何力不回！我公哀伤，拯天之亡：逆长风而孤骞，愬（su同诉）大川而独航。金可革，公不可革，孰为乎刚!地可动，公不可动，孰为乎方!”
文字掷地有声。而当时作者也正冒着朝中的“暴火寒灰”，独行在被贬的路上。而他所描写的刚不可摧、方不可变，也正是自己的形象。范仲淹于太宗端拱2年（989年）生于徐州，出生第二年父亲去世，29岁的母亲贫无所依，抱着襁褓中的他改嫁朱家，来到山东淄州（今山东邹平县附近）。他也改姓朱，名朱说。他少年时在附近的庙里借宿读书，每晚煮粥一小锅，次日用刀划为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一点咸韭菜为食。这就是成语“断齑划粥”的来历。这样苦读三年，直到附近的书已都被他搜读得再无可读。但他的两个异父兄长却不好好读书，花钱如水。一次他稍劝几句，对方反唇相讥：“连你花的钱都是我们朱家的，有什么资格说话。”他才知道自己的身世，心灵大受刺激。真是未出家门便感知世态之炎凉。他发誓期以十年，恢复范姓，自立门户。
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23岁的范仲淹开始外出游学，来到当时一所大书院应天书院（今河南商丘县），昼夜苦读。一次真宗皇帝巡幸这里，同学们都争先出去观瞻圣容，他却仍闭门读书，别人怪之，他说：“日后再见，也不晚！”可知其志之大，其心之静。有富家子弟送他美食，他竟一口不吃，任其发霉。人家怪罪，他谢曰：“我已安于喝粥的清苦，一旦吃了美味怕日后再吃不得苦。”真是天降大任于斯人，自觉自愿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他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中进士，在殿试时终于见到了真宗皇帝，并赴御宴。他不久调去安徽广德亳县做官，立即把母亲接来赡养，并正式恢复范姓。这时离他发愤复姓用了五年。
范仲淹中了进士后被任命的第一个地方官职是“司理参军”，就是审理案件的助理。他秉公办案常与上司争是非，任其怎样以势压人，也不苟同。每结一案，就把争论内容记在屏风上，可见其性格的耿直。一年后离任时，屏风上已写满案情，。他两袖清风，走时无路费，只好把老马卖掉。
二是理性精神——实事求是，按原则事
范仲淹的独立精神决不是桀傲不驯的自我标榜和逞一时之快的匹夫之勇。他是按自己的信仰办事，是知识分子的那种理性的勇敢。在我写瞿秋白的《觅渡》一文中曾谈到这是一种像铁轨延伸一样地坚定。
亚里士多德说：“吾爱吾师更爱真理。”范仲淹是晏殊推荐入朝为官的。他一入朝就上奏章给朝廷提意见。这吓坏了推荐人晏殊，说，你刚入朝就这样轻狂，就不怕连累到我这个举荐人吗？范听后半晌没有反应过来，一会儿，难受地说：“我一入朝就总想着奉公直言，千万不敢辜负您的举荐，没想到尽忠尽职反而会得罪于您。”回到家他又给晏写了一封三千字的长信说：“当公之知，惟惧忠不如金石之坚，直不如药石之良，才不为天下之奇，名不及泰山之高，未足副大贤人之清举。今乃一变为忧，能不自疑而惊呼！为公之悔，傥默默不辨，则恐搢绅先生诮公之失举也。”
晏殊是他的恩师，入朝的引路人。这件事充分体现了范爱吾师更爱真理的品格。
他刚到西北前线时，朝野上下出于报仇心理和抗战激情，都高喊出兵。主帅命令出兵，皇上不断摧问，左右不停地劝说。但他认为备战还不成熟，坚持不出兵。主帅说：“大凡用兵，先得置胜负于度外。”他说：“大军一动就是千万人的性命，怎敢置之度外？”朝廷严词催促出兵，他反复申诉，自知“不从众议则得罪必速”，“奈何成败安危之机，国家大事，岂敢避罪于其间！”结果，上面不听他的意见，1041年好水川一战，宋军损失6000人。此后宋军再不敢盲动，最终按范仲淹的策略取得了胜利。这种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到900多年后类似一例就是共产党的粟裕将军在淮海战役前中央三下其令要他帅师渡江，他三次斗胆向中央和毛主席上书，建议战场摆在江北，终于为毛泽东所接受，这一决策使得解放战争提前胜利三年。①
在人性中，独立和奴气，是基本的两大分野。一般来讲，人格上有独立精神的人，在政治上就不大容易被收买。我们不要小看人格的独立。就整个社会来讲，这种道德的进进步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奴隶制度造成人的奴性，封建制度下虽有“士可杀不可辱”的说法，但还是强调等级、服从。进入资产阶级民主社会，才响亮地提出平等、自由。人性的独立才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标准和道德意识。这一点西方比我们好一些，民主革命彻底，封建残留较少。②中国封建社会长，又没有经过彻底的资本主义民主革命，人格中的奴性残留就多。是现在许多人也在变着法媚上。对照现实我们更感到范仲淹在一千年前坚持的独立精神的可贵。正是这一点，促成了他在政治上能经得起风浪。做人就应该“宠而不惊，弃而不伤，丈夫立世，独对八荒”。鲁迅就曾痛斥中国人的奴性。一个人先得骨头硬，才能成事，如果他总是看别人的脸色，他除了当奴才还能干什么？
纵观范仲淹一生为官，无论在朝、在野、打仗、理政，从不人云亦云，就是对上级，对皇帝，他也实事求是，敢于坚持。这里固然有负责精神，但不改信仰、按规律办事，却是他的为人标准。
“不以物喜，不以已悲”。那么以什么为立身根据呢？以实际情况，以国家利益为根据。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实事求是，无私奉献。人能超然物外，克服私心，就是一个大写的人，就是君子，不是小人。可惜，千年来人性虽已大有进步，社会仍然没有能摆脱这种公与私的羁绊。这个问题恐怕要到共产主义社会才能解决。你看我们的周围，有多少光明磊落，又有多少虚伪龌龊。凡成大事者，首先在人格上要能独立思考，理性处事，敢于牺牲。而那些人格上不独立的人，政治上必然得软骨病，一入官场，就阿谀奉承，明哲保身，甚而阳奉阴违，贪脏枉法，买身投靠，紧要关头投敌叛变。我在官场几十年，目之所及，已数不清有多少的事例，让你落泪，又让你失望。有的官员，专研究上司所好，媚态献尽，惟命是从。上发一言，必弯腰尽十倍之诚，而不惜耗部下百倍之力，费公家千倍之财，以搏领导一喜。某次我亲历一官员手捧笔记传达上司讲话，为核一字，揣其口吻，汗涔涔然，十多分钟。上司看一展览，说好，可再办一个。他立即说，照办。下面反映说，这种事要提前一月申请场馆，下通知，各地要做预算，现突然要办，难度大，耗资多。他说，不管，你就给我办。这种对上为奴，对下为虎的劣根人格实在可悲。陈云同志讲：“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小平同志推倒两个“凡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每次读《岳阳楼记》就会立即联想到周围的现实。“不为物喜”，就是不随波逐流，这种对独立的人格追求，仍然是我们现在最需要的。
三是牺牲精神——为官不滑，为人不奸
“不以已悲”是抛却个人利益，不患得患失。
怎样处理公与私关系，是判断一个人的道德高下的最基本标准。我们熟悉的林则徐的两句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有的人，茍利天下，一毫而不拔，宁可我负人，决不人负我。有的人处处为国着想，为别人着想，关键时刻可以牺牲自己。如果社会上都是第一种人，那么，这个世界成天尔虞我诈，偷砖拆瓦，早就毁灭了。幸好还有这第二种人，社会才和谐，才进步。范仲淹一生为官不滑，为人不奸。他的道德标准是只要为国家，为百姓，为正义，都可牺牲自己。兹举两例。
1038年宋西北的夏建国，赵元昊称帝。宋夏战事不断。边防主帅范雍无能，1040年仁宗不得不重组一线指挥机构，任命范仲淹为陕西经略招讨副使（副总指挥）赶赴前线，这年他已52岁，这之前他从未带过兵。范仲淹一路兼程，赶到延州(今延安)。延州才经兵火之后，前面36寨都被荡平，孤悬于敌阵前。朝廷曾先后任命数人都畏敌而找借口不去到任。范说，形势危机，延州不能无守，就挺身而出，自请兼知延州。
范仲淹虽是一介书生，但文韬武略，胆识过人。他见敌势坐大，又以骑兵见长，便取守势，并加紧部队的整肃改编，提拔了一批战将，在当他边民中招募了一批新兵。庆历二年（1042），范仲淹密令19岁的长子纯佑偷袭西夏，夺回战略要地“马铺寨”。他引大军带筑城工具随后跟进。部队一接近对方营地，他令就地筑城，十天，一座新城平地而起。这就是后来发挥了重要战略作用的像一个楔子一样打入夏界的孤城——大顺城。③城与附近的寨堡相呼应，西夏再也撼不动宋界。夏军中传说着，现在带兵的这个范小老子（西夏人称官为老子）胸中自有数万甲兵，不像原先那个范大老子（指前任范雍）好对付。西夏见无机可乘，随即开始议和。范以一书生领兵获胜，除其智慧之外，最主要的是这种为国牺牲的精神。
范与滕宗谅（字子京）的关系，是他为国惜才，为朋友牺牲的例证。滕与范仲淹是同年的进士。也是一个热血报国的忠臣。西北战事吃紧时滕也在边防效力，知泾州。当时正定川一役大败之后，形势危机。滕招兵买马，犒赏将士，重振旗鼓。范又让他兼知庆州，亦治理得井井有条。但正因为他干事太多，就总被人挑毛病，有人告他挪用公款15万贯。仁宗大怒，要查办。但很快查明，这15万贯钱，犒赏用了三千贯，其它皆是用于军饷。而这三千贯的使用也没有超出地方官的权力规定范围，但是朝中的的守旧派，咬住不放，乘机大做文章，宰相等也黙不作声。范这时已回京，他激愤地说，朝廷看不到边防将士的幸苦和功劳，一任有人在这些小问题上捕风捉影，加以陷害，这必让将士寒心，边防不稳。他力保滕宗谅无大过，如有事甘愿同受处分。这样滕才没有被撤职，而在庆历四年（1044年）贬到了岳阳。才有后来《岳阳楼记》这一段佳话。如果没有当年范对滕的冒死一保政治史和文学史都将缺少精彩的一笔。可知范后来为他写《岳阳楼记》，本身就是一种对朋友、对正义事业的支持，而这是要冒风险、付代价的。他在文章中他叹道：“微斯人，吾谁与归”，他愿意和志同道合的战友一起去为事业牺牲。
凡任何革命的、进步的团体和事业，都是以肝胆相照的人格精神为基础凝聚力量，团结队伍的。不要奷滑，只要忠诚。文化大革命中制造了“61人叛徒集团”，诬刘少奇为内奸、叛徒。周恩来1966年11月22日致信毛泽东：“当时却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红卫兵要揪斗陈毅，周站在大会堂门口厉声说：“你们要揪，就从我身上踩过去。”而康生对借“伍豪事件”整蔑周恩来却装聋作哑。
三、我们该怎样为官——忧民、忧君的为政之道
范仲淹对政治文明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一个“忧”字上。《岳阳楼记》产生于我国封建社会成熟期之宋代，作者生于忧患，成于忧患，倾其一生和一个时代来解读这个“忧”字。好像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转折时期，专门要找一个这样的解读人。
范仲淹的忧国思想，最忧之处有二，即忧民、忧君。也可以说是留给我们的两笔政治财富。用现代政治术语来说就是：干群关系和上下级关系。这是每一个政治家都要面对的问题。
1、忧民。
他在文章中写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就是说当官千万不要忘了百姓，官位越高，越要注意这一点。
政治就是管理，官和民的关系是政治运作中最基本的内容。忧民生的本质是官员的公心、服务心。是怎样处理个人与群众的关系。有的人为官，做民众的牛，在服务和奉献中享受快乐；有的人做官，骑在民众的头上作威作福，在攫取和占有中满足私欲。但人民永远是第一性的，任何政权都是靠人民来支撑。一些进步的封建政治家也看到了这一点，强调“民为邦本”，唐太宗甚至提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范仲淹继承了这一思想并努力在实践中贯彻。他认为君要“爱民”、“养民”，就像调养自己的身体，要十分小心，要轻徭役、重农耕。特别是地方官，如果压榨百姓，就是自毁邦本。
范仲淹从1015年27岁中进士到1028年40岁进京任职前，已在基层为官13年。如果说27岁以前的“断齑划粥”，书院苦读，使他熟悉了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政治理论，坚定了他的忧国信念，这13年深入民间，调查研究，则炼就了他的忧民之心。这期间，他先后转任广德（今安徽广德）、亳州（今安徽亳县）、泰州（今江苏泰州）、兴化（今江苏南通一带）、楚州（今江苏淮安）五地，任过一些掌管刑狱的幕僚小职，最后一任是管盐仓的小吏。他表现出一个典型的有知识、有理想、又时时想着报国安民的青年官吏的所作所为。他按儒家经典的要求“达则兼济天下”，但是却扬弃了“穷则独善其身”，只要有一点机会，就去用手中的权力为老百姓办事，并时刻思考着只有百姓安康，政治才能稳定。
范仲淹的忧民思想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为民办事、为民请命和为民除弊。
为民办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权为民所用”
他较突出的一件政绩是修海堤。1021年，范仲淹调泰州，任一个管理盐仓的小官。当时泰州、楚州、通州（今南通）位于淮水之南，东临黄海，海堤年久失修，海水倒灌，冲毁盐场，淹没良田，不但政府盐利受损，百姓亦流离失所，逃荒他乡。范仲淹只是一个看盐场的小吏，这些地方上的政务经济上的事本不归他管，但他见民受其苦，国损其利，便一再建议复修海堤，政府就干脆任他为灾区中心兴化县的县令。他制定规划，亲率几万民工日夜劳作在筑堤工地。一次大浪淹来，百多人顿时被卷入海底。一时各种非议四起，要求停工罢修，范力排众议，身先民工，亲自督战，前后三年，终使大堤告成。地方经济恢复，国家增收盐利，流离的百姓又回到故乡。人们感谢范仲淹，将此堤称为“范堤”，甚至有不少人改姓范，以之为荣。历代，就是直到今天，能为范仲淹之后仍是一种光荣。明朝朱元璋一次审查犯人名单，见一叫范从文的人，疑是仲淹之后，一问，果是12世孙，便特赦了他。有一土匪绑票，见苦主名范希荣，再问是仲淹之后，立即放掉。可见范在民间的影响之大之远。现在全国为纪念他而建的“景范希望小学”就有39所。
二是为民请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情为民所系”。
关心民情，是中国古代清官的一种好品质，好传统。郑板桥就有一首名诗：“衙斋臥听箫箫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出身贫寒，起于基层的范仲淹一生不管地位怎么变，忧民之心始终不变。1033年，全国蝗、旱灾害流行，山东、江淮地区尤甚。时范已调回朝中，他上书希望朝廷派员视察，却迟迟得不到答复，他又忍不住了，冒杀头之祸，去当面质问仁宗：“我们在上面要时刻想着下面的百姓。要是您这宫里的人半天没有饭吃会是什么样子？今饿殍遍野，为君的怎能熟视无睹？”皇帝被他问得无言以对，就顺水推舟说：“那就派你去赈灾吧。”当年他以一个盐吏因上书自讨了一个修堤的苦差事，这次他这个谏官，又因言得差，自讨了一份棘手难办的赈灾之事。但从这件事情上倒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办事才干。他一到灾区就开仓济民，组织生产自救。灾后必有大疫，他遍设诊所，甚至还亲自研制出一种防疫的白药丸。赈灾结束回京后他还特意带回灾民吃的一种“鸟味草”，送给仁宗，并请传示后宫，以戒宫中的奢侈浪费。他的这个举动肯定又引起宫中人的反感。您去赈灾，完成任务回来交差就是，何苦又要借机为宫里人上一堂课呢？就你最爱表现，这怎能不招惹人嫉妒？他还给仁宗讲了他调查访问的一件实事。途中，他碰到6个从长沙到安徽的漕运兵，他们出来时30人，现连死带逃，还剩6人，路途遥远，还不知能不能活着回到家。他深感百姓粮饷和运输负担太重。他对皇帝说：“知之生物有时，而国家用度无度，天下安得不困！”
范仲淹忧民的第三个特点是为民除弊，除去弊政。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解放思想，改革创新。
他是一位行政能力极强的政要。他的忧民，绝不像其他官僚那样空发议论，装装样子。他每治一地，必有创造性的惠民政策。他在西北前线积极改革用兵制度。当时因战事紧张，政府在陕西征农民当兵，士兵不愿背井离乡，便有逃兵。政府就规定在兵的脸上刺字，谓之“黥面”。一旦黥面，他永世，甚至子孙后代都不得脱离军籍。范经调查后体恤民情，认为这“岂徒星霜之苦，极伤骨肉之恩”，就进行改革，边寨大办营田，将士可以带家，又改刺面为刺手，罢兵后还可为民。深得百姓拥护。
范仲淹是64岁去世的。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年，积劳成疾，病体难支，但逾迸发出为民请命，大胆改革的热情。1050年，他62岁时，知杭州，遇大旱，流民遍地。他不只用传统的调粮、赈济之法，而是以工代赈，大兴土木，特别是让寺院参加进来，用平时节余搞基建，增加就业；二是大办西湖的龙舟赛事，让富人捐助，繁荣贸易；三是高价收粮，使粮商无法囤粮抬价。这些看似不当，也受到非议，但却挖掘了民间财力，杭州平度荒。
宋代税收常以实物缴纳，以余补缺，移此输彼，谓之支移，但运输费要纳税人出。1051年，范仲淹去世前一年，知青州，这是他生命旅途的最后一站。他见百姓往200里外的博州纳税，往返经月，路途劳苦，还误农时，运费又多出税额的二到三成。农民之苦，上面长期熟视无睹，范心里十分不安。他就改革征税方法，命将粮赋折成现金，派人到博州高于市价购粮，不出五天即完成任务，免了百姓运输之苦，还有余钱。一般地方官都是尽量超征，讨好朝廷。他却多一斤不要，将余钱退给青州百姓。
诚如他言：“求民疾于一方，分国优于千里”。可以看出他的忧民是真忧，决不沽名，不作秀，甚至还要顶着上面的压力，冒被处分的危险。像上面所举之例，都是问题早就在那里明摆着，为什么前任那么多官都不去解决呢？为什么朝廷不管呢？关键是心中没有装着老百姓。所以“忧民”实际上是检验一个官好坏的试金石，也成了千百年来永远的政治话题。这种以民为上的思想延续到共产党就是彻底地为人民报务。毛泽东专门写过一篇《为人民服务》的文章。是邓小平百周年纪念。我受命写一篇纪念文章，在收集资料时，我问研究邓的专家：“有那一句话最能体现邓的思想？”对方思考片刻，答曰，邓对家人说过一句话可作代表，他说：“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大志，就是希望中国的老百姓都富起来，我做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我听后肃然起敬，细想从他1962年提出“白猫、黑猫”受批评，到文革后复出支持农村土地承包，其一生所忧全在百姓，可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从范仲淹到邓小平，凡真心把当官看作为民办事的人，无不都时刻忧民，为民请命。。
2、忧君
范仲淹的第二忧是忧君。他说：“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封建社会君”即是国，他的忧“君”实际是忧国。
无论过去的皇帝还是现在的总统、主席，虽权在一人，但却身系一国之安危。于是，以“君”为核心的军民关系、君政关系、君臣关系便构成了一国政治的核心部分。而君臣关系，直接涉及领导核心的团结和大政方针的推行。综观历史，历代的君大致有明君、能君、庸君、昏君四个档次；臣也有贤臣、忠臣、庸臣、奸臣四种。于是明君贤臣、昏君奸臣，抑或庸君与庸臣就决定了一朝政府的工作质量。而又以君臣关系最为具体。（比如，史上最典型的明君贤臣配：唐太宗与魏征；昏君贤臣配：阿斗与诸葛亮等。）
范仲淹是贤臣，属臣中最高一档；仁宗是不庸不昏，基本上算是能君，属于第二档。他们的君臣矛盾，是比较典型的能君与贤臣的关系。在专制和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下，君既有代表国家的一面；又有权力自私的一面；臣子既要忠君，又要报国。这就带来了“君”的两重性和“臣”的两重性。君有明、昏之分；臣有忠、奸之别。遇明君则宵衣旰食，如履薄冰，勤恳为国；遇昏君，则独断专行，为所欲为，玩忽国事。“忧君”的实质是忧君所代表的国事，而不是忧君个人的私事。忠臣忧君不媚君，总是想着怎么劝君谏君，抑其私心而扬其公责，把国家治好。奸臣媚君不忧国，总在啄磨怎么满足君的私欲，把他拍得舒服一些。当然，奸臣这种行为总能得到个人的好处，而忠臣的行为则可能招来杀身之祸。范仲淹行的是忠臣之道，是通过忧君而忧国、忧民，所以，当这个“君”与国、与民矛盾时，他就左右为难。这是一种矛盾，一种悲剧，但正是这种矛盾和悲剧考验出忠臣、贤臣的人格。
范仲淹的忧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敢说真话，犯顔直谏。范仲淹的话说：“士不死不为忠，言不逆不为谏”。用欧阳修的话说：“直辞正色，面争庭对”，“敢与天子争是非”。
仁宗属于“能君”，他有他的主意，对范是既不全信任，又离不开，时用时弃，即信即离，类似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而范仲淹既有独立见解，又有个性，这就构成范仲淹的悲剧人生。封建社会伴君如伴虎，真正的忧君是要以生命作抵押的。范仲淹不是知道这一点，每次被贬他就说：“臣非不知逆龙鳞者，掇齑粉之患；忤天威者，负雷霆之诛。理或当言，死无所避。”他将一切置之度外，一生四起四落，前后四次被贬出京城。他从27岁中进士，到64岁去世，一生为官37年，在京城工作不4年。
1028年范仲淹经晏殊推荐到京任秘阁校理——皇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这是一个可以常见到皇帝的近水楼台。如果他会钻营奉承，很快就可以飞黄腾达。中国历史上有多少宦官、近臣如高逑、魏忠贤等都是这样爬上高位的。但是范仲淹的“忧君”，却招来了他京官生涯中的第一次谪贬。
原来，这时仁宗皇帝虽已经20岁，但刘太后还在垂帘听政。朝中实际上是两个“君”。一个名分上的君仁宗皇帝，一个实权之君刘太后。这个刘太后可不是一般人等，她本是仁宗的父亲真宗的一位普通后宫，只有“修仪”名分，但她很会讨真宗欢心。皇后去世，真宗无子，嫔妃们都争着能为真宗生一个孩子，好荣登后位。刘修仪自己无能，便想出一计，将身边的一位李姓侍女送给皇帝“伺寝”，果然生下一子。但她立即抱入宫中，作为己子，就是后来的宋仁宗。刘随即因此封后，真宗死后她又当上太后，长期干预朝政，满朝没有一人敢有异议。范新入朝就赶上太后过生日，要皇帝率百官为之跪拜祝寿。范仲淹认为这有损君的尊严，君代表国家，朝廷是治理国家大事的地方，怎么能在这里玩起家庭游戏。皇家虽然也有家庭私事，但家礼国礼不能混淆，便上书劝阻：“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礼；有南北之位，无北面之仪”干脆再上一章，请太后还政于帝。这一举动震动了朝廷。那太后在当“修仪”时先夺人子，后挟子封后，又扶帝登位，从皇帝在襁袍之中到现在已20年，满朝有谁敢置一喙？今天突然杀出了个陈咬金，一个刚来的图书校勘管理员就敢问帝后之间的事。封建王朝是家天下、私天下，大臣就是家奴，哪能容得下这种不懂家规的臣子？他即刻被贬到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任副长官——通判。范仲淹百思不得其解，十三年身处江湖之远，时时想着能伴君左右，为国分忧，第一次进京却一张嘴就获罪，在最方便接近皇帝的秘阁只待了一年，就砸了自己的饭碗。
范仲淹第二次进京为官是三年之后，皇太后去世。也许是皇帝看中他敢说真话的长处。就召他回朝做评议朝事的言官——右司谏。我国封建社会的政府监察体制分两部分：一是谏官，专门给皇帝提意见；二是台官，专门弹劾百官，合成台谏。到宋真宗时会，谏官权已扩大到可议论朝政，弹劾百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稳定，台谏制度有其一功，它强调权力制约，是中国封建制度中的积极部分。便是皇帝也要有人来监督，勿使放任而误国事。中国历史上从秦始皇到溥仪共334位皇帝，就曾有79位皇帝下罪己诏260次，作自我批评。这种对最高权力的监督和皇帝的自我批评是中国封建政治中积极的一面。范二次进京所授右司谏官的级别并不高，七品，但权大、责大、影响大。范仲淹的正直当时已很有名，他一上任立即受到朝野的欢迎。这时的当朝宰相是吕夷简。吕靠太后起家，太后一死他就说太后坏话。郭皇后揭穿其伎，相位被罢。吕也不是一般人等，他一面收买内侍，一面默而不言等待时机。时皇帝与杨、尚两位美人热恋。一日，杨自持得宠，对郭皇后出言不逊，郭挥手一掌向她打去，仁宗一旁急忙拉架，这一掌正打在皇帝脖颈上。吕和内侍便乘机鼓动皇帝废后。
后与帝都是稳定封建政权的重要因素，看似家事，常关国运。就是现代社会，第一夫人也会影响政治，影响国事。以毛泽东那样伟大的人，错娶江青，对他个人、党和国家都带来恶果，不堪回首。范仲淹知道后一旦被废，将会引起一场政治混乱。这种家事纠纷的背后是正邪之争，皇后易位的结果是奸相专权。他联合负责纠察的御史台官数人上殿前求见仁宗。半日无人答理。司门官又出来将大门砰地一声闭上。他的犟劲又上来了，就手执铜门环，敲击大门，并高呼“皇后被废，何不听听谏官的意见！”这真是有点不知高低，要舍命与皇帝辩论了。看看没有人理，他们议定明天上朝当面再奏。
第二天，天不亮范仲淹就穿好朝服准备出门。妻子牵着他的衣服哭着说：“你已经被贬过一次了，不为别的，就为孩子着想，你也再不敢多说了。”他就把九岁的长子叫到面前正色说道“我今天上朝，如果回不来，你和弟弟好好读书，一生不要坐官。”说罢，头也不回地向待漏院走去。“漏”是古代计时之器，待漏院是设在皇城门外，供百官暂歇等候皇帝召见的地方。范仲淹这次上朝是在1033年，比这早46年，公元987年，宋太宗朝的大王禹偁曾写过一篇很有名的《待漏院记》，分析忠臣、奸臣在见皇帝前的不同心理。他说，当大臣在这个地方静等上朝时，心里却在各打各的算盘。贤相“忧心忡忡”。忧什么，有8个方面：安民、扶夷、息兵、辟田、进贤、斥佞、禳灾、措刑，等到宫门一开就向上直言，君王采纳，“皇风于是乎清夷，苍生以之富庶”。而奸相则“假寐而坐”“私心慆慆”想的是怎样报私仇、搜钱财，提拔党羽，媚惑君王，“政柄于是乎堕哉，帝位以之而危矣。”④他说，既然为官就要担起责任，那种“无毁无誉，旅进旅退，窃位而苟禄，备员而全身”的态度最不可取。他在这里维妙维肖地描述和揭示了贤相与明君、奷相与昏君的两个组合，还要求把这篇文章刻在待漏院的墙上，以戒后人。
不知范仲淹上朝时壁上是否真的刻有这篇文章。但范仲淹此时的确是忧心忡忡。他忧皇上不明事理，以私害公，因小乱大。这种家务之事，你要是一般百姓，爱谁、娶谁，休妻、纳妾也没有人管。你是一国之君啊，君行无私，君行无小。枕边人的好坏，常关政事国运。历史上因后贤而国安，后劣而国乱的事太多太多。同是一个唐朝，长孙皇后帮李世民出了不少好主意，甚至纠正他欲杀魏徵这样的坏念头；杨贵妃却引进家族势力，召来安史之乱。
他正盘算着怎样进一步劝谏皇上，忽然传他接旨，只听宣旨官朗朗念道，贬他到睦州（今浙江桐庐附近），接着朝中就派人赶到他家，催他当天动身离京。这果然不幸为妻子所言中，顿时全家老小，哭作一团。显然这吕夷简玩起权术来比他高明，事前已做过认真准备，三下五除二就干净利落地将他赶出京城。他1033年4月回京，第二年五月被贬出京，第二次进京做官只有一年时间。
如果说范仲淹第一次遭贬，是性格使然，还有几分书生气，这二次遭贬，确是他更自觉地心忧君王，心忧国事。平心而论，仁宗不是昏君，更不是暴君，也曾想有所作为，君臣关系也曾出现过短时蜜月，但随即就如肥皂泡一样地破灭。范仲淹不明白，几乎所有的忠臣都如诸葛亮那样希望君王“亲贤臣远小人”，但几乎所有的君王都离不开小人，喜欢用小人。
这种犯言直谏的政治品德是超地域、超时代的。是一种可以继承的政治文明。时间过了近千年，到了1979年庐山发生了一场中共高层领导的争论，当然有对形势和方针方面的认识问题，但也有传统的君臣政治理念和道德、人格上的问题。彭德怀当然是那个事件的一个主角，但在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身上却更集中地体验出这种矛盾冲突，而别有一种悲剧色彩。田的身分有点类似范仲淹初入朝在秘阁的工作，是最高领袖的身边人。他虽对毛主席敬之如父，但在外地调查回来却如实反映了毛不愿意听的情况，7月23日那天他在庐山上听了毛泽东批判彭德怀的讲话，更是忧从心底生，既为他所敬重的领袖犯错误遗憾，又为党和国家的前途担忧。他和几个朋友来到山顶的一个亭子里，俯瞰山下万里山河，更加心事沉沉。有人说这空空的亭柱上怎么没有对联，田即张口愤然吟道：“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其忧国、忧民又忧君的矛盾和痛苦可见一斑。他后来他在文革中自杀明志。于此例我们也可以看出忧君思想在中国政治长河中的影响。
范仲淹忧君的第二方面的表现是大胆改革，付诸行动。
一个政权的腐败总是先从吏治腐败开始。当一个新政权诞生后，第一件事就是安排干部。通常，官位成了胜利者的最高回报，和掌权者对亲信、子女的最好赏赐。官吏既是这个政权的代表和既得利益者，也就成了最容易被腐蚀的对象和最不情愿的改革的阶层。只有其中的少数清醒者，能抛却个人利益，看到历史规律而想到改革。
1035年，范仲淹因知苏州治水有功又被调回京，任尚书礼部员外郎，知京城开封府。他已两次遭贬，这次能够回京，在一般人定要接受教训慎言敏行，明哲保身。但这却让范仲淹更深刻地看到国家的政治危机。他又浑身热血沸腾，要指陈时弊了。
这次，范仲淹没有像前两次那样挑“君”的毛病，他这次主要针对的是吏治之弊，干部制度问题。也就是由尽“谏官”之责，转而要尽“台官”之责了。
原来这宋朝的老祖宗，太祖赵匡胤得天下是利用带兵之权，阴谋篡位当的皇帝。他怕部下也学这一招来夺其子孙的皇位，就收买人心，凡高官的子孙后代都可荫封官职。这样累积到仁宗朝时，已官多为患，甚至骑竹马的孩子都有官在身。凡一个新政权大约到50年左右是一道坎，这就是当年黄炎培与毛泽东在延安讨论的“周期率”。到范仲淹在朝时，宋朝开国已80年，吏治腐败，积重难返。再加上当朝宰相培植党羽，各种关系盘根错节。皇帝要保护官僚，官僚要巩固个人的势力，拼命扩大关系网，百姓养官越来越多，官的质量越来越低。这之前，范两次遭贬，三次在地方为官，深知百姓赋税之重，政府行政能力之低，民间冤狱之多，根子都在朝中吏治腐败。他经调查研究，就将朝中官员的关系网绘了一张“百官图”。1036年他拿着这图去面见仁宗，说宰相统领百官，不替君分忧，不为国尽忠，反广开后门，大用私人，买官卖官，这样的干部路线，政府还能有什么效率，朝廷还有什么威信，百姓怎么会拥护我们。范又连上四章，要求整顿吏治。你想，拔起一株苗，连起百条根，这一整顿要伤到多少人的利益，如欧阳修所说：“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不免浮议之纷纷。”皇帝虽有改革之意，但他决不敢把这官僚班底兜翻，范仲淹在朝中就成了一个讨嫌的人。吕夷简对他更是恨得牙根痒，就反诬他“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那个仁宗是最怕大臣结党的，吕很聪明，一下就说到了皇上的痒处，于是就把他贬到饶州（今江西鄱阳）。从他1035年3月进京，第三次被起用，到第二年5月被贬出京，又只有一年多一点。
这次，许多正直有为的臣子也都被划入范党，分别发配到边远僻地。朝中已彻底没有人再敢就干部问题说三道四了。这次范仲淹离京，几乎没有人再敢为他送行。只有一个叫王质的人扶病载酒而来，他举杯道：“范君坚守自己的立场，此行比之前两次更加光彩！”范笑道：“我已经前后‘三光’了。你看，来送行人也越来越少。下次如再送我，请准备一只整羊，祭祀我吧。”他坚守自己的信仰“不以物喜，不以已悲”，虽三次被贬而不改初衷。
从京城开封出来到饶州要经过十几个州，除扬州外，一路上竟无一人出门接待范仲淹。他对这些都不介意，到饶州任后吟诗道：“三出青城鬓如丝，斋中潇洒过禅师”。“潇洒过禅师”，这是无奈地自我解嘲，是一种无法排解的苦闷。翻读中国历史，我们经常会听到这种怀才不遇、报国无门者的自嘲之声。柳永屡试不中，就去为歌女写歌词，说自己是“奉旨填词”，林则徐被谪贬新疆，说是：“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辛弃疾被免职闲居，说是“君思重，且教种芙蓉”。现在范仲淹也是：君恩厚重，让你到湖边去休息！饶州在鄱阳湖边，风高浪大，范自幼多病这时又肺病复发。不久，那成天担惊受怕，随他四处奔波的妻子也病死在饶州。未几，他又连调润州（今江苏镇江）、越州（今浙江绍兴）。四年换了三个地方。他想起楚国被流放的屈原，汉代被放逐的贾谊，报国无门，不知路在何方。他说：“仲淹草莱经生，服习古训，所学者惟修身治民而已。一日登朝，辄不知忌讳，效贾生‘恸哭’‘太息’之说，为报国安危之计。情既龌龊，词乃睽戾……天下指之为狂士。”范仲淹已三进三出京城，从东海边到北地大漠，来回调动已不下20次。他想，看来这一生他只有在人们讨嫌的目光中度过了。
但忠臣注定不得休闲。就像周恩来虽多次遭毛泽东的批评，写检讨，甚至被迫准备辞职，但救火的时候还是要用他。范仲淹也是这样，自1036年被贬外地4年后，西北战事吃紧，皇帝又想起了他。1040年他被派到延州（今延安）前线指挥抗战。1043年宋夏议和，战事稍缓，国内矛盾又尖锐起来。赋税增加，吏治黑暗，地方上暴动四起，仁宗束手无策。庆历三年（1043年）四月仁宗又将他调回京城任为副相，又免了吕夷简的官，请范主持改革。史称“庆历新政”。这是他第四次进京为官了。
这次，他指出的要害仍然是吏治。前面说过，范仲淹第三次被贬就是因为上了一个“百官图”，揭露吏治的腐败。七年过去了，他连任了四任地方官，又和西夏打了一仗，但朝中的吏治腐败不但没有解决，反愈演愈烈。他立即上书《条陈十事》。
他说，第一条，先要明确罢免升迁。现在无论功过，不问好坏，文官三年一升，武将五年一提，人人都在混日子。假如同僚中有一个忧国忧民，“思兴利去害而有为”的，“众皆指为生事，必嫉之，沮之，非之，笑之，稍有差失，随而挤陷。故不有者素餐尸禄，安然而莫有为也。虽愚暗鄙猥，人莫齿之，而三年一迁，坐至卿、监、丞、郎者，历历皆是。谁肯为陛下兴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去政事之弊，葺纲纪之坏哉？利而不兴则国虚，病而不救则民怨，弊而不去则小人得志，坏而不葺，则王者失政。”你看“国虚”、“民怨”、“小人得志”、“王者失政”现在我们读这篇《条陈》仍能感受到范仲淹那种深深的忧国忧民之心和急切的除弊救政之志。
他条陈的第二条是抑制大官子弟世袭为官。现在朝中的大官每年都可自荐子弟当官，“每岁奏荐，积成冗官”，甚至有“一家兄弟子孙出京官二十人。”大官子弟“充塞铨曹，与孤寒争路”范仲淹是“孤寒”出身，深深痛恨这种排斥人才的门阀观念和世袭制度。
他条陈的第三条是贡举选人，第四条是选好的地方官，“一方舒惨，百姓休戚，实系此人”第五条是公田养廉。十条倒有五条有关吏治。后面还有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等。我们听着这些连珠炮似的言词，和条分缕析般的陈述，仿佛看到了一个痛心疾首，泪流满面的臣子，上忧其君，下忧其民，恨不得国家一夜之间扭转乾坤，来一个河清海晏，政通人和。
毛泽东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干部制度向来是政权是核心问题。治国先治吏，历来的政治改革都把吏治作为重点。不管是忧君、忧国、忧民，最后总要落实在“忧政”上，即谁来施政，怎样施政。
范仲淹派许多按察使到地方考察官员的政绩，调查材料一到，他就从官名册上勾掉一批脏官。而仁宗让他搬到在自己的殿旁办公，即刻批准。可见对他的信任，是一段难得的蜜月。有人劝道：“你这一勾，就有一家人要哭！”范说：“一家人哭总比一州县的百姓哭好吧。”短短几个月，朝廷上下风气为之一新。贪官收敛，行政效率提高。但是，由于新政首先对腐败的干部制度开刀，先得罪朝中的既得利益者，必然会有强大的阻力。
他的朋友欧阳修就最担心这一点，专门向仁宗上书，希望能放心用范仲淹，并能保护他，不要听信谗言。“凡小人怨怨，范仲淹当自以身当，浮议奸谗，陛下亦须；力拒”。但是皇帝没有为他力拒小人之怨和纷纭的浮议。他一次又一次地无法“自以身当”，终于在朝中难以立足。庆历四年（1044年），保守派制造了一起谋逆大案，将改革派一网囊括进去。这回还是利用了仁宗疑心重，怕臣子结党的弱点，把改革派打成“朋党”。庆历五年（1045年）初，失去了皇帝支持的改革已彻底失败，范仲淹被调出京到邠州（今陕西彬县）任职，这是他第四次被贬出京了。这之后就再也没有回中央工作。
庆历六年（1046年）范仲淹时在邓州任上，这年他已58岁。生命已进入最后7年的倒计时。他自26岁中进士为官，四处奔波，三起三落，已31年，而三次进京工作总共也只有三年。自庆历改革失败后，他已没有重回中央的打算。现在他可以静静地回顾一生的阅历，思考为官为人的哲理。忽一天他的老朋友滕子京从岳阳送来一信，并一图，画得新落成的岳阳楼，希望他能为之写一篇记。这滕子京与他是同年进士，又在泰州任上和西北前线共过事，是庆历新政的积极推行者。滕的一生也很坎坷，他敢做敢为，总想干一番事，却常招人忌，甚至被陷害。他虽被贬岳阳，但仍怀忧国之心，才两年就政绩显著，又重修名楼。范仲淹看罢信，将图挂在堂前，只见一楼高耸，万倾碧波。胸中不由翻江倒海，那西北的风沙，东海的波涛，朝中的争斗，饥民的眼泪，金戈铁马，阁中书卷，严子陵隐身的钓台，楔入西夏的孤城，仁宗皇帝忽而手诏亲见，忽而挥袖逐他出京，还有妻子牵衣滴泪地阻劝，长子随他在西北前线的冲杀，……一起浮到眼前。他心中万分激动，喊一声：“研墨！”挑灯对图，凝神静思，片刻一篇368字的《岳阳楼记》就如珠落玉盘，风舒岫云，标新立异，墨透纸背。他把自己奋斗一生的做人标准和政治理想提炼为“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震大千而醒人智，承千古而启后人。文章熔山水、政治、情感、理想、人格于一炉，用纯青的火候为我们铸炼了一面照史、照人的铜镜。文章说是写岳阳楼，实在是写他自己的一生。金代学者元好问评价范仲淹说：“范文正公，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奇材、其量、其忠，一身而备数器”我们还可以再加上一句：“在文坛为大家。其思想、其文采，光照千年。”⑤
这文章是对我国封建政治文明的高度总结。中国封建社会近三千年，政界人物多得数不清，历朝皇帝334个（按理，他们是当然的大政治家），大臣官员更不知几多。但能写出《岳阳楼记》，并被后人所记住，学习和研究的只有范仲淹一人。现在我们知道要出一篇好文章是多么不容易了。这又回到我们开头讲的“一文、二为、三境、五诀”的标准。简要来说，你得有很高的政治修养和文学修养而且要能有机地结合。而这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用美学大师黑格尔的话说这种人是天才，“一般来说有这种才能的人一遇到心中有什么观念，有什么在感发他，鼓动他，他就会马上把它化为一个形象，一幅素描，一曲乐调或一首诗。”艺术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如王羲之的《兰亭序》，徐悲鸿的《马》，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等。范仲淹在这里是把他的政治理念化作了一篇《岳阳楼记》。
好文章是一个人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全部知识和阅历的结晶，是他生命的写照。其中不知要经历多少矛盾、冲突、坎坷、心酸、成功与失败。这非主观意志可得，只可遇不可求。因此一篇好的文章就如一个天才人物、一个历史事件，甚或如一个太平盛世的出现，不是随便就有的，它要综天时地利之和，得历史演变之机，靠作者的修炼之功，是积数十年甚或数百年才可能出现的一个思想和艺术的高峰。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千年易过，好文难有。
范仲淹为我们写了一篇千古美文，留下了一笔重要的文化财富和政治财富，同时他也以不朽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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